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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10 00:52:26瀏覽1578｜回應0｜推薦3 | |
引用文章神祕的古代地圖
 一幅1418年世界地圖的摹本顯示出，早在哥倫布出生之前，中國人已經抵達美洲，並且完成了環球航行的壯舉。這究竟是一幅什麼樣的地圖？它又引發出什麼樣的問題呢？ 在我們的心目中，地理大發現史是一段蓋棺定論的「史實」。其中一些人物及其功績已成為眾人皆知、家喻戶曉的歷史常識： 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亞斯（Bartholomeu Dias）駕船由西向東經過好望角，為此他被稱作世界上首位繞過這一岬角的探險家； 1492年，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率領的船隊抵達美洲巴哈馬群島。由此，哥倫布被譽為美洲大陸的發現者； 1519年9月，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率領船隊自歐洲始航。這隻船隊歷時三年繞地球一周回到始發地。從而，麥哲倫被授予首次完成環球航行的桂冠。由於麥哲倫被視為發現大西洋與太平洋之間海峽的探險家，這一海峽至今一直以他的姓氏命名。 但是我發現，這些歷史常識卻無法與我的一件地圖藏品相吻合。這件藏品究竟是一幅什麼樣的地圖？它與歷史常識之間存在著何種差異？它與我之間又有何種緣分呢？ 2001年春季，我因公務到上海出差。臨回北京之前，我來到著名的東台路古玩市場。這個分布在街道兩旁的露天市場被譽為「上海古玩一條街」。其實，市場中擺放的物品絕大部分都是冒牌貨。  我此次閒逛書鋪真是一次天賜的良緣。一進店門，我看見向先生正在往牆上掛一幅破舊的世界地圖（見上圖）。這幅地圖的右上角寫著「天下全輿總圖」，左下角注明「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明永樂十六年天下諸番識貢圖」，在這一注釋左邊有一落款：「臣，莫易仝繪。」 這些文字表明，此幅世界地圖是1418年間一幅《天下諸番識貢圖》的仿繪品，仿繪時間為1763年，仿繪者為「莫易仝」。地圖的左上角還寫有一段注釋：「凡未加紅圈者皆原圖所未命名者。」這幾個字意味著圖上的注釋有些是《天下諸番識貢圖》原有的，有些是仿繪者後加的，而原有的注釋都用紅墨加以圈注。 仔細察看這幅世界地圖之後，我感到非常困惑不解。這幅地圖不僅畫出了地球上所有的大陸和海域（其中包括南極、北極和格陵蘭），並且在美洲和澳洲大陸上都有紅墨圈注的注釋。 很明顯，這幅世界地圖中的許多內容與我們所知的歷史常識完全不相吻合。難道中國人於1418年繪出了近乎完整的世界地圖？十五世紀初期的地圖上怎麼會出現美洲和澳洲大陸？莫非此幅地圖是件贗品？ 憑藉我多年積累的經驗，判定一幅古地圖的繪製年代，除了參考繪圖者在圖中所寫的注釋外，更重要的是採用中國古籍、古紙和古字畫等方面的傳統鑑定方法對繪圖年代加以驗證。 我仔細察看了一番地圖，聞了一下圖紙的氣味。這幅地圖外表發黃，紙質脆硬，並且散發出一種陳舊的氣味。這種氣味與在老房子中聞到的陳舊氣息很相似。從圖紙的色變、氣味和脆化程度我判斷出，地圖紙張已逾百年之久。 這幅地圖的中部有一條對折痕跡，這表明圖紙一直以面朝裡的對折方式保存。圖紙上有很多蟲蝕蛀孔，特別是在透氣性差的對折部位。圖紙左、右兩頁上的蛀痕相互吻合，這一現象再次證實，地圖曾長期處在對折狀態。蛀痕的布局顯示出，這些蛀孔均為自然狀態下產生的。我用高倍放大鏡仔細察看了蛀痕，蛀痕的邊緣為毛邊，這也是自然蟲蛀的特徵。 圖上注文的紅框以朱砂墨繪成。清朝時期的朱砂墨雖然目前仍然可以找到，可是兩百多年前留在紙上的朱砂顏色與現代人用老朱砂墨畫在古紙上的效果截然不同。正如元朝人夏文彥在《圖繪寶鑑》中所云：「古人作畫墨色俱入絹縷。」「偽者雖極力仿效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很容易看出，紅框的朱砂墨顏色屬於「俱入絹縷」，為古人之跡；而圖中的三方紅色鑑藏印則是「浮於縑素之上」，為近現代人所蓋之印。 地圖上的海域以青綠色繪成。這種墨色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會呈現出褪色的效果。由於地圖對折部位的透氣性較其他部位差，這一部位的褪色程度明顯小於其他部位，從而在圖紙中部形成了一條縱向的深色帶。不均勻、不規則的褪色是自然褪色的特徵。這種褪色與古字畫造假者採用人工方法造出的「褪色」效果完全不同。人造「褪色」不僅顯得均勻，並且「褪色」程度也一致。 察看地圖的紙張、蛀痕和墨色之後，我又對繪圖者的書寫習慣和字體做了進一步的鑑別。 現代人作畫、寫字的書寫習慣與古人有很大區別。