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qq.com/zt2010/zxzg/1865.htm 滿族本位體制的歷史淵源 
 
滿洲本位制度，有清一代由來已久。努爾哈赤當年驅逐關外漢人進攻明朝時即有言：“以漢人征明，對滿洲有利”。皇太極峻拒達海漢化的建議，理由是：“若廢騎射，寬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後食”，則滿人在中原的統治地位難保。

 順治十年三月，漢臣李呈祥上奏建議各部院衙門裁去滿官，專任漢人，理由是滿官當時大多文化水准很低，無法勝任各部院的工作。順治覽奏大怒，恨罵李呈祥：“朕不分滿漢，對爾等同等眷顧；爾等漢官奈何反生異心！本來按照常理，滿洲優先才對！爾等大多數都是明末之臣，所以有此妄言！”李呈祥最後被刑部判決“棄市”。

 順治十二年，朝廷討論如何處置滿人所蓄漢奴逃亡，漢官趙開心主張寬仁，又遭順治猜疑，斥責其動機是“漢人欲令滿人困苦，謀國不忠，莫此為甚！”
 
 後世劇作裡的“大帝”康熙，同樣堅守滿洲本位——時有規定，“子母炮”這種先進武器為八旗專屬，他人一概不得鑄造。太原總兵金國正私鑄二十二門，康熙去旨嚴責：“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斷乎不可！”,嚇得金國正三魂丟了七魄。

 這種強烈的滿漢區別對待發展到極端，則是對滿洲祖制的頑固荒唐的堅持，譬如嘉慶二十五年，皇帝特別下詔告誡滿洲官兵，要求他們多用弓箭，少用鳥銃等火器，理由是：“滿洲行獵舊制專屬弓箭……若不實力整飭，相沿日久，必至不習弓箭，廢棄滿洲本業矣。”
 

滿洲本位旗標之一：總稅務司寧贈外人，不與家奴
 
總理衙門要處理的事務包括通商、關稅、交涉、學習外國四大項目。其中通商、交涉有地方督撫將軍協助，并設有通商大臣負責處理。剩餘的關稅與學習外國二事，遂由總理衙門設定“總稅務司署”和“同文館”來推行。

 總稅務司署成立于咸丰九年（1859年），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清廷因不滿于李泰國在釆購外國兵輪事件中上下其手虛高報價而撤免其總稅務司之職，以年僅二十八歲的赫德代之。到同治三年，總理衙門批准赫德所訂立的《募用外人幫辦稅務章程》，自此總稅務司擁有用人、行政、征稅等一切大權，各關稅務司以下全部華、養官員，皆歸其統率。
 
 回顧總稅務司署成立的背景，恭親王一再坦承自己對關稅事務不熟悉，感嘆難以入手。咸丰十一年赫德到北京咨詢總理衙門商議《海關章程》時，恭親王即不得不承認“頭緒紛煩，難洞悉流弊”，基本上是兩眼一抹黑的狀態。

 但這并不意味着清廷內部無人可以承擔關稅事務——真正的問題在于：在清廷看來，關稅如此重要的財政來源，滿洲內部既然無人可以勝任管理職能，那么，也就寧贈友邦，不與家奴，切不可使其落入漢人官員手中。蘇淞太道吳健彰的遭遇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吳健彰在太平軍攻陷上海期間一度兼管上海海關。賴其奔走斡旋，終得以在咸丰四年與英美法三國訂立上海海關規約條文，又組織成立了“關稅管理委員會”。因在辦理關稅事務中頗為幹練，吳也由此頗得“夷人”信任。但是，清廷對吳健彰卻滿懷猜忌，認為清軍在上海無法剿滅小刀會，是“牽制于英夷”，而“英夷”之所以敢于如此肆虐，全是上海道吳健彰在背後唆使鼓動。結果，吳被清廷以涉嫌“通外養敵”的罪名撤職。

 吳健彰沒有“通外養敵”，對此清廷是很清楚的。因為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清廷還在再三利用被撤職的吳健彰來與英美法辦理各類交涉事務。吳若真的“通外養敵”，早已難逃抄家滅族之禍。這背後的關鍵，只不過是清廷一貫的滿洲本位觀念在作怪。也是在咸丰八年，屬上海道薛煥几乎遭遇了與吳健彰同樣的命運，清廷命滿洲官員桂良調查薛煥是否可靠，幸而桂良給了一個“素為夷人信服，辦事亦甚為得體”的評語。

 如果清廷拋棄滿洲本位觀念和對漢人的猜忌，縱使在海關事務中聘請赫德等外人總控大局，但對各海關的直接管理，未嘗不可委派像吳健彰這樣的本國幹練官員。如此，海關大權也不至于落入外人之手數十年——當然，清廷是幸運的，他們選取的赫德品行端正，在總稅務司一職上對清廷貢獻甚大，但這只能歸結為運氣使然，靠外人的個人品行來保障本國海關的利益，是不切實際的——但清廷顯然“兩害相較取其輕”：與其將海關財權交與漢人之手，還不如由“夷人”控制為好。
 
滿洲本位旗標之二：同文館學員選拔壓制漢人
 
晚清與外國交涉過程中，對彼此間交流的隔膜感觸極深。故而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亦訢就醫表示，與外國交涉，“須先識其性情”，一個重要的措施就是創立“同文館”。

