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生偷錢被逮，老師召集全班同學訓話告誡，也許尚符教育之道；但內閣秘書長涉貪，總統卻召集四十多位部會首長聽訓座談，不但把政務官當成了小學生，也讓憲政退回到訓政。

試問：能做到政務官的人，有那個人不懂貪瀆的定義？那個人不知道貪腐是人民對政府信賴的腐蝕劑？又有那個人需要總統精神訓話諄諄告誡執政不能貪汙？類似這些「至理名言」，林益世過去不但知之甚詳，他自己還寫過幾篇文章宣之揚之，但結果呢？他卻成了國民黨政府的頭號貪瀆犯。

事實上，馬政府在林益世貪瀆醜聞爆發後，火速召開廉政座談會的決定，就跟馬英九與陳冲等人在案發後的一連串道歉、反省與澄清一樣，都是「有其形但無其神」，都是說了等於白說，都是快則快矣卻失焦又失準。

以行政調查為例，如果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南韓青瓦台秘書長、英國首相幕僚長或美國白宮幕僚長涉貪，這幾個國家的首相或總統，一定會下令展開行政調查，與司法調查、國會調查三途並進，絕不會棄行政調查不為，而美其名為全力配合司法偵查。

以英國為例，梅鐸的《世界新聞報》爆發竊聽醜聞後，由於案情牽涉政媒非法勾結，其中包括警察接受媒體賄賂、首相幕僚涉案以及首相個人是否犯了「用人不當的災難性錯誤」等等，卡麥隆在司法偵查體系外，另外下令成立了一個屬於行政調查的「李威森調查委員會」（Leveson Inquiry），委員會成員由首相任命，主席是上訴法院法官，其餘成員均是夙具社會聲望的民間專業人士。

「李威森調查委員會」除了對「竊聽門」個案進行調查外，對政媒關係也將提出通案檢討建議，更重要的是，卡麥隆決定成立這個委員會，目的是為了展現他對杜絕非法政媒關係的態度，用水門醜聞的術語來形容，這個態度就是：對醜聞，他絕不「用石牆阻隔」（stonewalling），真相絕不會埋在「六噚深」（deep six），委員會一定會讓事實「全部晾出來」（Let it all hang out）。

相對來看，行政院在林益世涉貪醜聞爆發後，在短短幾天內就表示「林益世秘書長任內公文，經查並無異樣」，而且認為「行政院是否成立專案調查小組並非重點」，但問題是：林益世經手公文何止成千上萬，短短幾天怎能查核完畢證明毫無異樣？更何況，行政調查是行政院對秘書長涉貪的負責任態度表現，態度決定負責任的程度，怎能以並非重點棄而不為？

可以想見，馬政府對林益世涉貪的處理原則是快刀斬亂麻，快速與林益世切割，快速將證物移送特偵組，然後快速把這個案子丟在腦後；在這個原則下，他們當然不願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進行行政調查，否則豈非治絲益棼、自找麻煩，讓醜聞愈拖愈久，甚至愈拖愈大？

但不自找麻煩並不代表麻煩就會減少，醜聞發展有個定律：醜聞祇會變得更大更多，絕不會變得更小更少，醜聞不但可能從最初的一人一案變成一人多案，甚至會變成多人多案；尼克森的水門醜聞如此，陳水扁的貪瀆醜聞如此，英國的竊聽門醜聞如此，林益世的貪瀆醜聞當然也不可能例外。

馬政府與其去辦形式性、道德性的廉政座談，何不爽快成立特別委員會展開實質性的行政調查？畢竟，涉貪的人並非小咖，而是Ａ咖級的內閣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