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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5 13:09:15瀏覽510|回應0|推薦1 | |
全球化與貧困 作者:Vandana Shiva 譯者:思彤 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一場與自然和窮人作對的戰爭。 最近,我去了旁遮普的Bhatinda地區,那裡出現了一股農民自殺風潮。 旁遮普曾經是印度最繁榮的農業區,而今那裡的農民卻負債纍纍,生活在絕望之中。大片土地成為水澇地,不僅如此,因為濫用殺蟲劑,能為花授粉的蜜蜂和蝴蝶都死了,果樹也不結果了。 旁遮普不是唯一正在發生生態和社會災難的地方。去年我到過瓦朗加爾(印度中南部城市──譯者注)的Andhra Pradesh,那裡也有很多農民自殺。他們本來一直以種植豌豆、黍、稻穀為生,因為受到種子公司「成為百萬富翁」的宣傳引誘,買了所謂的「植物白金」 ──雜交棉花的種子,結果成了一貧如洗的叫化子。 很多本土種子都被新的雜交品種替代,而這些新品種結出的種子不能留種使用,必須每年再從公司高價購買。雜交品種還容易感染疾病和受到蟲害。瓦朗加爾地區花在殺蟲劑上的費用已從1980年的250萬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5000萬美元,足足增長了2000%。結果,農民被逼無奈,選擇同樣的殺蟲劑殺死自己,來徹底擺脫永遠無法償還的債務。現在,那些大公司正設法推廣含有更先進的基因技術的種子,它們的價格不但會大大提高,所帶來的生態風險也會提高。因為看透了這一點,Malla Reddy,「Andhra Pradesh農民聯合會」的成員,和很多農民一起拔光了瓦朗加爾地區的基因棉花。 3月27日,25歲的農民Betavati Ratan自殺,因為他還不起在他兩英畝農田上鑽深井的債務。像古吉拉特地區和拉賈斯坦邦一樣,他家鄉的井也枯竭了,超過5000萬人面臨水荒。然而造成乾旱的原因卻不是「天災」,而是「人禍」。這完全是在乾旱地區過度開採稀缺的地下水資源造成的惡果。以前當地人只種本土植物,雖然產量僅能滿足當地食用,但需水量少,和當地環境相符;而現在這裡種的卻是需水量很大的出口經濟作物。 這些事實提醒我,為「經濟全球化」洋洋得意是非常錯誤的。是時候停下來反思一下全球化對普通人生活的影響了,這對我們要實現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西雅圖會議(西雅圖會議:世界貿易組織第三屆部長會議於1999年11月30日在美國西雅圖召開,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注。這次會議要為新一輪貿易談判確定基本原則和內容,並為全球貿易體制帶來新的開端。可結果卻是一場噩夢:會談以數千示威者的遊行和故意破壞活動開始;然後是各國部長們之間的激烈爭吵;最後以不歡而散告終。會議沒有能夠發表部長宣言,原定於2OOO年元月開始的「千年回合」談判因此受阻。 這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遭受的最大挫折。──譯註)和世界貿易組織1999年提出的主張促使我們每個人重新思考,是重新審視我們自己的時候了。打著全球化的旗號,對窮人的所作所為是殘忍且不可饒恕的。在印度,我們目睹了全球化所帶來的日益擴大的災難,尤其是在食品和農業領域。 (基因技術正在成為一種掠奪工具,它把資源消耗轉嫁到貧困地區,把生態風險轉嫁到貧困地區,把高昂的生活與勞動代價轉嫁到貧困地區;另一方面,全球化之手可以用極低的經濟代價就把基因技術掠奪和消耗的資源以及造成的人民的痛苦,變成糧食或經濟作物輸送到發達國家來。