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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8/03 12:11:17瀏覽953｜回應0｜推薦4 | |
1918年，第一次大戰結束。以德國為首的同盟國集團戰敗投降。這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屠殺中，900萬人喪生。500萬人失蹤，經濟損失達36億美元。 戰爭給德國帶來的後果主要有兩個： 第一，戰後，德國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凡爾賽和約》。和約的目的是為了報復德國、遏制德國，企圖通過嚴重削弱德國的實力來維護“歐洲和平”。它的主要內容包括： (1)關於德國領土的處置。條約規定：戰前德國的海外殖民地以“委任統治”的名義均為英、法、日、比和南非聯邦割取；阿爾薩斯和洛林歸還法國；薩爾區由國聯管理15年，期滿後通過公民投票決定其歸屬；劃歸丹麥、波蘭與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德國領土及國聯直接管理區。 (2)關於戰後德國軍備的處置。條約規定：禁止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限定陸軍不超過10萬人，用於維持國內秩序(即鎮壓國內人民革命運動)，不能擁有空軍，不能使用坦克和重炮；海軍只能擁有36艘軍艦，禁止使用潛水艦；萊茵河以東50公里寬的地帶為非軍事地區，以西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區分別由國聯占領 5年、10年和15年。 (3)關於德國的賠款問題。條約規定由協約國成立“賠款委員會”來確定賠款的數目，限定30年內償清。但在1921年5月1日前，德國應預先償付200億金馬克。後來，“賠款委員會”確定德國的賠款的總額為1320億金馬克。 《凡爾賽和約》對德國無疑是嚴厲的制裁和駭人聽聞的掠奪。列寧譴責這個和約“把億萬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於奴隸地位。”巨額賠款使德國經濟崩潰，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德國人把《凡爾賽和約》視為民族恥辱，強烈要求改變改變凡爾賽和約下的國際格局。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禍根。 第二：由於戰爭帶來的經濟崩潰，1918年11月德國國內爆發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1919年7月31日，國民議會在德國南部小城魏瑪通過了德國歷史上第一部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史稱“魏瑪憲法”。 （1）憲法第一條明確規定“德國為共和國”，正式宣告廢除帝制。 （2）中央和地方的關系 德國實行聯邦制，各邦有自己的議會、政府、憲法和警察，並保留相當的自主權利； 外交、國防、殖民、貨幣、關稅、財政、郵電等權都歸聯邦政府； 聯邦立法高於各邦立法，總統有權使用武力迫使各邦政府遵守聯邦憲法和法律，聯邦政府有權變更各邦疆域或設立新邦。 （3）立法機構 由上議院（參議院）和下議院（國會）組成。參議院由各邦代表組成，權力較小。 國會由普選產生，席位不固定，每6萬張選票產生一個議席，最後剩余選票在3萬張以上（含）的也可以產生一個議席。國會是最高立法機構，可以采用由2/3成員中2/3贊成票通過決議的辦法修改憲法，總理及各部部長必須對國會負責並得到國會信任。 （4）總統 由公民直接選舉產生，任期7年，可以連選連任。 總統有權任免軍官並統帥軍隊，但他對軍隊發布的命令必須由總理或部長副署。 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總統有權解散國會，但出於同一原因，僅得解散一次。新選舉最遲應於國會解散之第六十日舉行之”； 第四十八條規定，“如某一邦不履行其依照聯邦憲法或法律所規定的義務時，總統有權使用武力強制它履行。如德國境內的公共安寧和秩序受到嚴重擾亂或危害時，總統為恢復公共秩序和安寧，有權采取必要的措施，需要時可以使用武力”，並可以宣布憲法規定的某些個人權力無效。這就是著名的魏瑪憲法中的“總統緊急狀態權力”條款。它為個別野心家剝奪公民權利，建立獨裁專制打開了方便之門； 第五十三和五十四條規定，“總理，以及由總理推薦的聯邦政府部長必須由總統任免”，但是，他們為行使職責，必須取得國會的信任，“當國會對其中之一明確表示不信任時，該官員必須立即辭職。”也就是說，總理既要在國會取得超過半數議員的支持，也要得到總統的支持。 （5）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所有德國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憲法還保證了公民的人身自由、遷徙自由、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 憲法保證私有財產不受侵犯，每個公民擁有經濟上的自由權，國家有權資助失業者的生活，實行社會保險政策。 一 1932年11月17日，新一輪議會選舉結束。