但是，亦訢同時還強調：“分派通解外國語文之人，攜帶各國書籍來京，選八旗中資質聰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資學習。”這一“滿洲優先”的指示，給同文館在培養人才方面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影響。同治元年（1862年）亦訢在北京創立京師同文館；次年李鴻章在上海創立“上海廣方言館”；再次年，廣州成立“廣州同文館”。除了“上海廣方言館”，北京、廣州的同文館都是很明顯的旗人學堂。廣州的《同文館章程》裡規定，館內學習的名額共設二十名，其中旗人十六名，漢人四名，年齡在二十歲以下，十四歲以上；教職員等則全為旗人。京師同文館章程仿照了清廷早年設立的俄羅斯文館，錄取人數同樣限制于八旗子弟——當年，俄羅斯館曾發生過一件極荒誕的事情：教授俄文的滿洲教師，一年之後被人發現根本不通俄語，天知道每天教授的都是哪國的鳥語。
 
比對之下，曾國藩李鴻章的漢人大臣在自強運動中倒沒有什么滿漢之分。同治七年（1871年），曾、李合奏，要求公費派遣幼童赴各國留學，內附章程，建議“每年以三十名為率。四年計一百二十名”，未曾半字提及滿漢比率問題。恭親王奕訢審閱奏折之後表態支援，但卻在幼童的挑揀上特別含蓄地加入了強調八旗子弟優先的原則。

 這種滿洲本位觀念，在清廷滿洲官員內根深蒂固。同治十年（1871年），已升任大學士兩廣總督的瑞麟上奏彙報廣州同文館的情況，說到同文館內的學習狀況：“旗籍諸生，咸皆踴躍。唯民籍正學附學各生，來去無常難期一律奮勉。……奴才等公同酌議，似應量為變通，擬請嗣後同文館學生，專屬旗人，毋庸再招漢民。”這一奏請，順利得到了總理衙門亦訢的同意，交由同治皇帝御批下發。
 
滿洲本位旗標之三：阻礙漢軍綠營軍事近代化轉軌
 
太平天國運動給晚清政局帶來的最大沖擊，莫過于兵權漸從中央落入將帥私人之手，并由此引發地方督撫權力的全面上升。作為晚清耗時最長、輻射面最廣的改革，自強運動中，學習外國軍事不單單只是學習外國先進軍事科技和練軍理念，同時還有另一層意義所在：通過在學習外國軍事中的滿漢區別對待，逐步打壓和消弭太平天國運動以來漢人地方軍事勢力的崛起。

 軍事上的滿漢之分，從清廷早年創設滿洲八旗和漢人綠營就已經開始。八旗駐屯務求集中，綠營駐屯則務求分散；八旗使用最優良兵器，綠營只允許使用普通兵器；京師禁衛獨由八旗負責，綠營不得參與；八旗無差役，綠營則有如勞工等等，都是滿漢之分的具體表現。
 
總理衙門成立前後，僧格林沁就曾上奏談及八旗兵的薪餉高于綠營兵太多，這是舊例，自強運動中無意革新而已。真正體現出自強運動中軍事革新的滿洲本位觀念的，是選派軍事人員赴外國接受訓練的出身人數比例。按照羅爾綱《湘軍新志》統計，清廷在19世紀中後期約有25萬八旗兵，64萬綠營兵。但在自強運動中選派去外國接受軍事訓練的八旗/綠營人數比例，卻是450：10——同治元年十二月壬寅上諭，選派八旗兵450名，綠營10人，去接受外國軍事新式訓練，這是恭親王奕訢等人商議的結果。

 在軍事科技上面，清廷同樣堅持滿漢區別對待。同治三年（1860年），恭親王上奏，談及學習洋槍洋炮事宜，稱：“唯此項精秘之器，京營學成後，只可推之各省駐防旗兵學制。”八旗之外的綠營，則嚴禁染指這些新技朮。

 最讓人心冷的，是這種滿漢分野政策一直赤裸裸地體現在民生層面時。咸丰八年（1858年）9月，廣東省城遭到英法軍隊蹂躪，廣東巡撫柏貴的一道奏折使人極為寒心，柏貴在奏折裡說：

 “粵東省城驟造夷亂，當時在城百姓，除搬遷外，尚有窮民數萬。而滿城之旗人四五萬，無處遷徙。若不委屈保全，恐該夷遷怒旗民，必至大遭蹂躪。省城大可不問，是以不計生死，設法羈縻，實為省城旗民起見……”
 
 
久遠結語：滿州人對中國，存在著一份種族性歧視與壓迫的恐怖意念。滿州本位不但在中國政壇逐漸重現，就連這種種族性歧視與壓迫的恐佈意念也伴隨著一胎化，言論箝制，文字譽等政策逐漸的復蘇於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與這種現象產生高度共鳴的國民黨，不論是秘書長金浦聰，黨副主席關中等高層，無一不是滿州人，伴隨而來的現象是，呼應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終極統一。

當終極統一逐漸成為現實，滿州人殖民中國的真實也逐漸的暴露出來。受其影響，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台兩國的漢人必將在這種殖民復辟下，過著比滿清時代更為悽慘不堪的生活。

亡國之後就是絕種，例如現在被一胎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漢人，其實正走在逐漸亡種的道路上，而亡國絕種也會在終極統一之後成為台灣漢人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