發達國家基因公司的一間實驗室,就可以掠奪成千上萬公頃土地上人民的勞動和這裡的資源。基因技術被所謂的知識產權在保護著,但是,由此造成的對土地和勞動者的傷害,卻到哪裡尋求庇護?從前,強盜國家對海外的掠奪需要使用槍炮,現在,同樣是對資源的佔有,形式卻變成如此「溫和」。基因技術可以被貼上「扶貧」、「有助於發展」等漂亮的標籤。有形劍變成了無影刀。──編者) 誰為世界提供食物,誰在養活全世界? 我的答案和絕大多數人給出的不同。 我認為:婦女和小農業者的多樣耕作才是第三世界國家食物的首要來源。和人們一般的看法正相反,其實以多樣耕作為基礎的小型農耕要比產業化的單一栽培更多產。然而為了提高食品產量,作物多樣而且有可持續性的耕作方式已被取代。隨著多樣性的消失,豐富的營養來源也消失了。其實,假如從多樣性的角度計算每英畝土地的營養含量,產業化栽培中的所謂「高產土地」並不一定意味著多樣的糧食種類和營養。 產業化栽培中,「產量」一般指單位面積中,某單一作物的產量。而我認為「產量」應該包括單位面積裡產出的所有農作物的總和。要是在整片土地上只種一種作物當然會提高它的單位產量;但要是種多樣作物的話,雖然會降低作物單位產量,但是卻能提高土地的產出總額。正是對作物單位產量的追求,才讓小農場和小農業者沒了活路。 第三世界國家數百萬婦女和小農業者的勞動成果被忽略。在我的家鄉喜馬拉雅──曾經發生過著名的「抱樹運動」的地方(抱樹運動──Chipko,也譯作契普克,1973年4月在印度的喜馬拉雅山區發起。由於原始森林被大量砍伐,使得當地婦女依賴於原始森林的生計被剝奪,於是她們抱住大樹來阻攔砍伐行為。運動成功地向政府索賠了所受到的損失,並且政府承諾在15年內禁止伐木。該運動以婦女為主,後來發展成了上百個村民自治的基層社會網絡,成功保護了喜馬拉雅山區周圍5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譯註),從前他們的梯田裡有好多種作物,比如黍、莧菜、木豆、黑綠豆、鷹嘴豆、櫓豆、大豆、赤小豆、豇豆、粟等等。 從生物多樣性的角度看,多樣化栽培比單一栽培的生產力更高。在我看來,對多樣性栽培的高生產力熟視無睹是因為「思維單一化」,思維單一所以就有了作物單一。人們認為恰帕斯(墨西哥南部一州──譯註)的瑪雅農民生產力低下,因為他們那每英畝土地只產兩噸玉米。可要是把這塊地上產的豆子、南瓜等其它蔬菜和水果都算上的話,每英畝的總產量可以達到20噸。 在爪哇,農民自家菜園裡能達到607種植物。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家庭主婦能在商品作物的間隙中種120多種植物,作為家庭主要食品來源。泰國一些菜園裡能找到230種植物。非洲一些家庭菜園裡有60多個品種的樹木。剛果農民從50多個品種的樹木上採摘樹葉食用。一項在尼日利亞的調查顯示,儘管家裡的菜園大小只佔整個家庭擁有農田的2%,可它的產出卻可以佔整個家庭農業產量的一半。同樣,印尼農民20%的家庭收入和40%的食物來自自家的菜園子。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的調查顯示: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小型農場,食品產量能比大型工業化的單一栽培農場高出數千倍。 生物多樣性還是防止乾旱和荒漠化的最好方法。再者,要供養不斷增長的人口,不能依賴化學藥品或基因技術,也要靠增強生物多樣性。婦女和小農一直在用多樣的種植養活我們,可現在有人卻說沒有基因技術和農業全球化,我們就要挨餓。儘管很多經驗顯示,基因技術不但不能增加食品產量,反而常常造成減產,可人們還是認為這是解決飢餓問題的唯一辦法。 