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皇池/台大法律學院國際法教授

 

英國小說家喬治歐威爾在《一九八四年》一書中提及：「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H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而看到教育部要「微調」臺灣史，「新」教科書當代臺灣部分將說明《開羅宣言》與臺灣國際法地位確定之過程等等，論者指此為「矮化台灣主體，讓『大中國』、『大一統史觀』重新復辟」，而政府更千方百計以《開羅宣言》確定臺灣法律地位，除總統、「國史館」（！）強調條約論外，外交部則印發《開羅宣言的國際法意義》宣傳摺頁，相繼宣揚，對此滔滔，如鯁在喉。

國際法下，特定國際文件是否為條約，不能單純由名稱判斷，稱宣言但確為國際條約者，固不乏其例；但不容否認，絕大部分稱宣言之國際文書，均不該當國際法意義之條約。實踐上，不論當事方間所使用文件名稱為何，決定係爭國際文件法律效力之關鍵，繫於當事方間是否有意創設受國際法拘束之義務。

 

至於條約種類繁雜，單從文件名稱無從認定締約方有無創設法律拘束力之意願，故學說與實踐例示部分事項作為判斷參考，此間包括：文件之稱謂與用語、文件之內容、締結時之客觀環境（包括締約時之情狀、當事方之後續行為或相關談判人士之發言）。以此檢視《開羅宣言》，則不難發現：

第一、姑不論會議三方並未在文件上簽署之法律意涵，慣例上若要做成具法律拘束力文件，當會選擇正式名稱，然在眾多可選擇名稱中，《開羅宣言》排除條約、公約或協定等正式名稱，而使用非正式之宣言，不難推斷與會者應較無產生法律拘束力之主觀意願，特別是《開羅宣言》中提及部分領土之處置問題，如此重大領土主權議題，在以和平手段處理（如買賣或交換）時，當以條約或協定規範；而若因戰爭手段產生，則亦必然以戰後之和平條約或協定處理。

第二、就用語方面，《開羅宣言》使用：「發表集體聲明如下」（The following general statement was issued），此與欲產生拘束力之「爰議定條款如下」（Have agreed as follows）截然有別。又最後確認部分，一般產生法律拘束力文件用語是「謹簽字於本公約，以昭信守」；但《開羅宣言》不僅三國領袖未予簽署，且結語作「基於以上各項目的，三大盟國將繼續堅忍進行其重大而長期之戰鬥，以獲得日本無條件之投降」云云；綜觀通篇文字亦非以法律模式，如以條款項目等條文呈現，在在使《開羅宣言》用語較像戰時宣傳文件，而非法律文件，誠難輕言有產生法律拘束力之意涵。

第三、相關國家之後續解釋與實踐：中國政府確實一再宣稱《開羅宣言》是條約，但該文件另外兩造之英國與美國，則不如此認定。一九五五年英國外相「艾登」（Anthony Eden）正式書面陳述《開羅宣言》僅是「意向聲明」（a statement of intent）；至於美國國務卿「杜樂斯」（John Dulles）同樣否定《開羅宣言》是條約。一九五○年代，美國向聯合國秘書處登錄條約時，僅登錄《日本降伏文書》，剔除《開羅宣言》，更證明美國亦不認為《開羅宣言》是有法律拘束力文件。

 

執政者與北京政權相一致，一再宣傳《開羅宣言》條約論，強調中國藉此取得臺灣領土主權，現今又要將之置入教科書，排擠不同思維，以如此背棄基本的法律與史實「教化」後代，不免讓人想到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的：「如果你的謊言範圍夠大，並且不斷重複，人民最終會開始相信它」。

在撥亂反正的口號下，在瀰漫中國塵霾的空氣中，不知往日高喊蔣總統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歲月，是否又將君臨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