帝國總理馮·巴本，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失敗——他的內閣已經無法維持一個最基本的國會支持率。按照憲法第五十四條，他應該辭職。但這個被實權人物當作橡皮圖章推上總理寶座的老好人，卻在不到半年的時間中被他本來想拒絕的總理寶座所迷惑了，權力的誘惑使他無法像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一樣果斷的離開。現在誰幫得了他呢？他很自然的想到了兩個人：興登堡老頭子和他的心腹斯萊切爾。六個月前，斯萊切爾把他推薦給老頭子，並在過去六個月一直支持他的各項政策。而老頭子本人，也很贊賞他的軍人派頭和君子風度，並握著他的手說：“親愛的巴本，我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幫我度過難關。”現在，只有老頭子的強有力的支持才能使他繼續呆下去——毫無疑問斯萊切爾會支持他的。他要老頭子動用憲法第48條賦予總統的緊急權力，暫時終止國會，用警察甚至軍隊維持現在一團糟的國內秩序，以防止極右的納粹黨奪權。盡管這涉及到總統違憲的問題，但面對納粹黨起義的危險，他覺得老頭子只能接受這樣的方案。 果然，在經過一天的反復討論後，84高齡的一戰英雄終於精疲力盡，他起身對巴本說：“總理先生，我支持你，我將讓新政府執行你的計劃。” 巴本臉上露出難以察覺的微笑：他還將是總理，而且是擁有緊急權力的總理。 這時，國防部長斯萊切爾說話了。他向總統分析當前的局勢，認為如果執行巴本的計劃，陸軍將難以維持國內的局勢。盡管他的理由是地方部隊早已被納粹分子滲透，陸軍將無法控制納粹起義。但這實際上是在告訴總理，軍方並不打算支持他繼續執政。 面對臉色驟變的巴本，斯萊切爾繼續提出了他的方案：現在，只能由他自己出任總理，代替巴本。他聲稱自己業已和納粹黨的實權人物格力戈里·斯特拉賽爾達成妥協，任命斯特拉賽爾及其幾個心腹在內閣任職，此舉將導致納粹黨內部關於武裝奪權與和平奪權的兩個派別的分裂，社會民主黨和其它資產階級政黨也會支持他，總統也就不必冒違反憲法的危險。當然還有一句關鍵的話他沒有說出來：只有采納這個方案，軍隊才會支持。 馮·巴本被這樣的突然襲擊弄的不知所措，但他很快明白過來，這是斯萊切爾精心策劃的陰謀：他遠遠不滿足於做一個偉大人物的幕僚和無關緊要的內閣部長。六個月前，正是他慫恿前總理勃魯寧頒布法令，宣布納粹的黨衛軍和沖鋒隊的活動為非法。這一行動的目的，是要摧毀在政治上幼稚的總理。果然，禁令帶來了國內局勢的混亂，在右派的一片抗議聲中，斯萊切爾矢口否認軍方承諾支持現政府，勃魯寧被迫辭職。斯萊切爾又及時向老頭子推薦了他自以為會很“聽話”的馮·巴本總理。他讓總理和納粹進行兩敗俱傷的鬥爭，自己卻始終置身事外，暗中與一部分溫和的納粹黨人達成妥協。現在，國會選舉中總理和納粹黨果然雙雙落敗，正是他坐收漁利之時。 與巴本一樣，總統和其它內閣成員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實際上，這里有一個關鍵的錯誤，斯萊切爾陰謀搞掉勃魯寧是真，卻無意犧牲馮巴本以抵消納粹的影響。斯萊切爾推薦馮·巴本的目的，是想利用他的溫和來與納粹達成妥協。他希望巴本能給希特勒一種假相——即使在副總理的職位上，也能因為總理的軟弱而享有實際權力。這一計劃幾乎成功，在總統的書房與巴本會見後，他曾說：“在某方面說，與巴本共事是不錯的……如果他願意在總理府內與夫人一起虛度年華，把權力真正交給我，那我就不介意。”如果希特勒真的上當，斯萊切爾就可以通過對總理的控制以及對總統的影響力來遏制他，從而成立一個包括納粹在內但又不受納粹控制的右派政府。組建這樣一個政府的目的，是為了把納粹從政權外部吸收到政權內部來，讓它不再搗亂，再設法將其狂熱的民族主義轉移到德國軍事力量的壯大中去，從而安定被納粹攪得一團糟的國內局勢。 如果這一安排成功，將是德國之福、歐洲之福，因為當時是1932年末，29年開始的大蕭條在世界範圍內已經開始逐步消退，德國國內的經濟情況也有了好轉的跡象，納粹的號召力正在減退，如果再過一兩年，經濟恢復，希特勒和他的國家社會主義恐怕就要永遠退出歷史舞臺了。 但斯萊切爾失算了。 馮·巴本並不僅僅是一個有錢的老好人。這個擁有貴族血統的前參謀總長對出身卑微的希特勒心存鄙夷，認為納粹黨不過是一群只會在街頭打砸搶的流氓，只要幾個警察就可以解決，而看不到隱藏在它背後的民意基礎——在凡爾賽和約的屈辱和經濟危機的打擊下，納粹提出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增加就業的“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其反猶太人的狂熱，廢除凡爾賽和約、恢復德國大國地位的許諾有著相當廣泛的民意支持。盡管當著總統和希特勒的面，巴本仍然保持了一貫的君子風度，但會談一結束，他就把內容捅給了新聞界，繪聲繪色的描述了希特勒如何想當總理而被總統拒絕，然後被迫接受副總理一職。這種可恥的小動作果然激怒了希特勒，他馬上收回了自己與巴本和老頭子達成的口頭協議。馮·巴本又輕率的向總統申請動用緊急權力，嚴厲打擊納粹的活動。資產階級自由派和共產黨都對破壞民主的“緊急權力”向來十分感冒，納粹和他們團結起來，在國會通過了對馮·巴本的不信任案。巴本在總統的支持下解散議會重新選舉，仍然落敗。 直到這時，斯萊切爾才放棄了對巴本和希特勒聯合的幻想，轉而尋求與納粹黨二號任務斯特拉賽爾的合作。於是才有了他在老頭子面前對巴本的突然襲擊。 實事求是的講，斯萊切爾確實有追逐個人權勢的野心，但他為了穩定局勢、振興德國而所作的努力無疑也是真誠的——實際上，古往今來，任何一個有點檔次的政治家都是這兩個方面不同程度的結合。