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問:誰在養活這世界? 無視多樣性,無視自然生產的能力,無視婦女和第三世界國家農民的勞動,這樣做會帶來什麼結果?結果就是佔有和破壞土地資源的行為搖身一變成了「創新」。 被大肆誇耀的「黃金米」,也就是轉基因「維他命A大米」是很好的反面教材,能給這種盲目以警示。很多人認為只有靠基因技術才能治療維他命A缺乏症,其實大自然為我們提供了豐富多樣的維他命A獲取途徑。只要不對大米進行拋光(拋光是米加工的工序之一:稻穀經脫殼後成為糙米,糙米表面還帶有少量糠粉,去除糠粉的過程為拋光,主要是為了外表美觀和增加口感。──譯註),糙米本身就含有維他命A。只要不在麥田裡噴灑除草劑,我們就能從灰菜、莧菜、芥菜等野菜中獲取豐富維生素,比如孟加拉的婦女就能把150多種綠色植物入菜烹調。荒謬的是,人們竟把生物技術專家當成了維他命A的創造者,完全無視大自然的慷慨賜予,也不去理會經驗豐富的婦女是如何利用自然的餽贈養活孩子和家人的。 小生產者一直默默的地進行著對自然最無害的生產勞作。然而,由於婦女只為家庭和社區服務,她們竟然被看成是「與生產無關」和「無經濟活動」的人群。無視婦女為可持續經濟所付出的勞動,是資本主義父權制社會的必然現象。 (婦女就像是灰菜、莧菜一樣,可以為社會和家庭提供必要且豐富的動力,男性則像是機械化單一種植下的大田作物。所謂「資本主義父權制社會」,就是只看重男性在技術、金融等領域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而忽視了婦女在家庭、教育、和藝術等領域對於社會的貢獻。在糧食供應方面,婦女對家庭和社區的作用被男性和機械在商品糧和經濟作物生產方面的表現所掩蓋。──編者) 全球化破壞了本土經濟的發展,而這種破壞卻被看成是進步。在鄉下和很多本土社區裡,婦女都是隨著季節變化而勞作,因此和被市場主導的「發展」進程以及貿易政策常常步調不一致。再者,由於人們越來越輕視那些滿足生活需要還能保證持續發展的農業勞作,因此婦女的地位也降低了,不但得不到生命關懷,也沒有生存保障。 這種對可持續、可再生生產的貶低與忽視,在食品領域尤其嚴重。以前,婦女的角色就是養活家人和社區。可是在經濟強權的社會裡,由於科學技術的神奇作用,婦女與供給食物之間的關係消失了。現在由大農業公司和生物技術公司為世界提供食物。 然而,食品工業化、基因技術以及農業貿易全球化並沒有喂飽窮人,而是製造了更多飢餓。 在世界各地,食品生產都呈現負增長。農民要花比賣農產品所得更多的錢去購買工業產品(機械、種子、化肥、農藥──編者)。結果造成無論是貧窮還是富裕的地區,農民都債台高築,最終引起一波自殺風潮。 經濟全球化都帶來什麼呢?種子公司成了市場主導;農藥大量使用;還有就是不斷增長的債務。 由大公司掌控的資本密集型農業開始滲透到農村地區,這些地區雖然窮,但原本是可以自己自足的。全球化把這種農業經濟帶到各地,所到之處,高額的消費使得小農業者幾乎無法生存。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民被貨幣貶值、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和產品價格暴跌等等弄得一貧如洗。 同樣的農產品,農民只能得到十年前收入的一小部分。在美國,小麥的價格從每蒲式爾5.57美元下跌到每蒲式爾2.43美元;黃豆從每蒲式爾8.40美元下跌到每蒲式爾4.29美元;玉米從每蒲式爾4.43美元下跌到每蒲式爾1.72美元。在印度,從1999年到2000年,咖啡的價格從每公斤60盧比下跌到每公斤18盧比;含油種子的價格也下跌超過了30%。(本數字為2000年數據。"