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社會民主主義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站出來說話——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要追殺我再也沒有人為我說話了」

馬丁‧尼莫拉
 

八月七日早上六點半，我搭上了統聯客運，準備獨自前往台北，由於這是屬於臨時起意性質， 所以一時之間找不到伴。況且在我的交友圈中熱衷社會議題的人也並不多，所以一直頗有獨行俠之遺憾。

既然如此，這則文章的起頭就先從說明自己為何會對「鍾鼎邦事件」產生如此共鳴來說好了。

會知道這件事情，是在跟同學一行人在打狗領事館外被人權團體攔下來的時候，剛開始的我，原先也是心不在焉，以為這又只是個從小到大耳熟能詳的法輪功迫害事件罷了，但是當自己在偶然間看見深入的報導後，我才終於發現事件並沒有如此單純，它牽涉到的是我國國民的人權以及自由所遭受的迫害。

此刻突然覺得，這件事情已深深觸動自己心弦，事後仔細想想，也許是因為我是生在兩地家庭的孩子。爸爸在外地工作，總是動輒兩個月才能見到他一面，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父親時常是一個缺席者，有時我甚而認為自己形同單親。我是一個缺乏父愛的人，所以當看見鍾愛姊姊為他的父親流下焦急的淚水，我的確能深深感受到這種茫然無助的痛苦。

其實，起先我並不太確定這樣底起義是否正確。即使知道社運場合不然只有充斥暴力、鬥爭，其時是個安全的場合，但或許是從小到大的周遭環境、刻版印象渲染，仍不免有些緊張。起先知會媽媽的時候，她更是無法置信，她激動的問著我：你寫寫文章、社論，做點志工就夠了，為什麼一定要衝鋒陷陣呢?只是去祈福，這樣渺小的力量能夠改變些什麼?為什麼你才這麼年輕就要這麼傻、這麼執著?

當下的我，一時之間無法回答母親的質疑。當下，我想起了過去自己所做的一系列蠢事，似乎都沒有成功的蠢事：高一時檢舉老師，害自己不只被校方約談，還連累一大群人跟我一起被約談；為了一個小小的志工營隊人力缺乏而跟放我鳥的同班同學們翻臉；高三看個社會新聞之後，慷慨激昂的寫了社論，被報社修改標題、刪減文字，接著老人說我為賦新辭強說愁、罵我是共產黨，連朱學X都嘲笑我......仔細想想，在我這條歪七扭八的短短高中三年中，真的還一廂情願地做了一堆自己認定伸張正義，在別人眼中卻像是屁一樣的事情。

我感到好無力。許多人嘴上所說的民主，只有言論的自由，卻沒有付出行動。當聽見有些大人說著自己只有四年一次才能當家做主，我真的非常憤怒，對於我這個解嚴後世代出生的孩子來說，自己的權利應該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的，用自己的力量去爭取的，怎麼會是苦苦守候在上位者的權利施捨呢?

可是說實在的，現在的自己又能做些什麼呢？以前，我總是想付出行動，為社會正義貢獻一份心力，卻常因害怕其他人會將我冠上「激進份子」的名號，與我漸行漸遠，而躊躇不前。

記得從前，我曾試著邀請一些看似對社會議題十分關注的同學，加入一些書面連署，但他們卻總說著，就算做了之後能改變些什麼?又或者是當我寫了社論，有些人說我所做的根本無濟於事......其實，這種話聽多了以後，我也差一點快放棄了。但如今，當我發現這麼一個令人傷心的故事時，一種堅持下去的動力，卻莫名底油然而生。我不想再退縮，我不想繼續這樣，只能坐在電腦前無助的看著一齣齣悲劇的發生，只能按著"分享鍵"，奢求能有更多人知道這件事，我必須站出來。哪怕只是那麼的微小，都不能放棄，只有靠實際行動，才會有成功的希望。

於是，我還是來到台北了，即使媽媽是多麼擔心，我再三保證，這不會是危險的場合，我絕對會平安回家。

台北的空氣，實際上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清爽，我看著天空，慶幸今天是艷陽高照、萬里無雲的好日子。捷運站依舊人潮洶湧，狀態也十分好，但我不太欣賞這樣藍色系的色調，有些陰鬱、缺乏生氣，待久了著實透不過氣。我踏出捷運站，走入二二八紀念公園，看著偌大豎立的紀念碑，呆立良久。天殺的，我想不到，自己活了那麼久才第一次踏進這座公園。

