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論／多重貿易結構下 台灣須務實轉型

過去30年，全球貿易建立在相對單純的邏輯上：市場開放、效率最大化與全球分工。世界貿易組織（WTO）提供共同規則，美國扮演最終市場與秩序維持者，中國則成為主要製造與出口引擎。然而，隨著地緣政治升溫與制度競爭加劇，這套單一核心的貿易結構正快速鬆動。

進入2026年，國際貿易秩序不再以自由化與效率為核心，而是轉向安全化、區塊化與制度競逐。川普第二任期延續高關稅與雙邊談判為主軸的經貿策略，迫使各國重新檢視對單一市場與強權的依賴：歐盟與印度完成自由貿易協議談判，東協加一架構重新活化，南錐自由貿易區重回國際經貿版圖。與此同時，中國同步強化一帶一路與金磚體系，試圖在既有秩序之外，建立可運作的經濟圈層。

當前世界並未回到冷戰時期的兩大陣營，而是形成多個重疊、彼此競逐的貿易圈層。各圈層的規則、合規要求與政治風險不同。對高度外向、出口導向且長期處於地緣政治前線的台灣而言，這已非短期波動，而是結構性的生存挑戰。

美國近年轉向以市場准入為籌碼的雙邊談判。關稅、出口管制、投資審查、補貼門檻與原產地規則被整合為政策工具，引導企業與國家做出制度與政治選擇。其核心並非貿易自由化，而是條件式市場開放：能否進入市場，取決於是否符合其定義的安全、技術與政治要求。

相對之下，中國以融資、工程、能源、基礎建設與支付體系構築經濟網絡。一帶一路由規模擴張轉向小而精與高品質專案；金磚聯盟則透過擴容與夥伴國機制，形成結構鬆散但覆蓋面廣的政治經濟平台，降低對美元體系與西方市場的依賴。

在美中競逐加劇下，歐盟、印度、東協與拉美國家加速推動大型多邊或跨洲自由貿易協議。這些協議不僅為促進貿易，而是建立可替代、可擴張的市場，以分散對美中兩大強權的曝險。歐盟與印度的協議，象徵去中心化全球化逐步成形；東協加一架構的復燃，也使東南亞成為供應鏈重組的實作基地。

在此背景下，台灣長期爭取加入CPTPP的戰略意義，須重新評估。該協定仍具制度接軌與象徵價值，但在全球貿易加速雙邊化與多圈層化後，其作為單一市場整合平台的功能相對下降，難以單獨承擔分散經貿風險的角色。

展望未來，全球貿易將呈現幾項趨勢：貿易安全化與工具化，政治風險成為決策內建條件；多邊協定回歸但不再普世，而是高門檻俱樂部；碳邊境調整、資料治理與資安標準逐步成為實質關稅；企業供應鏈策略由效率最適轉向風險最小；世界分裂為多個重疊圈層，各自承擔不同合規與成本結構。

在此環境下，台灣面臨的核心問題不是「站在哪一邊」，而是是否具備在多個制度圈層交疊處，持續符合規則並保有談判空間的能力。出口市場高度集中，使關稅與政治工具化的衝擊被迅速放大；長期缺席高標準協定，將使台灣在原產地與制度認可上逐步邊緣化。

半導體與關鍵製造能力，既是優勢，也成為被要求承諾與站隊的原罪；制度支援不足的中小企業，恐被迫退出高價值市場。

面對新的國際經貿結構，台灣須務實轉型：從單一出口導向，轉為市場組合策略，實質布局東協、印度與歐洲；將供應鏈透明、碳管理與資料治理，升級為可被國際採用的制度模組；建立清楚的經濟安全分工與政策底線，避免在外部壓力下反覆修正。

未來五年，世界貿易秩序不會回到過去的穩定，也不會走向單一霸權，而是一個高摩擦、高門檻、強制度競爭的時代。對台灣而言，關鍵不在選邊，而在是否準備好在多個圈層中保持彈性；機會也不在押注單一市場，而在於能否將自身產業能力，轉化為各方都需要、卻難以取代的價值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