蒲式耳" 是一個主要用於油料及穀物的計量單位,它是一種定量容器,好像我國舊時的斗、升等計量容器。一蒲式耳相當於36.268公升。──譯註。 ) 2000 年,「加拿大農民聯合會」向參議院提交的報告中寫到:「農民種小麥、燕麥、玉米等糧食作物,不但經濟上得不到回報,而且還被推到破產的邊緣。與此同時,用糧食做食品的公司卻發了大財。1998年,凱洛格谷業公司(Kellogg's)、桂格燕麥公司(Quaker Oats)、通用磨坊食品公司(General Mills)的資產淨值分別提升了56%、165%、222%。一蒲式耳的玉米價錢不會超過4美元,可一蒲式耳的玉米薄片餅乾可以賣到133美元。 1998年,食品公司的利潤最低也是農民所得的186倍,最高可達740倍。農民得到的太少是因為別人得到的太多。」 一份世界銀行的報告也稱:「由於大型貿易公司進入全球商品市場,導致了同一商品在國內與國際市場上,價格出現巨大分化。」農民掙得少了,花銷卻增大了,尤其是窮國的消費者。在印度,1999到2000年間,食品價格翻了一番。農村穀類的消費量降低了12%,那些本來就營養不良的村民不得不忍受更多的飢餓,死亡率也因之上升。窮人買不起食品,食品貿易卻欣欣向榮。當發展帶來貧窮,當真正的生產行為不能獲利卻總賠錢,當投機商被稱為「財富的締造者」,人們對財富和如何創造財富的看法已經出現了方向性的錯誤。真正的生產行為,即自然與人和諧可持續的生產行為,卻不能使農民盈利,與之相匹配的產品加工與服務業也都隨之衰退,數以百萬計的不會用網絡瞬間致富的農民陷入了更深的貧困中。 婦女,曾經是最基層的食品生產者和加工者,如今,卻不再擁有這項工作的權利。麥肯錫公司(全球知名企業諮詢管理公司──譯註)說:「美國的大食品公司在印度農業綜合企業領域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尤其是在食品加工方面。印度只有1%的食品進行加工,而美國、巴西和菲律賓都有70%。」難道印度人都吃生東西,不加工嗎?這些國際諮詢師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99%的食品加工工作都是婦女在家或在小作坊裡完成的。而這本來是那些農業綜合性企業左右不了的。然而現在,在全球化的壓力下,一切都改變了。由社區管理的小規模食品加工作坊以違反所謂的「衛生法」為由被關閉,或者成為大型農業綜合企業的原料儲備庫。這些大企業不是通過自由競爭建立起對市場的壟斷,而是通過高壓政策。 1998年8月,印度發佈了一項「包裝規定」,所有敞口銷售食用油都屬於非法經營,所有食用油都必須有塑料或鋁製的外包裝。因為這個規定,小規模食用油加工業被取締。那些使用冷壓機的小磨坊都消失了,隨之被破壞的是豐富多樣的含油種子的銷路——芥末、亞麻子、芝麻、花生、椰子等等。近一千萬人的生計因此受到影響。同樣,麵粉需包裝並貼上標籤的規定也影響到了近一億人的生計。無數人被推入貧困的痛苦中。 (在中國一些農村,送禮的首選居然是方便麵。這種加工食品不但沒有家庭手工製作的面條富有營養,更關鍵的問題是,農村人群原本就不像城市人群,具備需求方便麵這類食品的原因。農村送方便麵,不是出於生活所需,完全是受到大型企業產品宣傳的誘惑。對於直接親身生產食物的農民來說,向他們推銷加工食品,完全是畫蛇添足。除了食品加工企業獲得利潤、農人喪失傳統的生活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這花花綠綠的人工食物的出現,會降低農民自己自足生產的熱情,同時造成農民對傳統生產生活方式的疏遠以及內心自卑感的出現。 手工小作坊常常被認為是不衛生和不便於管理的,事實上這是一種常見的錯覺。凡事都由專門部門進行統一化管理,這是單一化生活模式的延伸。「管理」的形式可以是多樣的。