這城市的多數人，生活步調真的好匆忙，從捷運站手扶梯開始就是，左側總是有人在趕路。但最震撼我的是這個首善之都，所帶給外人的距離感：剛從台大醫院站下車，我一邊打著手機一邊踏上電扶梯，一時不注意站到了左側位置，毫秒不到，聽見了聲音，轉過頭，是位趕路的中年先生，他那不耐的表情確實使我印象深刻，我說了聲對不起，立即讓開，卻似乎得不到原諒，只見他頭也不回的繼續向前衝去。出了街道上，我偷偷觀察一下人潮中的每個人，發現這裡的老人好像不如外地的來底那麼慈眉善目，一不小心就和其中一位四目相交了，不知我是否太敏感了，那老先生睥睨一切，目光掃過我身體，就像班用機槍，讓自己傷痕累累。我覺得，除了說話口音不是想像中標準，有些朋友對台北人的粗略描述好像也有一點道理。不過我仍然相信，這城市的人們是善良的，我問路時，大人們依然能和善協助。突然覺得，或許這樣也算是一部份台灣人的性格吧：一種被動的良善。其實這座島的許多人都是真誠、富有情感的，只不過對外在事物的感知過於冷漠，過度鎮靜的看待眼前一切，無動於衷。我猜測著，這會不會是上個世紀島上政治體制所留下的遺毒？但更令我震驚的是，即使已經進入自由民主的時代，這樣的心態卻仍舊流動在大多數新世代台灣青年血液之中，網路上的同輩們看似十分活躍於揭發真相、追求正義，但在真實世界中，卻很少有人真正站出來。在我開始反思的同時，竟也莫名慚愧了起來，過去的自己，說實在的也只是一個濫用言論自由卻不理解民主真諦的野孩子罷了，因為直到這一天，我還是第一次走出真實的街頭。

首都行政區真是氣派，總統府周圍林立的公家機關、大樓建築，都是故鄉的兩三倍大，生活機能大致是無太大差異，但規模實在大得可以。頗令自己驚奇，馬路上，偶爾會經過一台台黑車，它們的車身被擦得詭異的晶瑩透亮、卻完全無法看見車窗內任何景像，還真有一絲宋代大官人的威風。

到處亂逛一陣後，我終於來到凱道。出乎意料，到場人數竟比我想像中還來的少，且大多是信仰堅定的法輪功信徒。感到有些難過，一件牽扯到更多關於生命權益遭受剝奪的事件，卻只因島的另一端迫害宗教自由所導致的負面形象，而混淆街頭行動所追求之真理。事到如今，唯一站在身邊相挺的，只剩下同甘共苦的教友。雖然我不是教徒，但我尊重他們的宗教，認同他們為了信仰自由而做的奮鬥。

綁上黃絲帶的同時，一旁正是社運人士在輪流自囚行動。知道嗎？現場的親眼體會，絕不是接收新聞畫面所能夠想像。以往認為過多激情、荒謬的行為，竟能在內心完全合理化，得到極大的迴響。我能夠從在場行動者的舉手投足間，深刻感受到他們為了拯救生命而散發的，真情、勇敢的光芒。那不是投機政客(有些人也許相信他們是真心相救，但我持保留態度)的激昂怒吼能夠比擬的。由於旁觀者的身分，綁完絲帶後有一段時間我是無事可做的。我決定到隔壁台北賓館，看看展覽，打發時間。好奇怪，為何入口還要有檢查哨呢？警察伯伯和姊姊親切的替我檢查，還有金屬物檢測，不知怎麼聊的有點忘我了，我提到了自己是從台南來的，他們問我為什麼要獨自一人北上參加集會活動呢？「不知道耶！」我裝傻回應警察伯伯，因為看見他臉上滿滿疑惑，我不想再多做解釋了。再闊論啥自由、良知，也是多說無益，為什麼要前來，我自己清楚就足夠了。

這次展覽，我覺得實在是個過於矛盾的展覽。這次是外交部的釣魚台史料展，裡頭陳列了許許多多文件，義正嚴詞的強調著釣魚台是我國固有領土，態度異常強烈。有時發覺還真有點可笑，為了一個小小的、「可能」有經濟利益的島，不惜開著船艦，浩浩蕩蕩展現軍威，然而面對自己同胞面臨異鄉浩劫，卻悶不吭聲、毫無動作。在台北的這一天，我看見的是各持己見的表態、五花八門的論點，卻總是對立，不肯互相溝通、理解。

我期望著夜晚會有更多人到場聲援，但顯然，期待終究落空了。到場依然只有那幾間大學的學生，也不曾見到主流媒體前來採訪，會場氣氛充滿的只剩無盡的遺憾與主持人對與會人士的自我勉勵。我只能站在現場，與人們齊聲吶喊，奢求對面那棟紅磚建築的主人能聽見我的聲音。我有點氣我自己，沒有號召到更多志同道合朋友一同行動，或者是說，我更氣自己在故鄉，沒足夠能力影響更多朋友重視這一切。

這個夜晚，我好幾次忍住淚水，我不知道自己是從何開始會壓抑自己在公眾場合流淚。此刻我只聽見周遭不時傳來泣涕聲，當我越是要忍住眼淚，鼻頭就越是酸楚。

時針轉到九點，悲傷夜晚，也終於來到散會之時。我無力走著，隨著人群方向走著，如同行屍走肉，只剩一顆小小的腦子仍高速轉動著。有好多話想說，卻不知該如何、從何開始匯整。
搭著統聯回台南的路上，已是凌晨，我想應該能打通電話送給父親一聲祝福了吧？我撥了號碼，電話另一端接起電話，我聽見了久違了的爸爸的聲音，原想先說話，他卻搶先說了：「我猜，你到台北參加活動了吧？」我感到訝異，也有些感動，父親與我果然還是心有靈犀。爸爸安穩的說：「放心，讓我們一起為鍾爸爸獻上祝福吧！上帝已為他準備了一包白米，等他拾取，帶他回家」……

我是來自台南市的張皓，我的爸爸叫做張正剛，我們都衷心的祝福鍾爸爸能夠早日平安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