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2月8日剛結束的日本眾議院大選中，高市早苗率領自民黨豪取316席，單獨跨越三分之二絕對多數席次的門檻。這一戰果不僅刷新日本戰後紀錄，也為高市早苗提供足以媲美柴契爾夫人執政巔峰期的政治能量。
首先，這場大勝意味著高市跨越從派系偶像到國家領袖的關鍵門檻。柴契爾夫人當年的勝利在於成功將「柴契爾主義」轉化為選票，打破英國戰後的福利國家共識。高市早苗在本次眾院選舉中的表現，與柴契爾有異曲同工之妙；不僅在自民黨出現政治獻金醜聞後成功止血，更憑藉個人魅力吸引大量年輕世代的選票。絕對多數代表高市不再需要受制於維新會的牽制，這種「一強」格局賦予比當年的柴契爾更有利的權力起點，讓她能像「鐵娘子」一樣，無須在乎反對者的噪音，直接挑戰日本的戰後體制。
其次，權力的極大化也為高市埋下柴契爾式的「孤立誘因」。柴契爾夫人的「後衰」，源於在擁有絕對權力後，開始忽視內閣的集體智慧，轉向獨斷。高市繞過黨內大老麻生太郎，直接解散國會並獲得大勝，這在政治上形同是進行一場豪賭，在權力運作上可能面臨危機。當一個領袖擁有三分之二席次，可在眾議院否決參議院的決定，因此極易陷入「權力的幻覺」，認為自己不再需要與黨內其他派系協商。柴契爾當年正是因為在歐洲問題與稅制改革上拒絕妥協，才導致內閣閣員接連辭職，最終引發政治危機。
第三，憲法與稅制將成為檢驗其是否步入「柴契爾陷阱」的試金石。柴契爾夫人的沒落始於「人頭稅」，這是一個理論正確但卻引發民意強烈反彈的政策。對高市而言，三分之二的席次賦予她推動「修憲」與「調降消費稅」的機會。不過，修憲是觸及日本國本的敏感議題，極易引發社會分裂；而調降消費稅雖能贏得民氣，卻可能引發金融市場對日本財政紀律的恐慌。若高市在勝選後過於急躁地推動具爭議性的政策，忽略經濟穩定的重要性，很可能像柴契爾後期一樣，贏了法案卻輸了人心，讓政治紅利迅速轉為負債。
最後，高市早苗能否跳脫先盛後衰的關鍵，在於能否學會柴契爾一生都沒學會的柔性轉身。柴契爾夫人被視為偉大鬥士，但也因其剛愎自用而被黨員放棄。高市現正站在權力高峰，然而絕對多數席次可以通過任何法律，卻無法平息內部的積怨。高市若能利用這場大勝來提拔跨派系的人才，而非僅限於自己的保守同溫層，將能建立比柴契爾更持久的政權。反之，若將大勝解讀為可獨斷專行的通行證，那麼今日的「高市一強」可能就是明日「後衰」的起點。高市不僅需要柴契爾夫人的果斷，更需要安倍晉三式的政治韌性與協調能力。
（作者為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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