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日訪問澳洲，在坎培拉的澳洲戰爭紀念館向無名烈士墓下跪獻花。日本媒體未聚焦此新聞，反倒是具大陸官媒背景的微信公眾號「牛彈琴」專文批判指高市的「跪」不是懺悔、反省，而是一場「精心設計的 政治表演」，為向美、澳等西方國家遞「投名狀」，為日本軍事正常化鋪路。
《環球日報》社評認為，高市推進的「再軍事化」為承繼戰前「皇國史觀」的「新型軍國主義」。高市的「台灣有事說」使日中交流、溝通中斷，不僅互信盡失，更以近代中日戰爭的歷史敘事直指高市為右翼，中日關係陷入1972年9月邦交正常化以來前所未見的低潮。
然而，何謂右翼？高市的保守主義底色透著右翼的符碼嗎？回答此問題須藉大川周明檢視高市。大川為遠東裁判中唯一列名甲級戰犯的平民，後因美軍的戰地精神科醫師賈菲（Daniel Jaffe）診斷大川精神失能，而逃過司法追訴，但其在思想上屬極端右翼，應無懸念。
被盟國視為該為二戰日本犯行負責的大川周明，在昭和前期，於亞洲現代化的思辨中，走上「大日本主義」，對其後日本的亞洲侵略戰爭起到推波助瀾作用，亦為鼓動日本社會走上軍國主義的主要旗手，美國媒體稱之為「意識形態的挑撥者」，《紐約時報》更將大川定位為揭開「十五年戰爭」之「九一八事變」的「民間頭腦」。
大川對日本與亞洲近代的思考，不同於主張以歐洲做為方法的福澤諭吉，回到武士道去尋求解法，對大川而言極具魅力。大川認為，「日本性」為亞洲重回「亞洲人的亞洲」之精神動力。盟軍的備忘錄將大川描述為「推動『亞洲人的亞洲』最堅定又最具說服力的人」。大川不僅在思想上鼓吹，在近代日本的形塑中，更試圖重構日本國史，思辨「何為日本」，以召喚「日本精神」，助力日本的「興亞」實踐。
大川思想在政治光譜上，無疑被定位在極右翼，亦即「基本教義右派」，其表現在對外政策上即「反美」。大川認為，美國意欲將勢力伸入東亞，日本必須使美國了解，對方將無法遂行此野心。他敏銳地察覺到美、日終將對決的氛圍，此亦為大川及其思想追隨者所揭櫫之救贖東亞的必經之路。
1925年，大川即在NHK廣播中預言，美、日終將為全球控制權決一死戰。他指控美國為東亞的入侵者，細數近代以來美國進犯東亞，若不改正1853年「黑船來航」以來遭扭曲的美日關係，日本難以引領亞洲走向近代。
大川為日本侵華戰爭辯護，此勾連冷戰後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自民黨執意帶領日本「走出戰後」，在修憲討論中，明治以降的日本對西方之「被害者」意識重回發言位置，視「大東亞戰爭」為領導東亞國家抗擊西方殖民主義的歷史救贖，其對東亞國家的侵略竟弔詭地成為「不得已的戰爭」或「自存自衛戰爭」，引起中、韓及日本自由派學者疑慮，日本右翼是否死灰復燃，憂心「大和魂」的再臨。
大川對日本必將贏得「解放亞洲之戰」的預判未成為歷史，徒令日本的「脫亞」與「興亞」變調為侵略亞洲的溢美之辭，難以成為東亞擺脫歐美殖民主義，歸位為「亞洲人的亞洲」之救贖，亦使高市的強國夢難擺脫右翼化的疑慮。
若以大川對照高市，「高市外交」走在親美的路上，此為自民黨保守主義的延續，而非轉向右翼。但高市在澳洲的下跪不是反省戰爭歷史，只為「愛國心」尋求理解，難收與東亞鄰邦和解之效，終結日本的「戰敗」身分，重塑新身分認同。日本國民在東京、大阪等大城市街頭高喊「反對戰爭」，表達對「高市色彩」的不安，亦見從避戰到正視風險的集體覺醒，不是要揚棄「和平主義」，將日本再推向戰爭。（作者為輔仁大學日文系特聘教授、國立台灣大學日文系兼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