前者寫字順序為從左向右，而後者書寫則是從右上方開始。由於不同的書寫習慣，現代人塗色的第一筆通常畫在圖紙的左上部位，而古人著色的第一滴墨均落在右上方。基於褪色的緣故，很容易辨認出《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上塗抹青綠色的第一筆和第二筆的墨蹟。這兩筆塗色都落在圖紙的右上方，這表明繪圖者具有古人的書寫習慣。 中國古代書法猶如古代服飾，幾乎每一朝代都有各自流行的書法風格。清中期的科舉制度要求考生以規定的「館閣體」書寫答卷。這種「館閣體」看上去字字勻稱並且橫平豎直，然而卻是一種平庸、呆板的書體。現代人對「館閣體」持貶義之態，研習者寥寥無幾。「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由於大清朝廷宣導「館閣體」，乾隆時期文人社會無形之中形成「館閣體」的書風。乾隆、嘉慶年間的著名學者洪亮吉對此評論道：「今楷書之勻圓豐滿者謂之館閣體，類皆千手雷同。乾隆中葉以後，四庫館開，而其風益盛。」《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上的字體（尤其是落款）具有明顯的「館閣體」書風，這又是此圖已有兩百多年歷史的旁證。 採用中國傳統的書畫鑑定方法對《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進行檢驗之後，我斷定，這幅地圖是十八世紀的作品。 這幅古代世界地圖雖然有許多跟歷史常識相矛盾的地域圖形和注釋，但是這些奇怪的內容並沒有減弱我對此幅地圖的興趣，而是激起我更大的好奇心。在好奇心的促使之下，我毫不猶豫地買下了這幅《天下諸番識貢圖》的摹本。〈本文節錄自聯經出版《古地圖密碼》作者/劉鋼〉 奠定中國世界航海地位的三幅明代地圖  《大明混一圖》繪製于明洪武二十二年，即西元1389年。該圖長3.87米，寬4.75米。這幅極其珍貴的古代寶圖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世界地圖，也是迄今為止我們能見到的最早描繪非洲的世界地圖。
《大明混一圖》的發現源於南非國民議會議長金瓦拉博士，她是一位研究古代非洲地圖和世界地圖的歷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古代地圖收藏家，目前已經收集非洲地圖130多幅。她平時注意收集世界各地新地圖發現資訊。 1969年華盛頓大學的鄭教授在加拿大演講時，提到一幅中國古代世界地圖，清楚準確地描繪著非洲大陸。金瓦拉博士得知這一消息興奮不已，于1988年初派助手專程赴美國找到鄭教授，調查該圖的來龍去脈，鄭教授當時只能提供該圖藏在日本一家佛寺裏的資訊。 金博士又跟蹤追訪，最終在日本一所大學的圖書館裏找到《大明混一圖》。最後弄清，這幅地圖是中國人李凱（音譯）1402年繪製的，由一名北韓使者受命帶回北韓。後日本軍閥侵佔了北韓將該圖掠奪到日本，密藏于寺廟方丈的私人圖書館，方丈又將該圖贈送給日本一所大學。應金瓦拉的請求，1999年初，日本有關方面複製一幅《大明混一圖》贈給金瓦拉，使她20多年的願望得以實現。 其實關於該圖的故事還沒有結束，原來《大明混一圖》是一對孿生兄弟，最早的第一幅繪製于1389年，金瓦拉為了尋找到年代更早的中國古代世界地圖，請求中國駐南非大使幫助實現這一願望。 1999年11月，李鵬委員長訪問南非，特意向金瓦拉議長贈送了一份特殊的禮物——一本《中國古代地圖集》卷首幾頁正是1389年繪製的《大明混一圖》。 原本《大明混一圖》藏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彩繪絹本，是一件國寶級的珍貴歷史之物。由於年代久遠，尺寸過大，已不適合公開展出。為了滿足南非國民議會舉辦《非洲視角》地圖展的請求，中國決定為南非複製一幅《大明混一圖》，該複製工作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會同敦煌藝術研究院和浙江大學的專家們共同精心完成。 2002年11月1日，滿載著中非友誼結晶的《大明混一圖》抵達南非議會，11月12日正式向公眾展出，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專程參觀了《大明混一圖》。世界各國的史學家、航海家紛紛前來參觀。 金瓦拉議長在開幕式上説：“《大明混一圖》向世人表明，這幅由中國人繪製的地圖比西方探險家到非洲早了100年，所謂歐洲人最早發現非洲的歷史需要改寫。” 2006年1月13日北京通商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剛，將自己用500美元購置的一幅《天下全輿總圖》又稱《天下諸番識貢圖》公布於部落格，再次引起全球新聞媒體的重視，新聞的焦點是誰最先發現美洲。 