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在此間的寫作圈子，我已經被列入寫鄉土的了。想一想自己寫過的幾篇東西，事實上也是如此。拿裡面的人物和背景，雖然做不到青一色，湊一色總算道地。有幾位朋友曾經勸我說：老寫鄉巴佬，也該寫一寫知識分子吧。言下之意，似乎很為我抱憾。我曾經也試圖這樣去做。但是，一旦望著天花板開始構思的時候，一個一個活生生地浮現在腦海的，並不是穿西裝打領帶，戴眼鏡喝咖啡之類的學人、醫生，或是企業機構裡的幹部，正如我所認識的幾個知識分子。他們竟然來的又是，整個夏天打赤膊的祖母，喜歡吃死雞炒薑酒的姨婆，福蘭社子弟班的鼓手紅鼻獅仔，還有很多很多，都是一些我還沒寫過的人物。他們像人浮於事，在腦海裡湧擠著浮過來應徵工作似的，不但形諸於色；紅鼻獅仔還咚咚地點起鼓，同伴的文武場也和上來了。我告訴我自己說，我這次可不是要寫鄉土的了，我想寫些知識分子的小說。說著費了很大的勁兒想把腦子裡的老鄉拂去。但是他們死賴活賴不走，還有我自己溫情的根性所纏，只好讓他們在那裡吵嚷，而無奈於對。反過來我不寫，他們也奈何於我。就僵持之間，我看到我童年我們老家屋後的河，在夏日的日光下金光閃閃地從我們身邊流過。

我和打赤膊的祖母在河邊磨著番薯粉。
「阿明，你看河裡流的是什麼？」
「哪裡？」我從盆子裡抬起頭說。
「呀！流到老嬰仔他們的橋下了。」

我們一起伸長頸子，望過橋的另一邊。
「看！就是那一團黑黑的東西。」
「好像一隻死雞。」我說
「快去看看。如果沒臭的話，就送給姨婆。」

祖母的話還沒有說完，我就從我們的橋跑出去，準備跑到老嬰仔隔壁洪歪家的橋上去等著撿它。但是當我跑到老嬰仔的橋頭的時候，老嬰仔家的阿木也跑出來了。我趕緊跑到洪歪的橋上時，洪歪家的柳哥也跑上橋，也想撿那一隻死雞。死雞有一點刁難似的，慢慢地流過來，我們三個差不多大小的小孩子，並排著跪擠在洪歪的小木橋上，探出身伸出一隻手，在水面上不安地輕晃著。這時河邊磨番薯粉的婦女，都停手望著我們三個小孩子。死雞越流近我們，我們的心裡越緊張。尤其是我，緊張得快崩掉。因為三隻手伸出去，我的手還差兩邊的阿木和柳哥他們一截。當死雞流到我們面前，快落入他們的手的剎那，我縱身一躍，撲通地跳到河裡，一手抓住死雞。稍一定神，我聽到河邊大人的嘩笑聲。橋上的阿木和柳哥不平地罵我土匪。

「又沒饑荒，一隻死雞三家人搶。」祖母高興地笑著說。
我站在河裡露出半身，就地提起死雞聞了一下。
「阿媽。好像不怎麼臭哪！」
「拿回來再說吧」

當我濕著身子，跑到紅瓦厝把死雞拿給姨婆時，她說：
「你怎麼這樣的身子？」
「我跳到河裡搶的。」

「真乖。」她接過死雞：「呀！可不小啊！看姨婆今天可真有口福咧。阿明，你看。」她指著門後，「等一下也準備殺這一隻肥豬哪！」
她所指的原來是一隻在老鼠籠裡竄來竄去的大老鼠。
「好大的老鼠呀！」我蹲過去看。
「手指可不能碰呀！有一斤哪！晚飯你來我有兩樣肉給你吃。」
「我不要！」我嚇壞了。
姨婆聽到我這般驚嚇，一邊笑一邊拿著死雞到裡面去了。

「姨婆──我要回家了。」我有意提醒她一件事。
「好，好。再來啊。」她從廚房應聲出來。
但是我還沒走。因為這次她忘記給我銅板。

過了一會兒，姨婆想到門後的老鼠，她走出來大庭的時候，驚訝地說：
「喲！你不是回去了嗎？」
我沒說什麼。我還是留在那裡。

姨婆提著老鼠籠說：「這是一隻老鼠公啊。」一邊說，又一邊走到裡面去了。
「姨婆──我要回家了──」
「好，好。再來啊。」又從裡面應聲出來。
我很失望，要是知道這樣也不跳到河裡去搶死雞。我站在那兒埋怨一下，正想走的時候。在裡頭的姨婆叫了：
「阿明──阿明──」
「什麼事？」
「你還沒走？」
「我要走了。」
「等一下。」