對於社區內的手工小作坊,由於它的生產者需要居住在社區之內,所以,小作坊產生出來的產品,質量和衛生情況如何,消費者可以做直觀地監督。在這種關係中,生產者是處於消費者之中的,「管理」或「監督」是無處不在且一如既往的。比起機械的制度和單一的管理部門來說,來自社區全民基於實際利益考慮做出的「監督」或「管理」行為,常常是更有效和有力的。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那些在一個小作坊中製作的黑心豆腐、腐敗食品,其實都不是賣給當地社區的,而是通過集貿市場銷售給別處的消費者。從這個角度講,接受跨國公司傾銷的物品,似乎應該承擔更多的風險而不是具有更大的利益。──編者) 對包裝的硬性規定還造成了環境問題,數百萬噸的塑料和鋁類垃圾給環境造成了沉重的負擔。食品業的全球化破壞了豐富多樣的本地食品文化和經濟秩序。所有本土的、手工進行的生鮮加工都被認定是沒有衛生安全保障的行為,基於這樣的界定,政府強制推行全球化的統一運作模式。人手被視為最可怕的污染物,用人手直接操作是不合法的,取而代之的是從環球大企業那買來的機器與化學產品。這哪裡是要「養活全世界」,這就是在通過剝奪窮人的生計來為少數的強權建立市場。 為了經濟全球化的「興旺發展」,普通民眾被當成「寄生蟲」受到清除。全球化進程中,大量基因技術產品和其它有風險的技術產品在第三世界國家傾銷,那裡的民眾被迫承擔個人健康和環境生態的風險。 最近,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決議,印度被迫取消了進口貿易限制。自由進口的商品中包括動物生肉等會給大眾健康帶來危險的商品,比如會帶來瘋牛病等疾病。 亞特蘭大「美國疾病預防中心」的一項統計表明:每年美國有近八千一百萬例因食品問題引發疾病的個案。食物中毒致死的案件也從1984年的2000例上升到 1994年的9000例。大部分的中毒事件都是由工廠化農場所養的禽畜製成的肉產品引起的。美國每年屠宰九千三百萬頭豬、三千七百萬頭成牛、兩百萬頭小牛、6百萬匹馬、山羊和綿羊還有8百萬隻雞和火雞。這些禽畜都是用非常暴力、殘酷的方法養殖的,因此,它們的肉充滿毒素,而現在,美國大型肉類加工企業要將這些有毒的肉傾銷到印度。 富人生產的垃圾傾倒在窮人的家門口。而窮人的財富通過更新更聰明的途徑被野蠻搶奪,比如富人把本土的多樣生物或本土的知識技能申請為自己的專利。 專利和知識產權是種新奇的發明。在我出生的Doon流域,巴斯馬蒂香稻(Basmati,也稱為「印度香米」──譯註)早就聞名遐爾;我母親和祖母也早就會從印度楝樹中提取殺蟲劑。可美國Rice Tec公司卻為香米申請了編號為No.5663484的專利。(印度香米──「Basmati Rice」被稱為「皇冠的珠寶」,出產於印度與巴基斯坦的接壤地區,以細長的形狀和濃郁的香味而聞名。 1997年,種子公司Rice Tec獲得了有關香米的20多項專利權,其中包括品種特質和培育方法等。Rice Tec公司將自己生產的印度香米稱為Texmati大米及Kaomati大米,並推向市場,意在取代印度農民種植了好幾千年的香米。對印度來說,這意味著每年3億美元的香米出口將受到威脅。為了挑戰Rice Tec擁有的專利,印度於委任了一批專家,用兩年的時間準備了1 500頁的資料。2000年,印度政府正式向Rice Tec的專利提出挑戰,並於10月成功迫使Rice Ted撤銷它所擁有的香米的四項權利要求,可Rice Tec仍然擁有另外16項的權利要求。為了防止生物盜竊,印度政府開始了對基因庫的農作物及草藥進行DNA鑑別。這個龐大的計劃所費不菲,鑑別一個DNA 樣本就需要125美元。參見《種中國豆侵美國『權'?》,原載《南方週末》2001年10月25日頭版。———譯註) 巴斯馬蒂香稻、印度楝、胡椒、苦瓜、薑黃……,這些本土食物或藥用植物被強行改頭換面,申請為別國專利,窮人的智慧成了跨國公司的財產。