2001年春季，劉剛購得一幅在竹紙上手繪的世界地圖，這幅地圖的右上角有“天下全輿總圖”6個字，左下角寫著“乾隆癸未仲秋月倣永樂十六年天下諸番識貢圖臣莫易仝繪”，地圖正上方畫有一個中國古代指南針方位盤，並寫有“六合出行定圖式”7個字。左上角寫有“凡未加紅圈者皆原圖所未命名者”。 這幅1763年倣繪1418年的《天下諸番識貢圖》不僅僅畫出地球上所有的大陸陸地（包括南極、北極和格陵蘭），並且在美洲大陸和澳洲大陸上都有紅筆圈注的註釋。難道1418年中國人已經繪出近乎完整的世界地圖？ 收藏者劉剛也曾懷疑該圖是件贗品，因為許多註釋超出當時中國人的知識範圍。正是因為在該圖太平洋海域中，有一個紅圈註釋寫道“一于永樂十三年，隋正使太監馬三寶等往榜葛刺諸番直抵忽魯漠斯等國，開讀賞賜，至永樂十六年回京”的記載，劉剛先生用了4年多時間鑽進了鄭和下西洋的史料和相關論文研究之中。 通過對古籍的研究，劉剛先生首先突破“鄭和下西洋”西洋的範圍，西洋就是西方，幾乎環繞整個地球，他的許多理論根據還來自英國孟席斯著《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正因為如此，孟席斯專程去北京與劉剛先生見面交流，成為“鄭和發現美洲”理論志同道合的戰友。 一石激起千重浪，許多學者認為該圖是贗品，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著名歷史學家、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龔纓晏教授。龔教授認為《天下全輿總圖》是一幅橫軸投影的世界地圖，它完全是根據歐洲地圖倣繪的，該圖倣繪于1763年，適時1760年法國傳教士蔣友仁繪製了《坤輿全圖》作為獻給乾隆皇帝50大壽的賀禮。在此之前，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也繪製過《坤輿全圖》。《天下全輿總圖》的許多畫法，與南懷仁的《坤輿全圖》是如此相似。 2006年4月24日下午，江蘇省鄭和研究會秘書長黃榮技參加了在北京召開“航海日”活動籌備會議。劉剛律師到場向眾位代表展示了他發現的這幅古地圖，並在新聞發佈會上公佈這張航海圖已通過有關方面鑒定，認定是明朝的航海圖。儘管如此，許多不同的意見對此還需要不斷研究、不斷交流、不斷磨合才能解開相關疑問。 《鄭和航海圖》本名《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原圖載于明人茅元儀所輯《武備志》卷二百四十，分二十圖四十面，分別繪明瞭各國方位，航道遠近以及航行方向，停泊何處、何處有礁、何處有淺灘、何處有人家。 據專家研究該圖應繪製于洪熙元年至宣德五年(1425～1430)年間，是鄭和下西洋第6次歸來後守備南京時期的傑作。航海圖中標有牽星數據，附過洋牽星圖，以測天定位，指導航行，這是現代海圖所沒有的，也是《鄭和航海圖》的最大特點，據統計該圖標有牽星記載近70處，其中直接標在航線上有16處，標在沿洋和島嶼上的有34處，標在過洋牽星圖上的近30處。 鄭和船隊利用日月星辰來辨別航行方向。標誌著鄭和船隊已經進入以海上天文定位為特點的牽星術階段。為此，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中對《鄭和航海圖》作了高度評價，認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幅真正科學的海圖”。 《鄭和航海圖》是我國明代勞動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文明圈與印度教文明圈，佛教文明圈，以及伊斯蘭文明圈整合的産物。在《鄭和航海圖》的背後還有3 本注腳。這3本注腳就是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鞏珍的《西洋番國志》。 這3位下西洋的“記者”和“作家”詳細描寫了他們親身所歷幾個文明圈30多國的山川地理、道路遠近及風土人情。他們的地理知識遠遠超越元朝汪大淵《島夷志略》，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圖塔遊記的範疇。鄭和航海圖連同3本注腳遊記，已經成為世界地理學知識遺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三幅明代地圖奠定了中國在世界航海史中的位置，具有世界規模的鄭和下西洋已成為劃時代的路標，構成世界地理大發現的第一環，唱響了世界大航海時代的“先聲”，以恢弘的氣勢拉開世界大航海時代的序幕，成為開啟人類海洋事業的新紀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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