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中國人與臺灣人都能永遠驕傲挺立於世界

開醫師惠鑒！

謝謝指教！

小弟從不諱言自己的臺大電機系退學生身份，所以您不必介意，因為能被臺大退學也沒有什麼好自覺羞恥的，許多臺大畢業生也不見得是多麼光彩的畢業，即使真是小弟電機系課業不行或做人不夠技巧或努力，哪也只能承認，小弟過去的確是如此，已經發生的事情，就勇敢面對與承認它，不管是福是禍，大家都眼睛向前看，過去的事沒有必要掩飾，以此作為借鏡，催促自己更為努力，反是好事！

淪陷區居民為何會去看《支那之夜》，就如同北韓居民為何對金家那麼的效忠，除了洗腦壓迫威逼利誘外，人在屋簷下，為了生存，如何能不低頭，還能有什麼祕訣，加上那時為何賣座，日本與汪氏政權到底用了什麼手段，我們沒有研究，不甚知曉，但只要看看未淪陷區，沒人會去看就曉得，有尊嚴的中國人是不會去看那日本鬼子為洗腦淪陷區百性，而特意製作的片子！李香蘭就是因為大家認為她以中國人的身份去為倭寇做這種漢奸才會做的事情，例如所謂《支那之夜》的演員，擺明就是要獻媚日寇，才要治罪於她，就是因為後來發現她非倭寇，所以才放了她，且就是因為日寇喜用「支那」乙詞，潛意識中代表他們強於中國人，中國人又因戰爭關係仇視日寇，且中國已經成立，當然就不願用日寇喜用的名詞，這也與中國人不喜「支那」相關，怎無邏輯關係！還有小弟僅用倭寇一詞，卻從未細想這是：「從倭國來的強盜」之意，謝謝您的指教！

「閣下該反感的對象，不是「支那」這一詞彙，而是那些把一個泱泱大國搞到民不聊生、遍地赤貧的統治階級。」這句話絕對正確，且基本上，目前臺灣有不少人不想當中國人，甚至與日寇一個鼻孔出氣，以「支那」一詞詆毀自己的同胞，基本上都是中共政權日裔臺人岩里鬼子耳東水扁馬桶政權等不約而同所合夥幹出來的好事，再次強調「支那」此詞目前主要是因為中日抗戰仇恨歷史的關係，已經是我們完全不用的鄙視稱呼，因為中國已經成立，沒有再用音譯「支那」的必要！請您好好讀讀小弟所附維基百科的說明，這基本上與「狹隘的民族主義教育的洗腦」無關，革命黨人或那時百姓用它，是因為中國尚未成立，且中日尚未大戰所致！這本非學霸或政府造成的，是歷史與抗戰中日關係造成！

中日兩國曾有血海深仇，八年抗戰，中國損失，無法計數，今天兩岸問題，也與此息息相關，臺灣百姓就有至少四十萬人受難，提起日本，當然隨即想到釣魚臺八年抗戰南京大屠殺，不說倭寇，已經是客氣，至於您提到的河南花園口決堤，小弟當然義憤填膺，不過小弟這兩天事忙，對此一事件也是最近方知，其中原委沒有研究，根據維基百科的說法，http://zh.wikipedia.org/wiki/花園口決堤事件，這應是蔣介石的作為，不過這其中牽涉到執行時之洩密擔憂，或者可以看作是為了拯救整個中國之不得已犧牲，蔣介石最令人痛恨之處，就在企圖煙滅歷史，如非中共張揚，我們基本上都不甚知曉！不過不管怎樣，如果倭寇不侵華，不挑起戰爭，怎會讓蔣介石幹這種或者在他心中，是不得不做的事，當然我們也不對，如果那時國家富強，這樣誰人敢輕而挑釁！但是蔣介石的抗戰勝利，不管如何，都該肯定！

您如果最先也最自認為了不起所舉出之為百姓謀福例子，竟然是捷運制止外地人吃喝現象，這倒是令小弟驚訝，因為小弟認為您的作法有待深思，要知道捷運禁止吃喝，到底正確與否，都待檢驗，因為小弟以為，這是完全以似是而非觀念，限制人家百姓自由的很可爭議措施，要知道多數歐美地區捷運均無類似規定，所以歐美人士若未被特意告知，在捷運上吃喝是習以為常不自覺地行為，您即使要制止，也不當義無反顧，也當委婉不傷他人面子的好意提醒，因為您沒有權力制止，是否犯規罰錢，那是他家的自由，因為人都有犯規的權力！您的好意反讓外人覺得中國人不友善！當然啦！如果能從身旁小地方愛護家園，這當然很好，但如果能夠，了解國家困境，即時出面，大刀闊斧，全力幫助，當然更是有為有識者！

小弟很忙，實在無暇為此無謂「支那」稱呼，與您細究，拜託停止這詞的論戰，事實已經非常清楚，沒有必要再戰，這樣毫無意義！

梅峰 謹敬

維基百科：支那人

《清議報》是保皇會在日本籌辦的第份一機關刊物，先後設有支那人論說、日本及泰西人論說、支那近事、萬國近事、支那哲學、政治小說等欄目。[1]

