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事一項研究--中國基督徒的社會心理學與組織行為學，我戲稱之為「土鱉基督徒學」。土鱉基督徒，是我對中國大陸部分基督徒或者說「基督徒」的 稱呼。他們的最大特點是雖然自我認為極其「屬靈」，但潛意識或無意識中卻受中國的傳統思維影響著。打個比方，他們認為的「屬靈」，可能受中國傳統的「降神附體」思想影響極大，卻極少考慮「聖(靈）神的七項恩典、九種果實」。所以他們的「靈恩」基本上與「跳大神」無異。

土鱉

白天入土潜伏 夜晚出来活动

而且越自我感覺「屬靈」的人，愈顯得土鱉？因為他們自認為「屬靈」，有來自「上帝」的真傳，所以拒絕神學、教會訓導，甚至是人類文明的成果，如此反智，就愈來愈顯得愚不可及。反之，他們意識深處中國傳統的隱性文化無時無刻不發揮著作用，記憶中的《聊齋誌異》、《西遊記》始終影響著自己對靈界的認 識。最終把他們演變成拿著聖經的義和團、紅衛兵，他們信仰的「耶穌」也成為十字架上的觀世音菩薩。

作為信奉天主教的老夫在此聲明，吾人的這項研究是從社會心理學和組織行為學的角度出發，與信仰、神學無關，與教派無關。

第一章 見證與「富信佛、窮信主」

在開端，老夫切願聲明：吾人絕無歧視下層民眾的意思，相反，老夫對一些傳教人員忽悠底層民眾十分反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GDP飛速增長，舉世矚目，早已坐上世界第二把交椅，並時刻覬覦世界龍頭老大---美帝國主義。

比GDP增速更快的的是中國的「基督徒」人數，天主聖教從十六世紀末傳入中國，至今信徒未超過一千萬。基督新教（中國還有一部分人自稱是「基督 徒」，而不屬於任何教派，但統計時把他們算在新教內）從一八〇七年傳入中國，至一九四九年僅有七十萬信眾。然而，改革開放後的三十餘年裡，基督（新）教卻 呈幾何級數增長，據2010年宗教藍皮書----《中國宗教報告（2010）》披露：中國基督教徒數量總體估計為2305萬。但實際上中國的基督（新）教 人數可能達到七、八千萬之巨。其增長速度，要甩出中國的GDP增幅幾條街。

為什麼中國大陸的「基督徒」人數出現井噴態勢呢？用他們自己的說法是「聖靈充滿」，一些天主教的神長、教友也符合這種歪理邪說。老夫認為：說基督 教發展得快是因為「聖靈充滿」，實在是荒誕不經。大陸淪陷前的一百多年，眾多外國差會的傳教士把畢生精力，甚至生命獻給了中國的福傳事業，在傳教的同時， 又在中國興辦辦醫院、學校、孤兒院、瞽童學校等慈善機構，也沒見到「充滿聖靈」。反而這幾十年中國「基督教會」近乎百分之百的走基要主義路線，就 「聖靈充滿」了？可見事情並非這麼簡單。

但中國的「基督徒」人數是實打實發展迅速啊，這是何故？且聽老夫掰扯。

先說一下中國的人信仰基因，陳丹青老師在接受鳳凰網採訪時說過：「中國人有自己的信仰，中國的信仰就是：去TMD，活下去最要緊！這是很偉大的信仰！」

與陳老師的名言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有一年《南方人物週刊》曾對中、印兩個國家的國民進行了一下對比，該刊記者劉子超的文章《我在東土 你在西天 中印交流的樣本》中有這樣一段話：

「在中國，功利主義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能否給今生今世帶來具體可見的結果，成為檢視它的唯一標準。但在印度的思想中，幾乎不存在這種「功利」主義的問題。」

陳老師和劉記者都道出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人活得相當「現實」，絕不敢將自己的希望寄託在「來生（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稱之為 「永生」）。所以，自古以來，有明確宗教信仰的中國人並不多，特別是漢族人，比例更少，。大部分中國人都是不可知論者，這與印度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這也是 一九四九年以前基督宗教在大陸傳播緩慢的原因。那個年代「小姐」還是大家閨秀；「美女」還是稀有族群；基督宗教不是革命黨，不能給你帶來田地、房屋；信仰 也不是成功學（老夫戲稱之為「牛X學」），不會讓你在現實牛B哄哄。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大陸恢復了有限的宗教信仰自由，然而此時傳教人才匱乏，外國傳教士早已被當成「帝國主義分子」被驅逐出境。面對龐大的中國 人口基數，熱心的傳教人士發明了一種極富中國特色的「福傳模式」，那便是「見證」。先請諸位欣賞某年七月二十八日《南方週末》中韓東的《信仰不是空談》一 中的一段話：

底層民眾傾向於基督，這也不是我亂說。多年以前，我曾經下放過的那個村子上的一個小姑娘來南京，問起當地的情況，她說：「我們現在信牙素。」她說 的是方言，我一時沒反應過來。後來突然醒悟，「牙素」乃是耶穌也。我問：「信牙素幹什麼？」小姑娘說：「信牙素能治病，信了病就好了。」

韓東（先生？女士？）生動地記述了一位被人忽悠進教的鄉村小姑娘。寥寥數筆，將一些「基督教會」描寫得淋漓盡致。他們勸人信教，不是說：「變賣你 所有的一切，施捨給窮人」，而是說：「美國為什麼那麼富？那是信耶穌信的！」。不是說， 「你要背上十字架，跟耶穌走苦路」。而是說，你信耶穌了，保你一順百順！你有病就會好了。你看張三或李四，得病快死了（或已經死了），我們為他（她）禱 告，他（她）就好了。