隨之出現的一個荒謬的局面是:窮人培育了這些種子和藥材,而且一直都在靠它們來保證自己的營養與健康,可如果現在還想繼續使用的話,就需要向跨國公司購買。 如此荒謬的現象卻成了全球標準。世界貿易組織通過公佈「知識產權相關貿易協定」向政府施壓,要求政府允許「生命形式」和「本土知識」都可申請專利。國際法則不認為商業利益是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否認本土文化對貿易的貢獻。它們(跨國大企業)將「家族創業的秘密」奉若神明,針對各種生命形式「創造」出「財產所有權」的說法;就像當初的殖民者把「發現」當成標準,誰先「發現」本屬於別人的土地,誰就可以佔領為自己的殖民地一樣。人們操縱生命,但並不能創造生命。Rice Tec公司聲稱他們創造了「方便的、新穎的稻米系列產品」;羅斯林研究所也聲稱Ian Wilmut(克隆羊之父──譯註)「創造」出綿羊多莉後,就可以否定自然具有創造力,否認生命自組織能力,否認第三世界國家的先鋒創新能力。 制定專利和知識產權規則是為了防止盜版。而現在,這些規則卻成了西方科學家和大企業盜竊第三世界國家窮人的傳統知識,並將它們據為己有的手段。種子和植物一旦成了專利產品──比如巴斯馬蒂香稻──偷竊行為就成了「創造」,而保存和分享種子反而成了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有些買斷了棉花、大豆、芥菜等多項農作物專利權的公司會控告農民保留種子,甚至會僱用偵探去調查農民是否留下種子或者把它們分享給鄰居。 孟山都公司最近發佈的一項聲明很容易誤導民眾,他們說將把稻米的基因組成免費公之於眾。(本就屬於大眾的──編者)其實他們並未做出任何停止申請稻米和其它穀物專利權的承諾。(Monsanto──孟山都,總部設在美國的跨國生物及化學企業,該企業因生產轉基因食品而聞名。──譯註) 分享與交流──人性的美德和人類得以生存的基礎,竟被重新定義為違法行為,這讓我們都成了窮光蛋。自然曾讓我們很富足。婦女瞭解自己的土地,她們瞭解生態多樣性,熟悉農業,知道如何使營養均衡,她們可以把少變為多,可以通過和別人分享種子種更多樣的作物。而現在,人們不得不花錢去買本來就屬於他們的資源和知識,因此變得一貧如洗。某種程度上講,那些有錢人也變「窮」了,因為他們的利潤是靠偷竊、高壓政治和暴力得到的。這根本不是什麼創造財富,這就是搶劫。 只有保護所有的物種和民族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只有認識到不同的物種和民族都在維護生態平衡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像蜜蜂和蝴蝶看似不起眼兒,但它們的授粉工作對植物的繁育起著重要的作用;就像大田裡物種豐富,不但能出產多樣的蔬菜、草料、藥用植物,而且可以保護土地免受水土流失和風蝕的威脅。可悲的是,隨著人類越來越偏離可持續發展的正路,我們對其它物種作用的認識也越來越偏狹,看不到其它物種對人類生存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1992 年,印度卡納塔克邦的農民在抵制嘉吉公司(嘉吉Cargill,美國一家從事食品、農業和風險管理產品和服務的國際公司。──譯註)的種子失敗之後,毀掉了嘉吉公司在Bellary的種子田。嘉吉的首席執行官針對此事發表聲明時說:「我們為印度農民帶來了最奇妙的技術,它可以防止蜜蜂偷走花粉。」在「聯合國生物安全談判會議」上,孟山都公司在他的宣傳資料上申辯說,他們發明的耐受除草劑的農作物可防止「野草盜取陽光」。然而孟山都公司所指的「野草」是什麼呢?就是能防止兒童失明、預防婦女貧血症、含有豐富維他命A的綠色野菜。 