不幸的是，他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和錯誤的方式來向對手攤牌，這使他作為一個陰謀家的形象在一向信任他的興登堡總統、巴本、以及在內閣和國會中的朋友當中固定下來，而人們也就把他對維護政局穩定所作的努力也看作是陰謀家的伎倆。他最大的政治資本是老頭子對他的信任——這也是國會中各黨派對他表示支持的原因，但他卻誤以為軍隊才是他強有力的後盾，他甚至拿軍隊來向老頭子施加壓力，這就大錯特錯了。他取得了暫時的勝利，但它給他的朋友和敵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於當後來關於他要發動軍事政變的謠言流傳時，各種政治勢力都沒有經過什麽思考就全都相信了。 此時此刻，興登堡總統也認為是斯萊切爾背叛了他。玩了一輩子政治的老頭子當然不會在生命的最後關頭被人玩弄，當前的形勢逼迫他作出選擇，但他仿佛已經看到斯萊切爾未來的命運。他站起身，緩緩的走到馮巴本的面前說：“親愛的巴本，如果我現在反悔，你一定會認為我是一個言而無信的無恥之徒。但我年事已高，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不能再承擔內戰的責任了，我們只能以上帝的名義讓斯萊切爾先生去碰碰運氣了……” ——馮·斯萊切爾先生終於如願以償的成為了帝國總理，而這次勝利還有額外的榮光——他已經成為自1890年蒙特古戈利將軍接任俾斯麥以來首位被任命為總理的將軍。他迫不及待的要發布他的執政綱領，實施他改造德國的偉大計劃。斯特拉賽爾已經表示願意接受帝國副總理和普魯士總理之職，納粹黨即將分裂，那樣，德國就不再有能夠與他競爭的政治勢力，只待老頭子歸天，他就可以在軍隊的支持下登上總統寶座，開創一個屬於斯萊切爾的新德意誌時代。 然而，實際情況比斯萊切爾想象得要復雜得多。 此時，馮·巴本已經作出了一個可怕的決定。這個原本不想當總理的“老好人”，在興登堡改變任命的一瞬間，感到自己蒙受了羞辱，對權力的渴望戰勝帝國總理的榮譽感，受人玩弄的憤怒戰勝了維護國家穩定的理想。他要去找那個人——那個自己三天前還用盡一切力量與之殊死搏鬥的家夥，那個宣稱要殺光一切猶太人和共產黨人的瘋子。為了報復，他背叛了自己的政治原則，決定把這個德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最邪惡的政治勢力推上前臺，碾碎那個可恥的陰謀家斯萊切爾，當然最後也碾碎了他自己，碾碎了整個德國、整個歐洲。 二 斯特拉賽爾的背叛對希特勒來講，只是他最近一段時間所遭受的一系列打擊中比較輕微的一個。一個月以來，他仿佛已經深陷絕境： 總統競選中敗給了興登堡，而老頭子在當選後斷然拒絕了讓他出任內閣總理的要求；黨內二號人物斯特拉賽爾和斯萊切爾勾結，和政府達成妥協，引起了黨內的嚴重紛爭；尤為可氣的是，他最信任的宣傳家戈培爾居然像著了魔一樣，去跟自己不共戴天的死敵共產黨一起搞什麽運輸工人大罷工，還振振有詞的說是為了拉工人階級的選票，結果卻使他失去了資產階級的支持；在新一輪國會選舉中，納粹黨丟掉了200萬張選票和34個議席，合法鬥爭的受挫使他越來越難以控制手下那些天天叫嚷武裝起義的激進分子——這給他的政治生涯帶來的後果將是災難性的。現在，希特勒已經可以聽見他的敵人歡呼他的失敗了，“希特勒完蛋了，不是作為一個鼓動者或者具有進取心的少數派領袖，而是作為一個可能的獨裁者已經徹底失敗。”在寫給當選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報告中，威廉·布里特這樣寫道，“希特勒的影響正在迅速減弱，政府已經不再擔心納粹運動的發展。” 這還不算，更讓他傷心的是，一向深愛他的愛娃·布勞恩也來湊熱鬧，不知是誰給了她一張他和一個女明星在一起的照片，在寫了一封滿紙幽怨的情書以後，她對準自己的頸部動脈就是一槍。盡管後來搶救了過來，但大報小報的各種誇張報道更讓在私生活方面一向謹慎的希特勒尷尬不已。 “我已經喪失了一切希望，”在給瓦格納太太的信中，希特勒他絕望地寫到，“我的夢想什麽也實現不了，我的對手太強大了。如果我失敗了，我將遵守自己的諾言，在三分中之內用子彈結束一切。” 後來的歷史證明，希特勒遵守了他向瓦格納太太許下的諾言——盡管這可能是他一生中遵守的唯一的一個諾言。但那是1945年，三千萬生靈在他的淫威下喪生之後的事情。把這一槍推遲了13年的人，正是馮·巴本。 巴本的來訪讓希特勒欣喜若狂。在如此狼狽的處境中，希特勒仍然表現出他是天生的政治家。他沒有在巴本面前表現出任何懊喪或求助的表情，相反，他斷然拒絕了馮巴本提出的兩個人聯合執政的“希特勒－巴本”政權的建議，而堅持必須由他本人出任總理並掌握政府的全權，但他仍承諾接納馮巴本的一些人出任內閣部長，並任命巴本為副總理。巴本並未接受這一建議，因為如果他的目的僅僅是副總理的話，他可以很容易的從興登堡那里得到。這是希特勒意料之中的事情，他並不急於達成協議，他現在正忙於整合由於斯特拉賽爾的背叛而陷於內耗的黨，不具備向巴本要價的條件。在與巴本的對話中，他已經得知了前總理和現總理之間不可彌合的裂痕，甚至了解到了老頭子和他的心腹之間日益增強的不信任。知道這些就夠了。他現在要做的是把裂痕越挖越大，然後，自己便可以從這中間鉆過去。 果然，第二天柏林一家報紙就用醒目的標題報道了巴本與希特勒秘密會談的情況，甚至附上了兩人握手的照片。這讓巴本和斯萊切爾同時感到恐慌。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斯萊切爾暴露出他作為一個野心家的才能不足之處，他氣沖沖的闖進總統府，告了巴本一狀，說他背叛，要求總統不再接見巴本，除非他自己也在場。