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二女雜憶（張卜庥老師遺作)

我是民國39年(1950年)7月隨從王亞權校長到校接任教務主任之職的。那時距離台灣光復已經將近五年，也是大陸撒守將近一年之期，秩序大致安定，前任校長是鄭英勵女士，是位老好先生，所以對學校老師比較放任，因之學校的讀書風氣並不濃厚，加以過去日治時代遺留的習慣，一般人只是讀到公立學校（國民小學）畢業為止，女孩子能讀上中學已經是了不起的事了，所以能上第三高女便是一張光輝燦爛的結婚證書。說這所學校為新娘學校也一點不為過，至於進而深造幾乎是沒人想過的。記得我到校的第二年高三畢業的一位陳姓同學每學期學業平均都在九十分以上，如果去投考台灣大學，定是勝券在握的，但是他就是不肯報名，我勸說她不下十次，她就是堅持不考，二十年後，偶爾在士林菜市場遇到了她，談起過去的一段，她也深感後悔不已。

北二女的前身第三高女的創建也有一段故事。第一女高是早就有了，但是它只收日籍學生，就是極少數的台籍生也是家庭條件很特殊的才能進得去，後來一些有志之士發起捐錢辦了第三高女，連那幢大樓也是比照一高女(北一女)的樓修了，而且要他要比它的更為堅固，那棟大樓的確堅固異常，二次大戰末期，美國飛機曾經投中兩顆輕磅炸彈，可連屋頂都沒有炸透，稍加修理就復原了，不過在樓頂的邊欄水泥柱上，還留下許多炸片遺跡，諸君在校幾年，可曾注意到没有？

大樓的走廊,在一排向南的窗戶之下，有一排上下幾層的小櫃子，諸位知道是幹什麼的嗎?那是三高女時代學生到校都要脫鞋子，穿襪子進教室。因為教室鋪的是榻榻米，大家都席地而坐，十分的家庭化，也是一種特色，學校雖是台灣人辦了，可是教師就是清一色的日本人，因為日治時代台灣人只能學醫科、藝術、農技、家事，至於理工、法律、財經、文學等等都是不准碰的，所以台灣光復之後日本人遣送走掉了，第一女高的女生也大都走掉了，來了一批接收人員的女兒頂了缺，當然也來了一批教師撐起了學校，第三女高學生沒變，就是老師全變成閩粵一帶的人了。這便是北二女的來由。當然早期的老師素質並不太整齊，但是他們熱心仍是值得稱許的，尤其是和家長們的聯繫，以及師生之間的情感，真是水乳交融的。所以在二二八事變的時候，暴民到處找外省人撲殺，北二女的幾十位家長率領高中部的學生住進學校，環著學校的圍牆巡邏，阻擋暴民到學校逞兇，這是那一批老師親口告訴我的。

我們到校時，已是大陸撤退後一年多了，北二女也接受了一批大陸學生，他們沒有家產可以依賴，所以非要生升學深造不可，讀書非常認真，也因此帶動了非常好的風氣，也開始有漸進的成績。例如我進校教的第一班高三智的學生，就有三分之二的人進入了大學，也不乏後來頗有成就的，當然現在看來不算什麼，可是在當時是足以告慰的了。

王 (亞權) 校長對我十分信任，也放開手讓我去籌劃一切，所以學校的一切規章制度，都是那個時候研究制定的，而且為了具體的考核成效，我每個禮拜天都在學校教務處檢查各班作業以及筆記本，沒有清閒過，也逼得老師們個個認真不敢輕忽!

後來，臺北的五省中聯合招生第一屆就是由北二女承辦的，由報名、插花、填座次、選擇命題、入圍印刷、印卷彌封，分配監考、收卷保管、分配閱卷、複閲、拆封登記、按志願分發、榜單分送報社、寄發通知都是我一手籌畫，而且执行的。記得登記之後，五位校長，連同我帶的三位工作人員，集中在新北投養氣閣旅舍，共同檢查各個步驟，然後分發，我四十六個小時不曾和眼，一直到事事完成，深受五位校長的讚許，也傳頌一時。所以四十三年夏，我要離開北二女時，建中的賀 (翊新) 校長，北商的吳（仕漢）校長都極力要我去接他們的教務，甚至於兩年之後，我在政工幹校教學很固定了，成功中學，潘（振球）校長接任省訓團團長還邀我去擔任教務組長，他們都認準了我的工作韌性。

北二女的行政效率是足以自豪的。當年的省教育廳不論二科科長黃季仁以及廳長陳雪屏遇到中等教育方面的問題，都會遵循我們的意見，有一次參加陳廳長的早餐會報，在廣州街中心診所餐廳，陳廳長知道我很會吃，特別交代，給我雙份的分量引來一陣訇笑，就是教育部程天放部長也常垂詢我們的意見，所以後來王校長離開北二女到教育部做中等教育司的司長，都是有淵源的。

註:

1)插花: 指考試時，將各校考生分開雜坐，以防作弊。

 2)臺北五省中是北一女、北二女、建國中學、成功中學、師大附中。

3)名詩人瘂弦（王慶麟）是張老師政工幹校的學生。

(原載 第三高女，北二女中，中山女高旅美校友會年刊，此文由我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