她走出來了。一看到我，就把衫掀起來。我看到她腰間那個繡花的小兜。她說：
「看我多糊塗。竟忘了賞你。」她一邊說，一邊扳開兜蓋，用手指夾出兩個銅板給我。「吃晚飯以前，來這裡拿一些我做好的肉，給我姊姊吃。」
「誰？」我一下子忘了她說的是誰？
「小傻子，我姊姊就你家的阿媽也不知道。」她笑了笑。這時我才想起來。
「你回去吧。不要忘記來拿肉啊──」
「好──」我跑出好多步，回頭看，我看到姨婆依在門口看我，還向我揮揮手。我轉過臉，心想姨婆在看我，我提起精神，用心地跑著，好讓她老人家欣賞欣賞。一、二、一、二……

想到這裡，看看我桌子上的稿紙。一邊心裡想，就寫了他們吧。一邊又告訴自己說，這是以後想寫的長篇〈龍眼的季節〉裡的情節。今晚想寫知識分子的啊。就寫貿易公司陳總經理怎麼樣？他以前落魄得很，後來一發達就怎麼怎麼，不然就寫營業部臺大經濟系畢業的洪經理，他也是時下很典型的知識分子啊。我突然又想到一個，電視公司那個圈子。這實在是一個取材取之不盡的圈子。想一個綜藝節目，或是一個連續劇的製作到演出，就可以把整個圈子裡的知識分子牽出來。想著想著，不知不覺地，又聽到姨婆他們在饒舌，也聽到福蘭社的鑼鼓喧鬧起來。甚至於我已經看到帝爺廟前的廣場，搭野臺戲棚來了。

那是我童年時候的一個 農曆正月初一 ，因為母親才死後不久，我家的新年就淡淡地來，也淡淡地過去。那天下午，浮崙仔的福蘭社子弟班，為了這一年新春的開鑼，帝爺廟前開戲了， 戲還沒演出以前，戲臺上已經上了好多浮崙仔的小孩，我和弟弟也在那上面。

戲臺上的鞭炮響起來了，紅鼻獅仔手拿著鼓槌，把小孩一個一個趕下去。當他趕到我的時候，我指著坐在邊上調弦的人說：
「那個拉胡琴的就是我們的阿伯。」

紅鼻獅仔就沒理我們兄弟兩個，轉到別處去趕別的小孩去。
戲開始了，臺下湧來很多看戲的人。屋頂上，還有旁邊的老榕樹上爬滿許多小孩。我們在臺上正好蹲在打鼓的旁邊，看臺下看得好清楚，我和弟弟樂得一直在講話。

「喂！小孩！」我們猛回頭一看，原來是打鼓的在呼喝我們。「你們再講話，我可要趕你們下去啦！」他用透紅透紅的鼻子瞪我們。
「我的阿伯在拉胡琴哪！」弟弟天真地說。
「不管，誰也一樣！」他的鼻子似乎更紅起來。
我們看看他，又看看另一邊的伯父，也就不敢說話了。

正演著的「醉八仙」，對我們小孩子來說，實在沒什麼好看。說的仙話又聽不懂，動作嘛呆板地走過來走過去。臺下有許多人擠在前面的，大部分都是來等八仙把供果往下丟的時候，想撿幾塊回去吃，討個平安罷了。

當何仙姑出來的時候，蹲在我旁邊金水的小孩，很高興地回過頭告訴我說：
「那個何仙姑就是我爸爸咧。」

因為他的語氣太驕傲了，所以我想殺他盛氣說：
「難看死了，臉皮那麼粗，抹上粉還是那麼粗。」
「你伯父有什麼了不起！拉胡琴又穿不到漂亮的戲服。」
「你爸爸沒有小雞雞才做何仙姑。」沒想到弟弟竟冒出這麼一句話來。
「我要告訴我爸爸。」他差一點哭出來。
「去說，去說。」我知道他爸爸正在演何仙姑，他沒辦法去告訴他。我又逼著說：「去說哦！不敢就是狗養的。去說啊！去說……」

正說得得意，我的頭啪地挨了一記，回頭一看，打鼓的紅著鼻子怒目瞪我，雙手還密密地點著鼓。我一手撫摸我的光頭，也怒目瞪著打鼓的，但是我還叫那一朵紅鼻子移開了視線，看到何仙姑的兒子得意的臉孔，使我覺得挨到那一記鼓槌的地方，現在才真正的疼痛起來。我稍稍地走到戲臺上面的邊緣，眼睛找好底下的一小塊空地。這時我站直身體。回過頭瞪著打鼓的；奇怪，我每次想瞪他的眼睛，但是瞪著的都是他的紅鼻子。我大聲地叫：