老頭子有些憤怒的拒絕了這個幹涉他自由的要求。他把這看作是對他最高權威的一種挑戰，加深了對斯萊切爾的不信任。 數天後，興登堡進一步降低了他對斯萊切爾的評價。斯萊切爾計劃在德國沒收容克地主的莊園。容克地主階層向來是德國軍國主義勢力的階級基礎，這不是一個剛剛上任的總理所能承受的激進變革。興登堡的客廳里擠滿了容克的家屬代表，他們強烈要求解散斯萊切爾政府。更重要的是，斯萊切爾此舉還使自己失去了軍隊的支持：作為將軍的斯萊切爾應該知道，帝國對外擴張的共同事業已經把容克和軍隊連接在一起有兩百年了！ 斯萊切爾盲目的改革措施讓希特勒受益非淺，他很巧妙的利用越來越高漲的不滿情緒，在德國南部小邦利柏爭取選舉。他把這次小型的選舉當成全國大選，將全黨的實力都投入到這次地方選舉中去。結果希特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選舉的勝利使他恢復了因全國選舉失利而失去的威信，斯特拉賽爾隨即被開除出黨，納粹黨再次實現了團結。 失去了斯特拉賽爾，又面臨馮巴本的壓力，斯萊切爾不得不謀求和希特勒的合作。但這次會談的情況再次被泄漏給了馮·巴本。如果稍微有點腦子的話，巴本應該想到，斯萊切爾開給希特勒的條件不可能比自己高。但在慌亂之中，巴本同意了讓希特勒擔任總理，並安排了一次希特勒與總統兒子的會見。很自然的，這次會見又被泄漏給了斯萊切爾，他再一次在危機面前失去了冷靜，他緊急晉見興登堡，要求賦予他實行“軍事專政”的權力——這當然被老頭子拒絕了。這是一個致命的決定，它像一個鷹爪子一樣緊緊的把希特勒和巴本捏在一起，巴本不僅同意讓希特勒出任總理，還同意幫助他獲得近乎獨裁者的權力。各黨派知道斯萊切爾意欲建立軍事專政的情況後，幾乎是馬上就拋棄了他。然而，各黨派領導人仍然對希特勒不放心，這時，馮·巴本卻急於將斯萊切爾逼上絕路，他活象一個有著高超演技的話劇演員，絕望的向他們吼道：“如果不能盡快成立新政府，軍隊就要出動了，斯萊切爾將要建立軍事獨裁！我們將被統統槍斃！”在前總理活靈活現的表演下，各黨派終於達成了妥協，斯萊切爾被徹底孤立了，而“老好人”馮· 巴本先生的私仇也即可得報。 面對絕望的局面，斯萊切爾仍然試圖做最後一搏。他來到總統府，勸說總統下令解散國會和停止大選。當他提出要求以後，他從老頭子臉上看到了一種有些蔑視而又帶一點得意的神色，這是他以前所未見過的：“總理先生，兩個月前，正是基於你的關於不用解散國會和停止大選就可以穩定局勢的承諾，我才任命你為總理的。我恐怕不能答應你的要求，就像我兩個月前沒有答應巴本先生的要求一樣。” “您的意思是要讓我像巴本那樣辭職？” 老頭子的臉陰沈著，沒有回答。 “你有沒有考慮過讓納粹掌權的危險？”斯萊切爾絕望的質問道，“你難道忘了我們曾經一起為遏制納粹所做的鬥爭？” 這個尖刻的問題讓老頭子失去了他一向穩重的神色，他似乎長嘆了一口氣，用拐杖向上指了指，說道：“親愛的斯萊切爾，我也不知道這個決定是否正確。不過，我到了上邊以後，很快就會知道了。” “在此次背信棄義以後，閣下。”斯萊切爾明白自己的前途和德國的前途都已終結，不再顧忌自己的言語，“您是否能進入天堂，恐怕還是個疑問！”說罷，拂袖而出。 ——在各方面的壓力下，斯萊切爾被迫辭去總理職務，這標誌著這位野心勃勃的將軍政治生命的終結。兩年以後，他和他的夫人在家里被雙雙擊斃——他不僅沒有成為德國歷史的偉大人物，反而在政治鬥爭中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有著復興德國的雄心和決心，以及一整套的計劃，他主張遏制壟斷，打擊大地產所有者，維護工人和農民的權利，保證公民的權利和發展民主。這些計劃如果得以實施，德國的命運顯然會比希特勒執政好得多。但凡爾賽和約下的德國，不允許進行這樣的激進變革。斯萊切爾本人也缺乏把這些政策貫徹的政治智慧，在上臺伊始，有共產黨和納粹黨一左一右兩大反對黨，右派和中間黨派對他的支持也並不堅定，希特勒的私人部隊沖鋒對時時在叫囂起義，真不知道他為什麽會以為自己的權力已經鞏固得可以向容克地主開刀——在尚未樹立起有效的權威的時候，大刀闊斧的改革只能革掉改革者自己的命。 和斯萊切爾相比，那個被後世認為是瘋子、狂人、煽動家的希特勒卻更懂得獲得權力的冷靜的藝術。十四年了，他由一名街頭流浪漢，一個低級士兵，一個階下囚一舉成為帝國總理，在如此巨大的成就面前，他保持了可貴的冷靜。在那個納粹黨為奪取政權而舉行的全城大遊行的晚上，他所說的最激進的“改革措施”不過是指著他的總理府說：“這個房子像個雪茄盒，接待客人很不像樣子，我得將它全面改觀。” 三 ２月１日，新任總理希特勒向選民發表了他的第一次廣播講話，和前任總理上臺伊始便宣讀大段大段的改革綱領不同，這次講話沒有任何實質內容，有的只是一些鼓舞人心的空洞辭藻。他明確宣布，他只是想恢復過去的舊美德，講話中沒有攻擊任何一種政治勢力或觀點，至於他以前在大小場合必然慷慨陳詞的猶太人問題，更是只字未提。 在這些毫無意義的詞句背後，掩藏著一個政治天才的深思熟濾：在向著他偉大目標邁進的過程中，還有很多敵人必須消滅。如果讓他的敵人知道他的最終目標，他們就會團結起來，把這個潛在的獨裁者扼殺在總理的寶座上。作為當政的總理，他的話不再被當作一個煽動家爭取選票的演說，他說的每一個字都會被全國各種勢力當作政府的行動宣言加以認真的研究，任何一個沒有把握的威脅都可能帶來敵人瘋狂的反撲。他已經制定好了消滅所有現實的和潛在的反對者的全盤計劃，但在一個一個將他們扼死之前，必須讓他們安安靜靜的睡在搖籃里。 確實，上臺伊始的希特勒還遠遠不能稱之為一個獨裁者：納粹黨雖然是國會中的第一大黨，但其席位只占總席位的30％，遠未獲得能夠使希特勒行動自由的多數。老頭子並不喜歡這個曾經當過油漆匠的煽動家，他對希特勒所做的評價是：“這家夥並不適合當國家總理，他所能勝任的最高職位莫過於郵電部長。”