尚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罰不慎，刑不恤，豈非如呂氏春秋所言：

「知害人而不知害己」？

少時讀軾文章，刑賞忠厚之至論：

「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

「有一不善，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

「若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

古代刑、罰一體，刑事罰抑行政罰不分。

而近代台灣，法治呼聲極高，實質正義觀念則異常薄弱，以致使法律淪為沒有良知的行屍走肉。

大體上，刑事罰規範對象是人性之惡，可由人自然而生的正義感覺察，例如殺人放火；而行政罰，則是政府要求人民配合的管理措施，而人民不配合後不得不然的處分，例如垃圾分類。

所以刑事罰本質上有是非善惡，而行政罰因係管理措施，則無是非善惡可言。

因此，刑罰較重，種類科目較多，有罰金、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

行政罰較輕，只有罰鍰，罰鍰也應在人民可以承受的合理範圍。

否則政府以行政罰輕賤百姓如草芥，人民焉不視政府與法律如寇仇？

罰，要因為人民有法感但明知故犯而罰。

要罰得理所當然。

而不是如今日之亂象，人民不知法律，法律不管人民。

讓人民被罰得莫名其妙。

刑、罰的有效，不在嚴苛，而在公平。

誠如公元1043年范仲淹在宋仁宗慶曆三年所陳：

「用法枉曲，侵害善良」，是人民最大的苦。

百姓動輒得咎，處罰形同刀俎，人民則為魚肉，少則幾百，還算合理，多則如剛修正公佈的就業相關法規，真的不知道，怎麼會立出那麼苛的行政罰──動則三十萬到一百五十萬元。

拿這種標準去處罰像前陣子的某家建設公司老闆，以求才為陷阱，構騙涉世未深少女，無可厚非──因為那種案件本質上是犯罪。但是拿這種標準來處罰那些不但沒有惡性，只是不知道求職不能做年齡等設限條件的老百姓，是不是太離譜了？

歷代從來沒有因為嚴刑峻法，而能讓人民得以自在過活的太平盛世。

因為嚴刑峻法，關說必定普遍，最後東方哲學思考是為政不得罪巨室，傷及的一定是普羅百姓，根本難以公平執法，無權勢可以依靠的，到時候不只是一家哭，而會是一路哭。

這也是我在國會服務期間，反對鞭刑的原因。

只有輕刑簡賦，社會才能有秩序，人民才可輕鬆過日子。

刑罰可貴的不在輕重，而在公平、徹底、有效。

讓人民可以感受，法律成為一種文化，所謂的法感，法治才有成功的可能。

所以中正紀念館更名事件中，教育部不顧安危在夜間摸黑施工，北府勞工局移送教育部長杜正勝等四人，也同時對沒有安全配備執行拆除的局處開罰。

同樣的，到目前為止，各政黨未備妥員工名冊、未給員工休假，首先被開罰的是國民黨。

前個月，批了一份公文，找來承辦人了解。

「如果照這個作法，有多少人會受罰？」我問：

「追究近兩年，大概有十萬家．．．」。

「為什麼那麼多？」

「因為今年中央就交下一萬七千多件…」。

連我這種一生浸淫法律三十年的人都不知道，老百姓怎麼會知道？

我們是罰什麼？罰惡性、故意、放縱、漠視──

但如果法律只是法律，人民根本不知道，沒有惡性，沒有故意，沒有放縱也沒有漠視，怎麼罰得下去？

難道不了解，人民是多麼辛苦的在活著嗎？

忍心把法律當做刀俎，把人民當做魚肉嗎？

如果易位而處，自己做何感想？

那時我寫了「嚴與苛」那篇文章，希望執法嚴格，但還能讓人感受到大致公平，最重要的是不要刻薄寡恩。

前個星期，就業服務法剛修正公佈施行，處罰之嚴厲，讓人咋舌。

舉個例子：鎖螺絲的工作，規定矯正後（帶眼鏡）至少要0.5以上的視力才能工作，這種求才限制有違反身心障礙的歧視嗎？

最普遍的是年齡，大卡車司機駕照必須年滿20歲才可報考，因此，求才限定「徵大卡車司機，限20歲以上」難道也算年齡歧視？

如果這也算，那麼40歲或55歲的退休優惠專案、60歲或65歲退休規定，甚至是教育部剛才要送立法院的八三法案、八五法案，是不是都算年齡歧視？

我害怕這種法律的極端形式主義，因為那裡頭，沒有法律最需要的正義。

書經上說：「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這樣的法治卻是寧願濫殺無辜，也要歌頌惡法亦法。

這種只顧國庫的收入，卻不顧老百姓死活，也不管法律實質正義的情形，跟納粹執政有何兩樣？

前個星期，我要求同仁在執行新法的處罰之前必須先訂出統一裁罰基準，去顧慮到那些並不知道的人，否則必然有錢有勢的到最後常會關說擺平，被處罰的反而是那些最可憐最辛苦的人。

八月十四日，馬英九先生獲判無罪。

市政會議響起一片歡呼聲，可嘆的是，晚上在談話性節目又成藍綠對決的另一個劇碼。

2007年3月5日「走春九歌」，提到公款、私款的認定，是國家的制度，不是誰的認知。

從1952年迄今，國家設立這樣的制度，把半數款項匯入首長的私人帳戶，或是由首長以私人的領據領走，檢方在2007年初春，卻以公款入私帳的理由，依貪污罪起訴馬英九，天下荒謬的事，有勝於此嗎？

刑罰的處分，不只是刑法分則上構成要件的問題，每個處分，都必須在前提上具備──

在通常的概念上，有沒有違法性？

如果使用刑罰制裁，符不符合社會該當性？

行為人對他的行為，有沒有違法性的認知？

否則，如果形式主義是對的，那麼用公家的電話打回家，算不算貪污？

同樣的，行政罰亂了套，成了比刑罰還要嚴苛的法律，而且不須要經過審判。

難道忘了，唐．杜荀鶴「再經吳縣墄」那首詩：

去歲曾經此縣城

縣民無處不冤聲

今來縣宰加朱紱

全是生靈血染成

刑、罰，要慎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