「打鼓的家裡死人──」我突然想到祖母告訴過我們，說小孩子在過年的時候，不要亂說話，說我們過年的時候是金口。所以我馬上接著叫：「金口！」說著就往臺下跳，一時也忘了弟弟。他隨我後跑到戲臺的邊緣，一望底下太深了，不敢跳！站在那裡張大嘴嗚哇嗚哇地哭叫起來。結果弄得臺上臺下亂哄哄，引得大家哄笑，八仙也都好奇地望個究竟，而和鑼鼓亂了陣腳。

這件事情過了好久，伯父一想起來就說：
「好好的一臺戲，被你們兩個小鬼弄得，大家變成七狼八狽。」

想到這些童年的景象和情景，不由得自個兒獨自發笑。我想如果不能暫時把這些人從腦子裡驅走，就不用想寫別的。最後終於叫我想到一個好辦法。我把電晶體收音機拿來放在桌子上，打開美軍電台的音樂。果然不錯，他們都被搖滾音樂趕跑了。

我又開始望見天花板；我過去寫東西的經驗，都是先從天花板、抽菸，再到稿紙的。然而當他們暫時不再強駐在我的腦子裡的時候，反而我的腦子想起他們來了，我在想，所謂小人物的他們，為什麼我的印象中，這麼有生命力呢？想一想他們的生活環境，想一想他們生存的條件，再看看他們生命的意志力，就令我由衷地敬佩和感動，想了想，我好像已經得到一個答案。對知識分子我不是不認識，十多年來，一直都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裡打滾，遇見的人可不少。有許多人給我的印象也很深刻，我就不相信我寫不出知識分子的小說。但是每當我想起知識分子的時候，令我失望的較多，甚至於有的想起來就令人洩氣。那麼同樣地想寫一個人：一個是令我敬佩和感動的，一個是令我失望和洩氣的，當然是前者的吸引力大。如果能寫成功這種作品，永遠永遠，不管何時何地，都會感動人的心靈的。

又是一幕叫我難忘的回憶。小學三年級的時侯，有一天突然發現我的屋頂上長出番茄來。我很驚訝地問祖父：
「阿公，我們的屋頂上為什麼會長出番茄來呢？」
「這有什麼奇怪？你又跑到屋頂上？」
「沒有！我在底下就可以看到番茄樹，長得好高。它為什麼不長在田裡呢？」
「傻瓜！難道它想長在田裡，就能長在田裡嗎？」
「那為什麼？」我問。
「這也不知道。田裡的番茄成熟的時候，麻雀去偷吃了。吃得飽飽的就到我們的屋頂上來。結果皮和肉消化了，籽兒沒消化。麻雀拉了一泡屎，就把番茄籽兒也拉出來了。後來就長出番茄。」
「但是，」我還是不大懂。「屋頂上沒什麼土啊？」
祖父突然帶著嚴肅的口吻說：「想活下去的話，管他土有多少！」

過後不久，有一次上美術課的時候，老師要我們畫「我的家」。我畫啊畫的，在一個房子的屋頂上，畫了一棵番茄樹，比例上比房子都大，還長了紅紅的番茄。我很高興地交給老師。

「等一等。」老師把我叫回來。「你畫的是什麼？」
「番茄樹。」我說。
「番茄樹？」老師叫了起來。然後啪地給我一記耳光：「你到底看過番茄樹沒有？啊？」
我摀著挨打的臉頰，我說：「看過。」
啪！我的另一邊又挨打。「看過！你還說看過！」
「老師，我真的看過。」我小聲提防著說。
但是，老師更生氣。他拉開我的手，又摑掌過來，「你看過？你看過還把番茄樹畫在屋頂上？站好！」

我的鼻血流出來了。同時腦子浮現出屋頂上的番茄樹來。我冷靜地說：
「我家的屋頂上就長了番茄樹。」
「你種的？」這下沒打我。
「自己長出來的。」
「騙鬼！」又想打我，但他把半空的手縮了回去。「屋頂上沒有土怎麼能活呢？騙鬼！」

這時祖父的話也浮出來了。我說：
「想活下去的話就有辦法。」其實那時我還不懂這句話的意思。
「如果你不想活了你就再辯！」他舉起手威脅我。我反而放下手，把頭抬起來站好。好像要為真理犧牲的樣子。當然，那時什麼都還不懂的。
老師大概看到我鼻孔的血流得太多，看來似乎壓不住我。他轉個口氣叫：「班長，帶他到醫務室去。」

我沒去，一直站在那裡，最 後 老師把畫收集起來就回辦公室去了。
那一天我回家，遠遠地看到我家的屋頂，看到屋頂上的那一棵番茄樹在風裡搖動的時候，竟禁不住地放聲痛哭起來。

現在想起鄉間的老百姓，也想起都市裡的知識分子，還有屋頂上的番茄樹。我想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宿命：
「世界上，沒有一顆種子，有權選擇自己的土地。同樣地，也沒有一個人，有權選擇自己的膚色。」

◎本文1974年發表於「中時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