只是在老頭子自己的候選人被國會一一推翻以後，才勉強同意這一任命，但只要他願意，他隨時可以動用總統的緊急權力，解散政府和國會，實行軍事專制（當然這要冒引發內戰的危險）。希特勒還遠未掌握軍權，甚至連軍方的支持也算不上，軍隊只是保持了一種善意的沈默，軍方對他的私人部隊沖鋒隊心存敵意，因為他們擔心總理會用沖鋒隊取代帝國陸軍在國家中的地位。在地方上，納粹只控制了普魯士和一些小州，絕大多數州，包括納粹黨的發源地巴伐利亞州仍然掌握在社會民主黨人手中，對柏林的政策並不會毫無保留的執行。即使是總理應該掌握的行政權，也不是那麽穩固，跟據希特勒上臺前為了獲得其它政黨支持而達成的妥協，納粹黨在內閣中只占據了兩個名額，民族黨人控制了經濟部門，而國防和外交則由總統提名的兩個獨立於政黨的專家擔任。副總理馮巴本在沒有了軍事政變的威脅以後並未像以前那樣安分，他甚至私下對朋友說：“他（希特勒）是我們雇來的，興登堡只信任我，用不了兩個月，我們就能把他遠遠擠進角落，讓他吱吱呀呀的叫喚。” 面對這樣的局面，希特勒正在小心翼翼的制定他的計劃： 首先要解散國會，重新大選，他將利用掌握的行政權力為納粹黨提供有力的支持，並打擊其它黨派的競選活動，從而獲得納粹黨在國會的多數，然後利用這種多數授予自己獨裁者的權力。有了這種權力，他就可以按照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右派政黨－盟友的順序挨個消滅，最終建立納粹一黨專政； 對待老頭子可得小心點，他是普選產生的總統，擁有廣泛的憲法權力，可以隨時剝奪希特勒處心積慮積累起來的各種權力。他對軍隊的影響力無人能比，又有壟斷資本家和容克的支持，任何與老頭子對抗的行為都是危險的。幸好有一個比阿道夫·希特勒更危險的家夥已經準備對他下手了，一旦老頭子一命嗚呼，世界上就再沒有人能約束希特勒了。實際上，作為帝制時代的陸軍元帥，老頭子對民主憲政一直十分反感，只是一直苦於找不到國會中三分之二的多數修改魏瑪憲法。在這一方面，總統和總理的目標完全一致。在死神一天一天剝奪他的權力欲望的時候，他是不會反對希特勒建立獨裁統治的。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隨時表現出對老頭子的忠心耿耿，讓老頭子把他當作自己事業的繼承人，以便在他死後軍權能順利滑落到自己手里。 至於馮·巴本，希特勒並沒有高估自己的這個副總理，在歷次權力更叠的過程中的表現，說明他只是一個受權力欲蠱惑的庸才，缺乏獨立的政治理想和領袖才能，一旦局勢明朗，他就會變成一條再溫順不過的狗。不過現在，除了小興登堡以外，他是老頭子最信任的人，這也許是他最後的利用價值。相反，倒是已經退位的斯萊切爾，還有必要在適當的時候徹底鏟除。 在這一計劃的指導下，希特勒上臺後不久就通過巴本說服老頭子將國會解散，重新大選。其它黨派對這種赤裸裸的背信棄義驚訝無比，因為根據他們與希特勒的協議，國會的現狀須予以維持。但他們用不了多久就會發現，訂立盟約和違反誓言對希特勒來講就跟呼吸空氣一樣自然。 隨後發生的事情說明希特勒是如何勤懇的利用他的權力為競選服務。戈林被任命為普魯士內政部長，控制了警察權，他隨即對警察隊伍進行了大清洗，把不信任的人全部清除出警察隊伍，他毫不掩飾的頒布為納粹競選服務的命令，“不惜一切代價，取締一切與沖鋒隊、黨衛軍和國防軍有敵對情緒的任何事物……警察的職責是要協助做好關於國家社會主義的宣傳。”而對於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宣傳，則被當作敵視國家的行為，警察應該采取果斷的行動，並可以隨時動用武器。在國家機器的有力支持下，納粹黨的行徑完全肆無忌憚。戈林征召了五萬人的“輔助警察”這些人來自沖鋒隊、黨衛隊和鋼盔團。他們不斷制造暴力和恐怖活動，向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挑戰，他們毆打、綁架、關押甚至殺害所有他們視作敵人的人，但是納粹領袖們希望的“布爾什維克起義”沒有出現，沒有罷工，也沒有大規模的示威，直到二月二十九日國會大廈的神秘起火，才使希特勒等到了他夢寐以求的機會。這一事件出現得如此及時，以至於人們一直懷疑它是納粹策劃的陰謀，但直到現在，也沒有找到支持這一觀點的有力證據： 二月二十九日，德國國會大廈突然起火，警察在現場逮捕了有縱火前科的荷蘭共產黨員範·德·魯柏，納粹領袖們立刻宣布這就是共產黨陰謀叛亂的鐵證。希特勒得知這一消息後激動無比，馬上趕往火災現場，看著雄雄燃燒的國會大廈，他簡直要被感動了，就像一個聖徒看到聖靈顯現一般，甚至消防隊員關於大樓可能倒塌的警告也不能讓他離開。面對匆匆趕來的內閣官員以及其它政府要員，他又一次發揮他憋了六個星期的演講天才，這種聲嘶力竭的吼聲把他從一個街頭流浪漢變為帝國總理，現在，又要把他從總理推上獨裁者之路： “這是上帝給我們的信號呀，先生們！如果讓共產黨的陰謀得逞，六個月之內，不，兩個月之內，整個歐洲都會像這棟大樓一樣陷入火海！這是共產黨人起義的開端，現在一分鐘也不能浪費，必須給他們點顏色瞧瞧，誰敢阻擋我們就把他打倒！德國人民長期以來太軟弱了。當官的共產黨個個都得槍斃，當代表的共產黨今晚統統都得吊死，共產黨員的朋友也要全部關起來！我們必須用鐵拳將這條害人蟲砸爛！” 當天晚上，希特勒好像又回到了他剛剛開始政治生涯的青年時代，他不顧帝國總理之尊，帶著他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在《人民觀察家報》的編輯部幹得熱火朝天，親自寫稿，審稿，排版，校對，一直忙到天亮。而他的內政部長戈林也沒有閑著，他正在普魯士官方報紙里大發雷霆： “完全是胡說八道！