如果諸位有興趣的話，可以走訪一下附近的「基督徒」，這樣的「見證」比比皆是。2010年宗教藍皮書----《中國宗教報告（2010）》可驗證 我這種說法，藍皮書指出：「調查亦顯示基督教徒信教的主要原因中……歸因自己或家人生病的信徒佔到了68.8％。」也就是說近七成人信教不是為了「追求天 主的國和他的義德」，而是抱著功利性的目的。這是中國傳統的功利主義思想披上基督的外衣而已, 耶穌基督，對於他（她）們而言只是「十字架上的觀世音菩薩」。與吾主耶穌基督的訓誨已是漸行漸遠。

韓東（先生？女士？）在文中還提到當今社會的「窮信主、福信佛」的現象，一些基督宗教因為傳不上富內只好走的是下層路線，面向低收入、低文化群體的人士作各種「見證」，吸引其入教，很顯然，「基督教會」的市場大,。因為中國的窮人遠遠多於富人。

當然了，這類「見證」似乎只在中國大陸有效，而不是放之四海皆準，不能用它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不信教的民眾。蓋每個民族的習性不一。

保祿宗徒不是總結說：猶太人要求的是神蹟，希臘人尋求的是智慧（格前：一「廿二）嗎？保祿宗徒早年向希臘人傳教就不太順利。希臘人是非常有理性 的，他們愛好赫拉克利特、畢達哥拉斯、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等先哲們遺留下來的「智慧（σοφία）」，當保祿在雅典的宣講死人復活的時候，那些人並不感 冒。但我們知道，今天的希臘人普遍信奉吾主耶穌，希臘的國旗上甚至有十字架圖案。古希臘文化曾經浸淫過的主要城市如亞歷山大利亞、安提約基亞、君士坦丁堡 等，無一不曾是基督宗教的重鎮。這是為什麼呢？我認為主要是歸功於古代東方的教父們，特別是初期的教父們，如亞歷山大利亞的奧利振、聖依勒內、凱撒利亞的 大巴西略、尼撒的大額我略、亞歷山大利亞的聖格萊孟等等，不勝枚舉。教父們用希臘哲學手段解釋福音，使人們知道來自天主的上智（σοφία）才是真正的智 慧，所以你看東正教的很多教堂就叫做「上智大教堂（音譯成索菲亞大教堂）」，教父們還用希臘哲學的手段釐定一端端的信理，如「三位一體」、「兩性一位」、 「天主之母」等等。

但當福音傳到中國的時候，就是另一番的土壤環境了。

因為中國人缺乏古希臘人的理性及科學素養，一直對「格物致知」不感興趣。儘管近年來大學拚命的擴招，但中國人的科學素養還是不高。 面對這樣一群既缺乏科學、理性素養，又缺乏宗教素養的人群，用向猶太人宣講的「復活」顯然不能打動他，用向希臘人傳教的哲學語言顯然也不能打感召他。但這 個產生過義和團、紅衛兵民族有個特點，很習慣於「罐頭思維」。「罐頭思維」是英國學者斯泰賓在《有效思維》提出的。斯教授認為：在複雜、多有變化的事情面 前，人們在簡單、現成的語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感覺到了把握形勢的力量。久而久之，很容易養成一種習慣，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們思考之勞的簡明論斷，這就 是罐頭思維。它讓人思想懶惰，先是不肯仔細思考，而終於完全喪失了仔細思考的能力。

對待習慣於」罐頭思維」的人群，「見證」顯然是一個傳教的利器，正如我在前文所說，你如果到他們的團體中呆上二十分鐘，他們八成就會給你講各種「見證」，如某某得了不治之症，所有的醫院都沒治好，於是大家替他禱告，他的病竟然奇蹟般地好了云云。

當然了，如果僅僅是路人甲、路人乙的見證故事顯然還不足以打動人，於是高級形式的見證應運而生。一是向深度發展，比如靠名人效應做「見證」。像什麼說牛頓、愛因斯坦、孫中山、蔣介石、陳光標、楊利偉、彭（敏感詞）、溫（敏感詞）等人都是基督徒等，說得你怎好意思不信主。

再比如靠所謂的「科學發現」見證，比方什麼美國的哈勃望遠鏡看到太空中有一座金碧輝煌的城市，是為天堂；蘇俄的鑽頭勘探到地獄；人死了身體減少21克，乃是靈魂的重量；香港人在土耳其發現諾亞方舟等等等等。鐵證如山，怎能不信？

這些見證可謂事半功倍，說者唾沫飛濺、聽者深信不疑，並繼續傳播開來，「為主作見證」。很少有人去仔細推敲一下這些見證，是否有些事件與事實有出入，比如陳光標真的信教嗎？再比如天堂如果真的在物理太空的某處，還信教幹什麼？直接買張飛船票到那兒就得了唄！

「見證」還可以往廣度上發展，那便是極為恐怖的「神（靈）恩」祈禱大會，因為大家覺得這麼一個拉一個地「見證」傳教還是太慢。乾脆開個大會，在這 種聚會中，大家又唱又跳，最後「聖靈」象火舌一樣從天而降，這時腿有殘疾的人能跳迪斯科了；聾啞人會詩朗誦了；瀕臨死亡的人能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選人大 代表了。如此批量地、大躍進式的「神恩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