支那人一詞在中國近代思想中，為討論民族性、國民性的重要概念，包括如梁啟超及嚴復等對民族性中的劣根性求改進討論[2][3]。日本口中「支那人」是指清代中國本土人。晚清知識份子在使用"支那"或"中國"一詞來稱呼國家及國民未有共識，然而「支那」一詞仍相當流行，直到中華民國建立後，中國人以「支那」一詞自稱的現象才減少[4]。在甲午戰爭至1945年二戰完結，中日關係最惡劣期間，支那人一詞在日本涵有日本的自我優越感及對中國人的輕蔑態度[5]。對於「支那人」在氣質上的描述，有「好面子的體面」[6][7]、「阿Q」[8]等等；魯迅對明恩溥所著的《支那人氣質》一書中相關評論重心也在於改進現代中國國民性[6][9][10][11]。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6年盟國最高司令部的調查認為「支那」稱謂含有貶意，要求日本政府不得在公文和公開場合使用該詞[12]，現今除石原慎太郎等日本右翼人士外，日本民間已不再使用「支那」和「支那人」兩詞[13][14][15]。

清朝

清帝國時期，知識份子在討論超越傳統族群概念的漢人、滿人等以尋求國家界定的國民性及民族性的討論中，支那人一詞為現代意義的中國人[16][9][17]。

當時東亞知識份子的討論中的日本與支那人種關係及理論，在中國的「日本化」學習亞洲現代性時期，是極為複雜的中日之間互動歷史現象，包括支那革命論、大亞細亞主義、等等：如梁啓超以黃種與白種人的異同來鼓吹亞洲黃種人合作的必要性[18]；其於日本籌辦的第份一機關刊物《清議報》先後設有支那人論說、日本及泰西人論說、支那近事、萬國近事、支那哲學、政治小說等欄目[1]。梁啓超於該報第一冊中說明辦報宗旨：「一、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二、增長支那人之學識，三、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聊其情誼，四、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19][1]；1899年《清議報》中梁啟超就以「在支那人未知有國家，安得有國家思想」一言開啟其對日本人尾崎行雄的文章〈論支那的命運〉做譯釋[3]。

1899年出版，由明恩溥著的《支那人氣質》（澀江保日譯版書名）一書，因談及對國民性的探討，引發了如魯迅等對該議題的思辯及有關國民性的文化及制度改造。[6][9][20][11]

晚清知識份子在使用支那或中國一詞來稱呼國家及國名的討論中，並未取得共識，因此以「支那」一詞來指稱中國的現象是相當流行的作法。康同璧曾於二十世紀初自稱「...我是支那第一人。」[21]直到民國建立後，中國人以「支那」一詞自稱的現象才減少。[4]

臺灣日治時期

至遲於1896年9月臺灣總督桂太郎已於府報開使用「本島人」一詞稱呼臺灣人
根據《馬關條約》（日方稱《下關條約》或《日清講和條約》）第二條清廷割讓台灣等地予日本帝國。同文第五條，日本同意臺灣住民於該約生效兩年內自擇國籍。1897年5月8日（「住民去就決定日」）前有6456位住民選擇離開臺灣，留下的人則成為大日本帝國的子民。[22]

行政上，臺灣總督府從1895年（明治28年）起即於各種公文書（如飭令、律令、府令、1896年夏首次發行的《臺灣總督府報》等）開始以「本島住民」、「本島人」、或「臺灣人民」等詞稱呼原居臺灣的各族群，民間亦隨之普遍使用，尤以「本島人」一詞最為通行。在戶政上，以「中或支」為支那人或中華民國人，有別於「福」（今台灣福佬人）或「廣」（今台灣客家人）及「漢」（其他漢人）。[23][24][25]行政上，為管理乙未割台後赴台的清國工人，臺灣總督府於1895年發布《支那人上陸條例》，對其作出規範。1896年發布《清國勞働者取締規則》，1904年再制定《支那勞働者取締規則》。根據上述條例及規則，到赴台勞工需先從其勞動承包人之處領取渡航證明書，在臺灣上岸後從警察局換取上陸許可書，至返回中國時再行交還。[26][27]

1902年2月25日，第4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出席眾議院委員會時說：「統治臺灣的目標是使新領土的人民『浴於皇化，成為真的忠義之民』，但是這裡是有近三百萬支那民族之地，可以說台灣就是台灣，有獨自的特色」，並作出「台灣民族要花至少五十年至百年以後才能將其固有特性化為能負徵兵義務的忠良之民」的結論，以利未來將「本島人」、「支那人」化為日本「皇民」。[28]日本實行皇民化政策的目標在於改造台灣清朝遺民的民族固有特性，對少數民族以及殖民地族群施行的一系列同化政策。

由於台灣經歷過受壓迫的殖民地經驗和地緣政治。學者廖文毅因而主張當時的台灣民族已發展成為與「支那人」不同的民族。[29]