引火材料怎麽可能只有100磅！它至少有1000磅！”說完他抓起藍鉛筆，把引火材料從100磅改成了1000磅，當被提醒一個範·魯柏扛不動1000磅材料時，他又順手把“範·德·魯柏”改成了“範·德·魯柏及其共產黨同夥”。但改來改去始終不能令他滿意，於是幹脆自己重新寫一份了事。與此同時，所有警方電臺都在呼叫，要抓國會里的共產黨議員，以及地方議會的共產黨議員。對於共產黨官員也要捉拿，所有赤色報紙一律封閉。 第二天天一亮，辛苦了一整夜的希特勒顧不得欣賞自己的“傑作”，又匆匆趕回辦公室，擬定了一份文件。快到中午的時候，內閣緊急會議召開了，一項緊急法案《國家緊急狀態法》被提了出來，法案的內容包括： 對個人郵件、電報、電話進行檢查； 限制結社、集會自由； 限制出版自由、言論自由； 取消對被逮捕公民的法律保護； 取消無力維持本州秩序的政府的警察權； 對叛國、投毒、縱火和破壞等罪名增加了死刑； 對於謀殺政府成員和破壞治安的罪，應判處死刑或終身苦役。 對於這項法案，希特勒信誓坦坦將盡可能小心的使用這些權力，僅被用來防止赤色分子的襲擊，而對於普通人，則將根本不會感覺到這項法案的存在，一旦非常狀態結束，它將被“放置在角落里靜靜的休息。” 在共產革命的恐懼中，部長們選擇了保持沈默。希特勒立即拿著草案晉見總統，請求他動用緊急權力簽署這道法案。當老頭子對這道法令的頒布心存疑慮的時候，希特勒說：“元帥閣下，昨晚共產黨的猖狂，使我們政府感到，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安全，這個法令有必要頒布。” 總統看了看佇立在一旁的巴本副總理和梅納斯顧問，他們都沒有說話。老頭子於是不再說什麽，在法案上簽了字。就這樣，在沒有一聲抗議中，一個現代社會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力和自由被幾乎完全取消了，而這一切，都是嚴格的按照法定程序實現的。 法案通過以後，希特勒立即下令鎮壓共產黨叛亂。大批沖鋒隊員和黨衛軍匆忙宣誓為國家而戰，協助警察執行任務。他們沖進早已掌握的共產黨活動的房間和酒店，把他們一車一車的投入監獄或地下審問室，被正規警察拘留的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就有3000多人。短短一個月內，共產黨作為一種政治勢力，實際上已經被消滅了。但希特勒並未取締共產黨，因為這將導致共產黨的支持者將選票投給左派的社會民主黨，共產黨的議員可以直接動用緊急權力讓他們到監獄去參政議政，而社會民主黨議員則沒那麽容易處理。 盡管如此，大選的結果也並不完全讓人滿意，納粹黨只得到了43.9％的選票，靠著其幾個同盟的小黨的支持，希特勒勉強在國會中取得了半數。勝利雖然微弱，但對希特勒而言，他的整體計劃中最關鍵也是最脆弱的一步終於邁了出去。現在，他要對那些尚未完全屈服的州下手。3月9日中午，沖鋒隊頭子恩斯特·羅姆率人沖進巴伐利亞州總理赫爾德的辦公室，要求他任命馮·埃普為州總督。赫爾德致電柏林提出抗議，柏林的答復是：馮·埃普已經被任命為總督。這樣，巴伐利亞便合法的落入納粹之手。其余各自由州也在類似的措施下——各地納粹進行威脅，柏林發電幹預——一一就範。 在巴伐利亞奪權當天，希特勒飛往慕尼黑，在這個他曾經沿街乞討的地方，他曾經因為發動一場幼稚的武裝政變而遭受羞辱的地方（當時有幾個年輕的沖鋒隊員們走上街頭，有幾個市民問：“你們在街上玩如此危險的遊戲，你們的父母同意嗎。”那幾個人於是羞愧的回家去了），他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他用一種動情的語調表達了自己內心的得意之情： “在德國，我最貼心的城市就是慕尼黑，作為一個青年、一個軍人、一個政治家，我是在這里開始奮鬥的。這個城市是用 1923年在這里犧牲的同誌的鮮血洗禮的。盡管我們今天取得了勝利，但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仍然是艱巨的。帝國政權絕不能再受巴伐利亞分裂分子的騷擾。我發誓，將完成俾斯麥未盡之業：州的存在，必須為帝國的利益服務！” 四 從巴伐利亞回來之後，希特勒開始為新一屆國會的召開而忙碌。這一次，他已經做好準備和民主進行一場決戰。 現在，納粹黨及其盟友在國會中已經取得了過半的簡單多數，但對通過修改憲法的《授權法案》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還有一定差距。要想在這場鬥爭中取勝，還必須采取一些措施，對此，希特勒已經想好了一整套各個擊破的辦法： 對共產黨議員，不能指望他們妥協，幸好有了國會縱火案和《國家緊急狀態法》，可以以叛亂的罪名，把他們全抓起來關到監獄里了事； 中央黨是信任老頭子的，只要老頭子願意出面，他們就不會反對； 民族黨等其它與納粹同為右派的政黨，對授權法並不反對，他們擔心的是希特勒的個人獨裁將危及他們的生存，對此他們只要給一些一文不值的保證就行了； 社會民主黨比較麻煩，這個左派政黨不會同意通過一個結束民主程序的法律，又不能把他們全抓起來，不過幸好他們的議席並不多，只要采取一點小伎倆讓那幾個激進分子無法出席，然後再利用納粹在國會中人多勢眾的優勢，不讓他們有機會發言來影響其它議員的決定； 當然，所有的措施中，都少不了要貫穿一項——武力威脅。那些被魏瑪憲法寵壞的家夥成天高談民主憲政，私下進行骯臟的政治交易和鬥爭，從不知道什麽叫團結，一旦真要他們準備用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個人財產——更不要說鮮血——來捍衛民主時，他們躲的比誰都快。