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看到一篇關於愛因斯坦親筆信被拍賣的新聞，信中提到他覺得信上帝是一件幼稚的事。相對論之父愛因斯坦的宗教觀矛盾，過去已有所聞，也引發許多討論，而一九五四年他寫信回應一位哲學家時，提出上述觀點。我每次看到這一類的新聞都覺得很有興趣，特別是像愛因斯坦這樣的人和我持相同的看法，那當然又有一層更深的意義。不過在我有這樣的想法之前，其實我也曾經困惑過一陣子。

我的生長環境簡直是全台灣宗教氣息最濃厚的地區，我家大門一走出去，對街的左邊就是回教的清真寺，右邊就是天主教聖家堂，左轉再走沒幾步，就是基督教靈糧堂。至於我們家裡，奶奶是拜大仙的，外婆和媽媽則是拜觀世音，基本上都還算是彿教。我對於這些人在拜的，或是在談的，都是一些看不到的"神"，讓我感到不解。總覺得那些人不過就是做錯事，想要找個可以傾訴的對象。至於那些拜所謂的"活彿"的，更是讓我想不通，因為那不就是個"人"嗎？不過這些種種的一切，在我讀了初中課本上"謝天"的文章後，對這整個的事件又有了全新的看法。當然與其說是看法，倒不如說是解惑來得更貼切些。

上網找了一下這篇文章，作者好像做過一些修改，不過重點是整個文章的精神沒變。放在這裡和大家分享(重溫)一下。不過這麼多年後再拜讀這篇文章，感受和當時年少的我有些許的不同，也更加能體會作者所描述的對這整個事件的看法。

文章出處: 陳之藩文集 (http://www.bookzone.com.tw/event/lc040/booklist.asp)

謝天

常到外國朋友家吃飯。當蠟燭燃起，菜餚布好，客主就位，總是主人家的小男孩或小女孩舉起小手，低頭感謝上天的賜予，並歡迎客人的到來。

我剛一到美時，常鬧得尷尬。因為在國內養成的習慣，還沒有坐好，就開動了。
以後凡到朋友家吃飯時，總是先囑咐自己，今天不要忘了，可別太快開動啊！幾年來，我已變得很習慣了。但我一直認為只是一種不同的風俗儀式，在我這方面看來，忘或不忘，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前年有一次，我又是到一家去吃飯。而這次卻是由主人家的祖母謝飯。她雪白的頭髮，顫抖的聲音，在搖曳的燭光下，使我想起兒時的祖母。那天晚上，我忽然覺得我平靜如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來。

在小時候，每當冬夜，我們一大家人圍域個大圓桌吃飯。我總是坐在祖母身旁，祖母總是摸著我的頭說；「老天爺賞我們家飽飯吃，記住，飯碗裏一粒米都不許剩，要是糟蹋糧食，老天爺就不給咱們飯了。」

剛上小學的我，正念打倒偶像，破除迷信，我的學校就是從前的關帝廟，我的書桌就是供桌。我曾給周倉畫上眼鏡，給關平戴上鬍子，祖母的話，老天爺也者，我覺得是既多餘，又落伍的。

不過，我卻很尊敬我的祖父母，因為這飯確實是他們掙的，這家確實是他們立的。
我感謝面前的祖父母，不必感謝渺茫的老天爺。

這種想法並未因年紀長大而有任何改變。多少年，就在這種哲學中過去了。我在這個外國家庭晚飯後，由於這位外國老太太，我想起我的兒時；由於我的兒時，我想起一串很奇怪的現象。

祖父每年在「風裏雨裏的咬牙」，祖母每年在「茶裏飯裏的自苦」，他們明明知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撿起田中的麥穗，而為什麼要謝天？我明明是個小孩子，混吃混玩，而我為什麼卻不感謝老天爺？

這種奇怪的心理狀態，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個謎。

一直到前年，我在普林斯頓，瀏覽愛因斯坦的《我所看見的世界》，得到了新的領悟。這是一本非科學性的文集，專載些愛因斯坦在紀念會上啦、在歡迎會上啦、在朋友的葬禮中，他所發表的談話。

我在讀這本書時忽然發現愛因斯坦想盡量給聽眾一個印象：即他的貢獻不是源於甲，就是由於乙，而與愛因斯坦本人不太相干似的。

就連那篇亙古以來嶄新獨創的狹義相對論，並無參考可引，卻在最後天外飛來一筆，「感謝同事朋友貝索的時相討論。」

其他的文章，比如奮鬥苦思了十幾年的廣義相對論，數學部分推給了昔年好友的合作；這種謙抑，這種不居功，科學史中是少見的。

我就想，如此大功而竟不居，為什麼？像愛因斯坦之於相對論，像我祖母之於我家。
幾年來自己的奔波，作了一些研究，寫了幾篇學術文章，真正做了一些小貢獻以後，才有了一種新的覺悟：即是無論什麼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罷。無論什麼事，不是需要先人的遺愛與遺產，即是需要眾人的支持與合作，還要等候機會的到來。越是真正做過一點事，越是感覺自己的貢獻之渺小。

於是，創業的人，都會自然而然的想到上天，而敗家的人卻無時不想到自己。

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這是我們中國的一個最完美的人格所構成的一個最完美的故事。介之推為什麼不言祿，因為他覺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是君子所不屑為，也是君子所不應為的。

愛因斯坦剛到普林斯頓時，主任與他商量報酬問題，他說五千。主任說：「給你五千，如何給一個大學畢業生呢？還是算一萬五千元罷！」這不是外國的介之推嗎？
為什麼介之推與愛因斯坦專幹這類傻事？立過大功，而不居功若此。他們知道作事與立功，得之於眾人合作者多，得之於自己逞能者少。於是很自然的產生一種感謝眾人、感謝上天的感覺。

我們回頭想一想，五六十年來的中國比我七八歲時的思想能強幾何！史家如果寫這五六十年來的我國歷史時，一定命名為狂妄而幼稚，無法與無天的時代。

無論哪一行、哪一界，多是自吹自擂，自欺自騙。日子長了，連自己也信以為真了，而大禍至矣。因為沒有做任何真正的事，沒有建任何真正的功，自然而然不會有謝天的感覺。

哲學家們知道這個症候最為可怕，所以造出許多知好知歹的人物與故事來。有一個人問一位文學家，我記得是雨果罷，「如果世界上的書全需要燒掉，而只許留一本，應留什麼？」雨果毫不猶豫的說：「只留〈約伯記〉。」約伯是《聖經》裏面的介之推，富亦謝天，貧亦謝天，病亦謝天，苦亦謝天。

我們的思想界尚在混沌幼稚時期，需要約伯的精神，需要介之推的覺悟。這個覺悟即是：一粥一飯，半絲半縷，都是多少年、多少人的血汗結晶。感謝之情，無由表達，還是謝天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