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文章 釐清日治、日據之別

釐清日治、日據之別

    2013-07-20 01:54
    中國時報
    【鍾秀梅】

　關於高中教科書對於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表述，「日治」與「日據」的取擇在史學界引發重大爭議。馬英九總統七月十八日在退伍軍人協會舉辦的七七抗戰紀念大會上（見圖，本報資料照片）似乎已對此表示其態度，他的說法是：「歷史當然可能有不同看法，台灣今天對許多歷史，仍有許多共同記憶，但重要的是，台灣是民主社會，對不同看法，仍應採取包容的態度。」


    　這樣的說法看來很安全，不得罪任何一方，同時也很能展現馬總統不站邊、不沾鍋的人格特質。只不過，「總統」做為國家元首，對外代表國家，在憲法定位上有其特殊職能。譬如，憲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國家面臨重大災變而須做急速處分時，總統得發布緊急命令。此一條文賦予元首調集國力、凝聚國民總意志的權責。又第四十四條規定，「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這又期待於元首介入重大紛爭的協調和決斷。

    　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是「日治」或「日據」之爭，也許不能謂之緊急，也未上升到五院之間的爭執，卻畢竟是台灣社會內部關於民族記憶與歷史詮釋的重大分歧。就憲政精神而言，總統的職位本身應具有國家凝結劑的功能，即使一時之間國民意志難以凝聚，至少也該做出排難解紛的努力。

    　不幸的是，就馬總統在七七抗戰紀念大會的說法來看，他似乎並未意識到自己在憲法定位上理應承擔的角色。他的用語，所謂「民主」、「包容」、「多元」…云云，形式上很漂亮、很安全、很中間，卻是完全規避了做為總統的憲政職責，甚至進一步架空了「政治」。

    　怎麼說呢？台灣社會關於「日據」與「日治」的爭辯，其實很清楚地牽涉到「敵友關係」認定的問題。

    　也就是說，從一八九五到一九四五這五十年間，日本在台灣究竟是外來的殖民者、壓迫者，或者只是很單純地換了台灣政治結構的上層部分，從「清治」換成「日治」？究竟是榨取資源、欺凌我方同胞的「外敵」，或者只是台灣社會現代化進程的組成部分？

    　歷史的詮釋，其實已涵括了「敵友關係」的認知，而這才是真正的「政治」！對於日本五十年統治的詮釋是如此，於今台灣朝野對於台海兩岸關係的分歧態度，何嘗不是出自「敵友關係」認知的差異？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法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畢生致力於憲法的捍衛和解讀，最後，他也不得不指出：政治其實是比國家更加重要的概念，而他的核心思想，一言以蔽之：「政治的標準是劃分敵友。」

    　馬總統的態度，形式上是文化多元主義「尊重差異」的展現。文化多元主義於全球化的時代，似乎已成普世價值，其「政治正確性」足以成為當權者「政權正當性」的來源。但是，我們也不能不警醒的是：一旦新生觀念被主流社會接受並進入政治決策者的思維，它也可能成為一種裝飾性的、象徵性的操作概念，用來模糊敵我關係，轉移社會矛盾的膠著狀態，規避「政治」的決斷和施為。「包容」、「尊重差異」等語彙或許美好，或許「政治正確」，但是，「政治正確」並不等同於政治。

    　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究係「日據」或是「日治」，這是敵友認知的問題，當然也就是最核心的政治問題！馬英九不願直接面對政治，而以「寬容」、「民主」等看似堂皇的語詞來逃避，就憲法精神而言，這是有失總統職守，既未能適時扮演國家凝結劑的角色，也未做出裁斷紛爭的努力。更糟糕的是，他拒絕介入台灣社會內部對於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日本」是敵是友的分辨，與此同時，卻是變相地將「敵我關係」轉移到台灣社會內部！至少，在目前看來，馬總統不沾鍋，日本置之事外，而「日治」、「日據」兩大陣營，則浸浸然已發展為台灣社會內部的敵我之爭！外部敵人不見了，內部敵人卻纏鬥不休，這難道就是馬總統即將留給台灣社會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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