前兩次政府倒臺的過程中各黨派的精彩表演，足以讓希特勒已經對他的敵人們的水平做出合理的評價。 這個計劃的第一步，就是要獲得老頭子的信任。在希特勒的一手導演下，一場類 似於話劇的新國會開幕儀式上演了： 開幕式在波茲坦衛戍區教堂舉行，這個精心選擇的地點對於已經退位的前霍亨佐倫王朝和老頭子本人都有重要意義。波茲坦是霍亨佐倫王朝的皇城，有腓特烈大帝的古墓。興登堡第一次站在這個教堂是1966年，當時他還是一個年輕的中尉，他剛從促成德國統一的普奧戰爭中歸來，他永遠以能夠參加那場戰爭為榮。這也是取悅於軍方之舉，因為這里一直被認為代表了普魯士軍人的傳統。 ３月２１日，正是俾斯麥在1817年主持德意誌帝國第一屆國會開幕式的日子，波茲坦城被卍字旗和舊帝國的黑白紅三色旗幟裝飾得喜氣洋洋，它標誌著新興的納粹勢力與德意誌帝國傳統的和諧共處。在隆隆炮聲中，陸軍、黨衛軍和沖鋒隊排起了莊嚴的隊列，在春日的明媚陽光下，官方的摩托車隊，鈴聲陣陣，朝著衛戍區教堂駛去。 身穿普魯士褐色元帥服的興登堡高大的身驅一出現，全場頓時起立。興登堡身上佩滿了他戎馬一生獲得的各種勛章，一手托著金頂元帥頭盔，另一只手執著元帥棒，威嚴地緩步前行。行至皇帝的寶座前時，他身體微躬，舉起元帥指揮棒，向寶座致敬——寶座上不再有皇帝了，但在老頭子心目中，他永遠是帝國忠誠的元帥，而不是什麽魏瑪共和國的國家首腦。 和這位全身戎裝的元帥相比，站在他身旁的希特勒身材瘦小，身穿禮服，周身不安，讓人無論如何也無法把他和獨裁者聯系起來，倒更像元帥身旁一個沒見過世面的小侍衛。在法國大使弗朗斯瓦·本塞看來，他“像一個膽怯的生人，由一個顯赫的保護者，向一群陌生的人士作介紹一樣”。 在總統發表了簡短的講話之後，希特勒發表了一篇冗長而枯燥的演講，整個演講並無新意，只是不停的回顧歷史，闡述德國過去的榮光和因凡爾賽和約而受到的羞辱，指出納粹將為結束這種羞辱而努力。最後，他轉向興登堡，大大頌揚興登堡，稱他是軍隊的首腦和人民的領袖。“您同意我們為德國的振興而盡力，這是我們的幸福。” 他講完話之後，會場沈默了很長時間。這時，他向前走了三步，來到老頭子面前，低下頭，緊緊握住老人的手。這是帝國傳統中表示繼任者誓死秉承先輩理想的動作。老頭子深受感動，這也同樣感動了在場的所有人——軍官、容克、君主主義者，他們都堅信，希特勒對老頭子必恭必敬，會遵循普魯士理想的。這正是希特勒所要追求的效果。 國會開幕式非常成功，中央黨領袖不久即收到了老頭子的一封信，信中表示支持希特勒：“本人擬告訴你，總理已經明確表示，即使在沒有明確憲法義務的情況下，也願意在與本人充分磋商後，才在授權法的基礎上采取措施。” 3月23日，新一屆國會正式開幕。此時的希特勒，已不再是那個開幕式上元帥跟前謹小慎微的附庸形象，當他身穿褐色的納粹黨制服走上講臺時，國會內的納粹議員和國會外的沖鋒隊員一起高喊：“勝利萬歲！希特勒萬歲！”這種山呼萬歲的情況，竟然出現在作為現代代議制民主象征的議會的開會現場，確實讓人不寒而栗。 這是他首次在國會里露面。在這次精心設計的講話中，胡蘿蔔和大棒被很好的結合起來。他立誓要尊重私人財產和個人的積極性；保證援助農民和中產階級；他將結束失業，與法國、英國，甚至蘇聯講和。但是為了做到這些，他需要國會通過他提出的授權法案，這個法案將把國會擁有的幾乎所有權力都授予他。他把它的名字弄得聽起來很動聽，叫做《減輕帝國和人民苦難法》，且保證“只在執行極端必要的措施非動用不可時才動用緊急權力。這並不會威脅國會的存在。總統的地位和權力依然不變，政府最重要的任務將是按照他的目的行事。” 在向國會、總統、各州和教會保證不侵犯他們的任何權利後，希特勒話鋒一轉，以強硬措詞結束其講話。如果國會拒絕給予他“友好合作的機會”，新政權則“準備不顧國會的拒絕以及可能由此產生的敵對情緒幹下去”，而且先前所做的不侵犯他們任何權利的承諾就會一筆勾銷。最後，他進行赤裸裸的威脅：“議員先生們，是戰是和，就請諸位選擇吧！” 社會民主黨領袖提出了抗議，在他們發言的時候，幾乎是把國會包圍起來的手持武器的沖鋒隊員齊聲高喊：“我們要授權法——或者是放火屠殺！”在這樣的怒吼中，希特勒第二次登臺了，他向社會民主黨人毫無理智的破口大罵：“我並不需要你們的選票！德國會自由的，但不是通過你們！別把我們誤作是資產階級。德國之星正在上升，你們的確在沒落。你們的喪鐘已經敲響了！” 希特勒的瘋狂，不但擊毀了社會民主黨人徒勞的反擊，而且嚇壞了中央黨，他們堅信一旦法案被國會拒絕，這個瘋子便會毫不猶豫的訴諸暴力。投票的結果很快出來了，441票贊成，94票反對，遠遠超過了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授權法通過了，就這樣，民主以民主的方式終結了它自己，德國人自一戰戰敗以來14年的民主嘗試以失敗告終。 ——縱觀希特勒從國家總理到獨裁者的過程，從表面上看，每一步都是合乎民主程序和法律規範的。但是這並不是民主制度的過錯，而恰恰是因為在這個社會中，有太多的人不去遵循民主的原則進行政治活動，而是寄希望於違反民主原則的私下交易、權術欺詐甚至是暴力恐嚇。興登堡總統、德國軍方和德國國內的大財閥、大地主們對民主政治的痛恨以及各個民主政黨本身的軟弱、猶豫不定、缺乏切實的政治綱領和有效的執行手段，使得希特勒巧妙的利用了各派實力的弱點和他們之間的矛盾，和平的攫取了無限的權力。這一歷史事實永遠警戒我們，在一個缺乏民主法治傳統的國家，即使在表面上建立起民主制度，它也可能成為野心家獲取專制權力的工具。民主法治的真正確立，絕不可能靠某一個制度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而是一個艱苦的、漫長的過程。