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時至今日，這首耳熟能詳的歌曲已經傳唱了半個多世紀。天安門作為新中國的象徵，深深地烙在中國人的心中。幾十年前，能去一次北京，在天安門前留下一張照片，是不少人的夢想。

今年已年近六旬的攝影師高源，當年就為不少人實現了在天安門留影的夢想。42年前，17歲的高源成為了天安門廣場拍照服務點的一位攝影師，幾十年中，他為從天南海北來到天安門的遊客拍了60多萬張照片。

“我是用照相機鏡頭記錄時間的人。”高源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四十多年的跨度中，照片從黑白變成了彩色，120mm膠片機變成了數碼單反… …同時，他也見證了天安門廣場上人們著裝、習慣、拍照方式的改變，見證了無數人在天安門前年復一年的家國情結。

一名老兵來到幾十年前拍照過的點位，再次與天安門廣場合影“天安門”情結時間回到1979年，高源的故事開始於天安門金水橋邊。

那一年，17歲的高源隨當兵的父親從瀋陽來到北京，加入了北京西城服務公司，被分到“南長街天安門照相服務部”，由此成了一名天安門攝影師，工作內容就是給來此的遊客拍照，當時的照相服務點就設在金水橋旁。1982年天安門廣場馬路修整，高源的照相點才從金水橋旁搬到了廣場內。

生在瀋陽的高源，雖然小時候也曾到過北京，也曾看過天安門，但是這樣一份工作依然讓他興奮不已。“那時候了不得！一說（在）天安門照相，那太牛了！”他笑言，當年這份工作讓他成為同學朋友中“最有面子的人”。當年給朋友們的信中他寫道：“以後來北京，到天安門找我！”

事實也的確如此，那時候來北京辦事的熟人下了火車第一件事就先找他一趟，“他們出了北京站，先來天安門找我給照個相才去辦自己的事”。高源說，那時候，人們對於北京和天安門有著難以名狀的感情，是一種情結。“七八十年代咱們國家人員流動性小，外地人來一趟北京並非常事。”高源記得，小時候，院子裡要是誰有機會進京，街坊鄰居都會去囑咐幾句：一定去看看天安門，一定在天安門留個影，人們把那視為一種榮譽。

七八十年代時，人們來天安門廣場拍攝的黑白照片本文圖均為澎湃新聞記者戴越翻拍當了天安門攝影師後，高源的這種感覺更加真切。“當時，我看到人們來到天安門是有一種儀式感的，不是把天安門當作旅遊景點看。”他向澎湃新聞介紹，剛下火車風塵僕僕的遊客們，總是要先找個地方洗把臉，換身衣服，再來找他照相，都想以最好的面貌和天安門合影。事實上，在當時和天安門合影對當時的大部分人來講算得上是個“奢侈”的舉動。高源告訴澎湃新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一張黑白照片的收費是七角五分錢，而當時“一級工”一天的工資也只有一塊錢，相當於花一整天的工資拍一張照片。即使這樣，也擋不住人們想和天安門合影的心思，“一卷膠片能拍36張，我平均一天要拍個幾十卷，基本上來的遊客都會要拍一張留念”。高源記得，最多時能有百十個人同時排隊，能圍成一個大圈，形成一堵人牆。拍照的時候攝影師和顧客得一人踩一把凳子，才能不讓那麼多的排隊者入鏡。

高源告訴澎湃新聞，“有時候一天拍太多，下班騎自行車我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騎著騎著才感覺不對勁，想起已經下班了”。

照相點的發展

幾十年的時間裡，高源的照相點在不斷發展。

高源告訴澎湃新聞，工作之初，照相點就是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他的第一台相機是一台國產海鷗牌機械相機，捲片、對焦都需手動操作，性能質量都很一般，快門經常出問題。“我們當時有個口頭禪，'不虛不動就是好相'”，為了保障照片質量，高源每次拍照要“一看二聽”，“看”是觀察遊客有無閉眼晃動，“聽”則是指聽快門聲音判斷快門速度。“當時人家來一趟北京天安門不容易，盡力給人家拍好。”多年的鍛煉，高源練就了一雙好耳朵，“直到現在，我一听就能知道快門速度是多少”。

1980年，照相點推出了彩照業務。彩色照片收費是一塊九毛錢一張，高源回憶，當時洗彩色照片是個費勁的事，出於成本考慮，最早時，洗彩色照片要到一千公里外的吉林長春。

那時，長春進口了一台彩擴設備，“我們當時把照好的膠卷編上號碼，放在旅行袋裡，送到北京站，由列車員幫忙接收送到長春，對面有人接應”。一來一回要一禮拜的時間，到達顧客手中則需要二十多天的時間。“不僅時間長，還容易出錯吶！”高源介紹，膠片雖然按順序標好了編號，口袋上也標明了顧客特徵，比如男性女性、幾個人、是不是軍人等。“但洗照片的時候，一張錯了，那整個順序就都錯了。”那時經常會發生寄錯照片的情況。

