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書思想研究》文摘

理學興起的因緣──北宋儒學復興運動

◎吳碧玲‧著

理學的興起，是北宋儒學復興運動的結果。劉復生先生在其《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一書中言：「它（理學）是中唐以來作為前驅直到北宋再度興起的儒學復興思潮所產生的重要結果。」（註一）是以北宋儒學復興運動，其歷史因緣，可追溯至中唐的韓愈、李翱。茲略述此段緣由。

自其遠因而言，簡言之，即《宋史‧道學傳》序所言的「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

秦火以後，自兩漢以下迄魏晉，乃至唐朝，一般均以「傳經」為儒，所謂訓詁章句之學。而一般通俗對儒家的認識，亦是止於「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註二）的政治教化一面。牟宗三先生以為，傳經與禮樂人倫，均不能盡儒家，乃至孔子「生命智慧的本質」。（註三）是以自兩漢而下以迄唐代及宋初，以章句義疏為儒學，以禮樂人倫為儒家──此外在的認識，遂使儒家真生命真智慧，失落於學者及政治社會之外。加以魏晉以降，政治黑暗、社會變遷、儒家禮樂人倫的社會功能喪失，遂使消極避世而重心靈寄託的佛老思想盛行於世。

佛老的過於盛行，使得社會經濟與政治人倫遭到威脅。中唐韓愈，即起而排佛，著名的〈原道〉一文，便是其重要的反佛言論。文中標舉著儒家「道統」的旗幟，從政治及經濟上的「實際弊害」，以及華夷之辨等，高唱反佛。同時期的李翱，也作〈復性書〉，根據《中庸》《易傳》發揮，企圖從儒家中的心性理論來對抗佛教吸引人的心性思想。此是中唐儒家首次對佛教的反擊。然論者皆以為韓愈疏於哲學理論，李翱思想亦未臻成熟，只可視為宋代儒學運動的先驅，而未能對佛教勢力有如何重大的影響。然而韓愈、李翱這個儒學運動，算是為宋代勃興的儒學復興運動及理學之興起，預先埋下了種子。

北宋儒學復興運動，主要自仁宗慶曆朝展開。所謂「慶曆之際，學統四起」（註四），此即是理學興起的熱身運動。

宋代，因為外有異族壓迫，內有五代之亂以來，社會秩序待於重建；加上宋初佛老盛行（註五）所造成政治社會的弊端等因素，刺激新興知識份子要秉持儒家思想來改革社會。這些「崇奉儒家學說的思想家，努力探究儒學義理，希望通過重新闡釋儒家經典並以之為綱，重新建立起儒家的『王道』政治。」（註六）從此展開了一場儒學復興運動。此時期活躍的人物包括胡瑗、孫復、徐積、石介、范仲淹、李覯、王安石、劉敞、司馬光、歐陽修、蘇軾兄弟等。

這一場儒學復興運動，有如下幾個重點，形成了理學興起的外緣因素：

第一、宋儒們鄙薄漢唐傳統的章句義疏之學，大都直抒胸臆、發明經旨，強調不守舊注、直探義理，力求把握聖人精神。這使得宋儒們有更開放的思考空間，更自由的思惟模式，相互激盪，百家爭鳴，為理學的興起，開闢了沃壤。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如孫復有《春秋尊王發微》、歐陽修有《易童子問》、《詩本義》、劉敞有《七經小傳》、李覯有《周禮致太平論》、王安石編著有《三經新義》（周禮義、書義、詩義）等。

雖然這些思想與著作的重點，是偏向「外王」一面，多為各自對現實政治或社會問題的主張，尋求儒家理論上的支持，即所謂「通經致用」。然而其揚棄舊注，直探儒家真精神的風氣，實已為宋代理學鋪路。

第二、《宋元學案》謂宋代學術，以安定、泰山為先河。（註七）安定即胡瑗，少年時代即「以聖賢自期」，後來講學，「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註八），對於後來的理學家，實有啟迪的作用。如其在太學，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即得到伊川「學以至聖人之道」的名作（註九）。這一問一答間，實已決定了宋明理學的精神方向。胡瑗提出「顏子所好何學」，與周子教明道兄弟「尋孔顏之樂」，是有同樣的旨趣。

然而當時一般所了解的「聖人之道」，尚屬於「道德仁義」層面（伊川之文，已有心性形上的意味，此是特例）。雖然神宗讚胡瑗為「得孔孟之宗」（註十），其所教育的方針，仍是「君臣父子仁義禮樂」的所謂「聖人之體」（註十一）這一建立社會倫常、提倡仁義教化的功能層面。如前所述牟宗三先生的看法，此尚「不能盡儒家生命智慧的本質」，亦即對儒家義理的探討，此時尚未深入內在化、精微化。

於此，吳康先生提出了較為明確的差別界限：「史稱為宋學開山之胡安定瑗、孫泰山復二大儒，皆祇以經術見長，……開宋人講學著書之先河，於正式哲學，則無甚趣味。……故今講宋明哲學，不得不以濂洛關閩、百源、及陸王諸家為主。」又以為此乃《宋史》分立〈儒林〉、〈道學〉二傳之故。（註十二）

故胡瑗之學，對於理學的興起，可說指引了其精神方向，即「聖人之道」，然於心性義理的闡發，則尚未開啟也。

第三、宋代儒學復興運動的另一重要使命，即是對抗佛教。

劉復生先生把宋儒之排佛，分為外在型批判與內在形批判；而理學家是屬於後者。（註十三）

遠自中唐韓愈而至宋中葉復興的儒學運動，他們標舉著儒家的大旗致力排斥佛教（佛老）思想，而其一般所持的論點，不外是從政教倫常、社會經濟及華夷之辨幾個方面著眼，即所謂的「外在型批判」。然其結果，並不能破解以高妙深奧的玄理勝義吸引士人的佛老思想，佛老之書依然盛行天下。說明了這批新儒們，若僅從儒家思想的外部功能來排佛，而昧於精微深密的心性義理，是根本不能戰勝佛老「異端」的。

因為佛教的刺激，使得儒學者們，更深入於儒家經典中，尋取奧義，探求宇宙人生真理，作為思想武器，以與佛教的甚深妙理相抗，理學便應運而興。

牟宗三先生指出，宋代理學家闢佛，「是就人生觀宇宙觀的根本處而發，並積極地宏揚先秦儒家思想中本有的心性奧義，以抵禦與排斥佛教。」（註十四）即使像周敦頤，沒有明言闢佛，然論者亦以為「元公（敦頤諡號）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即謂字字闢佛可也。」（註十五）

以上，是宋代儒學復興運動的重點，亦是理學興起的外在機緣，但卻非其興起的必然決定因素。此則必須直透至理學家們各人自己內在生命的呼應上，此內在生命的呼應，即是以周子為首出者也。

──以上摘自《通書思想研究》

第二章 第一節 北宋儒學復興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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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資訊】

《通書思想研究》

吳碧玲‧著 / 白象文化

2010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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