它要求在人民中間建立起對民主、法治、權利、自由等觀念的正確認識和堅定信念，需要民主社會的各種元素：新聞媒體、政黨、工會、社會團體以及其它利益集團等發展成熟——這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只有這樣，民主才能有堅實的基礎和框架。準備為了民主和法治而奮鬥的人們，必須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並做好為此付出艱苦努力的準備。 五 隨著授權法的通過，希特勒獲得了他夢寐以求的獨裁權力，各個黨派、工會很快被挨個取締。但只要老頭子還活著一天，他的權力就至少在理論上可以被剝奪。希特勒當然不會愚蠢到試圖對老頭子動手，但隨著老頭子因身患絕癥越來越接近生命的終點，軍隊與沖鋒隊的矛盾日益激化也讓他越來越感到坐立不安，沒有軍隊的支持，自己能否順利接任總統之位，將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沖鋒隊本身的存在也很令希特勒頭痛。恩斯特·羅姆，從納粹黨建立之初就追隨自 己，和他一起參加10年前的慕尼黑政變，並和他一起被投進監獄。現在，羅姆已經把沖鋒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具有出色的組織才能和軍事才幹，對希特勒的忠誠也勿庸置疑。在希特勒看來，作為沖鋒隊頭子，他只有兩個缺點：一、他過於強調沖鋒隊的獨立性，沖鋒隊向希特勒效忠，但在組織上必須完全聽命於羅姆，對上反對希特勒的幹涉，對下實行獨斷專制；二，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在希特勒一無所有的時候追隨他，是出於對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的信仰，而不是對希特勒個人效忠。 這兩個缺點，在大家為了共同的目標奮鬥，與共同的敵人戰鬥時，可以忽略不計。但在獨裁政權建立以後，這就完全可以稱之為心腹大患了。獨裁者需要的是沒有理想的奴才，而不是有理想的同誌。有理想的人，今天因為理想替你賣命，明天也就可能為了理想要你的命。愷撒被自己最好的朋友布魯斯刺死的故事便是獨裁者們心中永遠的痛： 公元前44年，大權在握的愷撒來到元老院，突然周圍響起一片“殺死暴君”的喊聲，一群人沖上來用長劍向他圍攻，愷撒開始怒吼著用隨身攜帶的短劍進行還擊，身上被創四十余處。但當他在圍攻的人群中發現自己最信任的朋友布魯斯時，他終於絕望的拉下鬥篷，蒙上自己的眼睛，任憑自己被亂劍刺死。 而如果這樣一個理想主義者又手握重權、喜歡獨立行事的話，情況就更加危險 了。任何一個稍微有點頭腦的獨裁者，都不會讓身邊有這樣一個人物。 實際上，危險不僅僅來自羅姆一人。納粹代表著極右翼勢力，沖鋒隊成員又是納粹中的極端分子。街頭暴力是他們最喜歡的表達意見的方式，這種無序的力量對於沖擊舊政權功不可沒，但納粹由在野黨成為執政黨後，尤其是在消滅了一切敵對勢力之後，它就與新政府恢復經濟、解決失業的目標相背，而且為新的野心家奪權提供了可趁之機。 希特勒確實嘗試過約束沖鋒隊的行為，他給羅姆發了一封信，大力稱贊他率領沖鋒隊在納粹奪取政權中的功績，並委婉的說道：“如果說陸軍有責任保衛國家，抵禦外敵，那麽沖鋒隊的職責則是保證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捍衛國家社會主義政權。”希特勒的原意是，一方面稱贊他，另方面要警告他，保衛國家的事情最好還是要留給軍隊去做。但羅姆未領會這點。他以為有希特勒撐腰，膽子更大了，竟向國防 部發去一份照會，聲稱保衛國家的安全是沖鋒隊的特權。 這便使潛在的矛盾激化了，馮·勃洛姆堡將軍請求希特勒裁決。希特勒懊喪地把沖鋒隊和國防軍的領導人請到國防部的訓導廳里開會。在他的 “動人的，揪心的”演講中，希特勒勸雙方妥協。他說，黨解決了失業問題，但在８年後，經濟又會衰退，唯一的補救辦法是為過剩的人口創造生存空間。這可能會有必要先在西方然後在東方采取短暫的、決戰決勝的軍事行動。然而，羅姆所建議的民兵“一點兒也不適於國防”。解決的辦法是加強正規軍，對他們進行嚴格的訓練，並用最新式的武器武裝他們。沖鋒隊必須將自己限制在內部政治事務的範圍內。 這一演講充分展示了希特勒的戰略眼光，他支持陸軍的目的不僅限於近在咫尺的總統權力之爭。也許沖鋒隊能再次幫助他登上總統之位，但要發動對外戰爭，必須依靠職業軍官和正規軍。這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最大的不同之處，除了追逐專制權力以外，希特勒至少還有自己追求的帝國理想。斯大林為了個人的絕對權力，面對日益臨近的戰爭危險，對軍隊進行足以摧毀其戰鬥力的大清洗。這兩種不同選擇的結果，在二戰初期的蘇德戰場上得到了充分反映。 希特勒的這種眼光不僅體現在軍事問題上，也體現在他處理政權問題和經濟問題上。上臺後不久，他就發表公開演講，支持用企業家管理企業，而不論他們是否納粹黨員。他還告誡各州總督，不能讓黨的組織代行政府權力，而經濟部門的領導，必須由經濟專家而不是黨的理論宣傳家擔任——刨去獨裁和戰爭，希特勒確實是一個治國天才。 軍人出身的莽漢羅姆無法理解這種智慧，他只看到了自己的權力和地位受到威脅。更重要的是，在他看來，沖鋒隊是國家社會主理想的先鋒隊，希特勒要求沖鋒隊向沒有革命理想的舊軍隊低頭，是對革命的背叛。所以，盡管他當著希特勒的面與陸軍達成了協議，但私下卻對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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