1921年旅居臺灣的支那留學生訪問時稱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國立臺灣博物館

1895年規範清國人赴臺灣的《支那人上陸條例》

1896年日本外務省次官原敬致臺灣民政局長水野遵照會
中華民國成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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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
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勸助中國革命函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宣統帝退位，在北洋政府和日本外務省的文件往來中，北洋政府要求使用「中華民國」代替「支那共和國」的名稱，但日本只承諾在中文文本中使用中華民國，而在日文文本中保留「支那共和國」字樣。[30][31][32]

1914年，孫文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伯爵的密函中曾共計34次自稱支那、對支政策、支那革命黨­、支那國民、支那人等。[33]

1919年五四運動之際，一些愛國志士[誰？]上書政府，要求日本不得再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國」的說法，中國政府與日方交涉未果。然而著名詩人聞一多亦曾在其1925年詩歌《我是中國人》中自稱「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34] 1932年日本官方在中華民國政府的要求之下，改以「中華民國」代替支那在官方文書的稱呼，但民間報刊仍稱中國爲「支那」。[32][35]

1941年，「東亞問題調查會」編輯、日本朝日新聞社出版《最新支那要人傳》[36][37]、北平支那研究會編的《支那官紳錄》、東京泰山房出版的《現代支那人名辭典》及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編的《支那現代人名鑑》[38]，介紹當時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汪精衛政權、蒙疆自治政府等方面領導人、民主人士和社會知名人士。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編輯]

1946年，在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投降後，中國以戰勝國身份派遣代表團進駐東京。應中國代表團的要求，盟國最高司令部政治顧問團對「支那」稱謂進行了調查，並確認「支那」稱謂含有蔑意。日本政府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的要求，並於1946年6月責令日本外務省不要再使用「支那」稱呼中國。[12] 根據這一指示，日本外務省迅速於昭和21年（1946年）向全國發出《關於迴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日語：支那ノ呼称ヲ避ケルコトニ関スル件）的通告[39]，通令全國官民，媒體、教科書、公文、公務員禁止使用「支那」，明定對中華民國統治之下的國民稱呼全面改以中華民國人、中國人、民國人、華人[40]。此後「支那」這個詞完全從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書、報刊雜誌中消失。

1940及5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者如廖文毅及王育德等主張台灣民族已發展成為和「支那人」不同的民族[29][41]，反映1920年代台灣人民族運動的轉化過程中台灣人民因諸多歷史結構因素（包括日本以「台灣人」稱台灣島民以區隔開中國大陸的「支那人」），使得「支那人」一詞成為部分台灣民族主義者用作分析臺灣與中國不同的語彙。[42]

1949年，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至臺灣後，部分臺灣民族主義者[誰？]把蔣中正、蔣經國等稱為「從中國大陸敗逃來臺灣的支那人」，認為其政權是「能搶就搶，集中台灣人的財富到支那人的手上，徹底破壞台灣人的奉公精神。」[43]學者王育德於1963年發表在《台灣青年》的文章〈台灣民族論〉即引述《產經新聞》大宅壯一在1960年到臺灣旅行後所撰文章道：「來台灣最感驚奇的是，當地人毫無顧忌地使用『支那』、『支那人』的語彙，其中甚至有人使用『清國奴』一詞。…本島人所說的『外省人』或許同是漢民族，但現在已成為另類人種。」[44]

當代[編輯]

現今除石原慎太郎等小部份右翼人士外[45]，日本民間除了一些既有名詞（如食物名稱），一般已不再使用「支那」和「支那人」兩詞[13][46][15]。

然而在臺灣，隨著網路興盛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外交、運動比賽上對中華民國身份上的打壓，有些臺灣民族主義者或對中國政府及漢文化反感的臺灣人[誰？]也開始用「支那人」來稱呼大陸人，或稱在1949年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外省人及其後代或支持兩岸統一的人為「滯台支」（簡稱「台支」）。[47]例如2009年就曾發生筆名「范蘭欽」的郭冠英辱台事件，當時主張臺灣獨立的學者李筱峰即在報紙上批評范蘭欽為「支那狂犬」。[48]2011年一名嘉義市政府公務員[誰？]在一次大陸遊客在阿里山的車禍後也在其噗浪上稱大陸客為支那人。[49][33]

在香港，隨著中港矛盾升級，部份香港人亦開始以「支那人」稱呼大陸人[50]。在2012年9月15日，近百名人因不滿大陸水貨客活動對該地區生活帶來嚴重的困擾，發起「光復上水站」行動，並指罵水貨客為「支那人」以表達不滿。[51]

在國際以及學術（地理學、地質學界）領域，中南半島的法文為「Indochine」，表示位於印度與中國之間並受兩國文化影響的區域。法文「Indochine」音譯中字為印度支那半島。但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支那」演變成侮辱中國的歧視性詞語。在于右任的的倡議下，中文世界改用「中南半島」，意思為「在中國以南的半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