但只用了半年，高源單位也引進了彩擴設備，一下將顧客等待時間大幅縮短，“1983年左右，黑白照片就徹底淘汰了，那會彩色照片也只需要兩個小時就能洗出來交給顧客，實現了一個飛躍”。

回憶起當年遊客取照片的場景，高源也是歷歷在目。高源記得，當時取照片的點就設在國家博物館門前處，“每次工作人員拿回一批洗好的照片，立刻就被取照片的顧客們“埋沒”，最忙的時候，武警都要出來幫忙維持秩序。幾十年的時間裡，高源手中的相機換了一代又一代。2005年，數碼相機廣泛使用。如今，高源和同事們在廣場上有了自己的工作台，從拍照到出片，一分鐘就能搞定。

高源把一代一代的相機收藏，其中不乏很多他實際使用過的。

高源工作照照片記錄了時間除了照相點，高源感覺，身邊的一切都在變化。

拍照的人變了。高源入行時正處改革開放初期，那會遊客的著裝是一水兒的“藍白灰”，再加個“綠”——綠軍裝。“那時候女同志能配個帶顏色的紗巾就算時尚的了”，高源回憶，“漸漸地人們著裝的顏色就多了，有穿紅色的了”，高源印象深刻，1984年，上映了有一部叫《街上流行紅裙子》的電影，專門記錄了這個現象。如今，穿什麼風格衣服早已實現多元化，拍照動作也越來越有才創意，從當年的“神情嚴肅”發展到如今的活潑多樣。

高源還記得，八十年代初時，拍照時流行帶鋼筆和手錶，“拍照時衣服上都插一根鋼筆，手錶也得露出來”，再往後流行戴上了“蛤蟆鏡”，穿上了立領大風衣。再後來，就流行“曬”bb機和大哥大了。“bb機本來應該別在腰上或者放兜里的吧？不行，必須挪到前面，照相必須顯出來。”高源回憶起當年的情景不禁大笑。雖然如今回憶起來覺得好笑，但他認為，這確實體現了老百姓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日子過得越來越好。“現在戴個幾十萬的表也沒什麼值得顯擺的了，顯擺了非被人叫'土包子'”。幾十年前，花七角五分錢拍一張黑白照片都讓人心疼，現在，雖然一張8寸彩照漲到了20元一張，但攝影點的生意依舊火爆，“一個人拍上幾十張很常見，拍個照片花千兒八百的多得是，老百姓的生活真的富足了不少。”高源感嘆道。

還有一件小事令高源印象深刻。他告訴澎湃新聞，七八十年代時，出現在北京的外國友人很少，老百姓們出於好奇經常會造成圍觀。“當時有的單位都開會強調這個事，不許圍觀外國人。”而幾年前，他在天安門廣場拍照時，看到了幾名外國學生在參觀。一位東北老大爺主動靠過去，問他們“你們是哪旮旯來的？”讓高源吃驚的是，那幾名外國學生居然聽懂了，並用中文進行了交流，“他們是在中國學習中文的大學生”。這說明幾十年間，老百姓的見識越來越廣，也更加自信了。

四十多年的拍攝生涯中，高源記錄了很多普通人的故事。一張照片中，一個穿著蓑衣的男人站在天安門前，對著鏡頭拘謹地笑。高源說，照片裡的人來自南方農村，來北京時，為了在天安門前合照，專程從老家帶了一套蓑衣穿著照相。高源說，像這位農民一樣，千里迢迢帶著紀念物，在天安門前“圓夢”的人不在少數。看著一張老夫妻在天安門前照相的相片，高源說，為紀念結婚50年，來自云南的老夫妻手捧老式結婚證在天安門前照片，高源為他們記錄下了這一刻……還有很多人拿著幾十年前在天安門前的照片，再拍一張。

2017年一名男青年向女友求婚，四十年的時間裡，高源見證了不少普通人的故事。除了普通人的故事，40多年裡，高源也在天安門親歷了不少大事件。國慶35週年晚會，高源和同事們在廣場上跳集體舞，40週年國慶時，高源在馬路邊幫助維持秩序。讓他印象最深的還是2018年1月1日，那一天開始，負責升旗儀式由以往的“國旗班”換成了人民解放軍儀仗隊和軍樂團。那天，高源凌晨3點趕到了天安門廣場，他想選取一個最佳的位置記錄升旗儀式，等了4個多小時，腿腳發麻，身體凍得發抖，可當禮號手在天安門城樓上吹響號角時，他馬上熱血沸騰，激動不已，身體一下子熱了起來。高源向澎湃新聞回憶，“我可能是全中國觀看升旗儀式最多的人之一，但每次參加升旗儀式，感覺都不一樣，每一次在腦海裡都像過電影一樣感受國家的發展。”

還有不到一年，高源就要退休了。幾十年間拍過的照片，裝滿了一本又一本相冊，用過的相機擺滿了兩個展櫃。如今，他不時會翻開那些相冊，在一些照片背後，寫上照片背後的故事，“這些是我用鏡頭記錄下的時間，我會一直記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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