把傳粉說成是「蜜蜂在偷竊」,把野菜說成是「盜取陽光」的「賊」,這些觀點用意何在呢?就是要剽竊自然果實。把靠自然傳粉繁育出的多樣種子換成人工培育的貧瘠的種子;用諸如孟山都公司生產的除草劑一類的東西去破壞生物多樣性。生物技術的發展會帶來生態問題,黑脈金斑蝶受到轉基因作物威脅就是一個例子。(據美國康奈爾大學等機構研究,在一種植物葉片上撒上轉基因 Bt玉米花粉後,黑脈金斑蝶的幼蟲對葉片吃得少,個體長得慢、死得快。4天後幼蟲死亡率達44%,而飼喂不撒Bt玉米花粉的葉片的對照組無一死亡。──譯註)蝴蝶和蜜蜂消失了,繁育受到了破壞。多樣性消失了,影響到食品的營養均衡。 大公司把農民和蝴蝶看成「賊」,而且還通過貿易條款和新技術想方設法的要消滅他們,人性已經扭曲到了危險的程度。把不值一提的昆蟲消滅,把不起眼的植物消滅,把勢單力薄的農民消滅!這樣的行為其實來自一種深深的恐懼,一種對活潑的生命與自由的恐懼!這種不安全的恐懼感釋放出來的結果就是與廣大人民和其它物種作對。 全球貿易自由化給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威脅。農民和其它物種的生存處境已危如累卵。這種危機不是全球化帶來的副作用或僅僅是一些特例,而是由人們世界觀的改變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可持續發展、分享與生存都在市場競爭和市場效率的名義下「很經濟地」被排除在外。 我們亟須讓我們的星球和人民重新處於重要的地位。這世界要靠誰來養活?只要讓世界上的每種生物都有飯吃,世界自然就養活了。讓別的人、別的物種有的吃,自己也就能保證可以吃到安全的食物。養活了蚯蚓,就是養活了人;養活了牛,牛糞滋養了大地,大地就養活了人類。這樣的世界觀將帶來富足,它源自分享的理念,源自一種深刻的認識——認識到人類是地球大家庭中的一分子,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不為別人、別的物種留下生存空間,自己也別想生存。這種認識才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新千年人類面臨著能否可持續發展的挑戰。而是否可以應對挑戰的關鍵在於經濟界人士能不能從他們狹隘的觀念中走出來,使得單一文化、單一政策、強權佔有與剝削的狀況都得到改變,讓建立在富足、分享、多樣、尊重、尊嚴等等基礎上的世界觀成為主流。 要想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們就必須放棄現在這種給其它物種和人群很少生存空間的經濟發展模式。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針對自然和窮人的戰爭。然而全球化絕不是上天制定的規則,它是可以改變的,我們要結束這場戰爭。 西雅圖會議以來,經常掛在人們嘴邊上的話就是我們需要一個講究規則的社會。現在,全球化成了商業的規則,而華爾街是唯一呈現價值的地方。本來具有更高價值的東西──自然、文化、未來全部被抹殺或摧毀。全球化的規則破壞了公正的原則、可持續發展的前景、同情與分享等人類的美好情感。我們必須遠離這種市場極權主義而邁向全球性的民主。 只有遵守生物圈的規則,人類,做為一個物種,才能生存。只要我們能尊重大自然給出的底線,以可持續發展和公平為經濟發展的原則,大自然就能夠養活所有物種。正如聖雄甘地警示人們所說:「地球可以滿足所有物種的需要,可滿足不了一些人的貪慾。」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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