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四日，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兌現其競選承諾，簽署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批准書。立法院已經將兩公約的內容納入國內法。這些重要的行動，值得受到更多的國際社會關注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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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5.28.2009孔傑榮 中國時報】五月十四日，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兌現其競選承諾，簽署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批准書。立法院已經將兩公約的內容納入國內法。這些重要的行動，值得受到更多的國際社會關注與尊重。 

馬英九的前任陳水扁，和他的民進黨曾多次試圖批准兩公約，但國民黨立委拒絕合作。拒絕的原因，至少部分在於擔心陳水扁政府，將利用兩公約認可的人民自決權，以支持台灣獨立公投，從而引發與中國的危機。 

中華民國在1967年成為首批簽署公約的國家，這是蔣介石為嘗試說服世界，其台灣的獨裁政權，才是真正的「自由中國」所做的其中一項努力，欲藉此與毛澤東統治下，因文化大革命而動盪不安的中國形成對比。中華民國在1971年失去聯合國的中國席位前，未能批准公約。此後，台灣政府便被排除在聯合國人權布局外，不過這並不影響台灣自行履行公約內容。 

當然，對蔣介石時代殘暴的國民黨政權而言，承諾遵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人權標準不過是偽善而已。但是一九八七年的解嚴，在立法、行政改革方面展開了長遠、至今尚未完成的奮鬥進程，保障著台灣言論自由和大致上公正的刑事司法系統。

雖然中國在2001年已經批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其最近發布的「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也表示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是2009─2010年的目標之一，但中國領導人只提到正努力為該公約之批准「創造條件」。 

無疑的是，台灣履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需要處理許多細節問題。最直接、困難的問題與刑事司法有關，特別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在判決定讞前，從羈押中被釋放的權利，以及自由諮詢辯護律師的相關權利。對前總統陳水扁進行中的追訴，使這兩項基本權利成為公眾矚目的焦點。

被關押數月的陳水扁，在審前和審判中一再要求釋放未果，實際上凸顯了法律專家早就意識到的問題─刑事訴訟法中關於羈押所用的模糊、不完整和特殊的語言，亟待更新和修訂。 

決定羈押的適用標準，必須合理；決定羈押的庭訊程序，必須改革，使被告能清楚了解檢方的指控並據以回應。此外，法律應當明確授權法院以積極、創造性的方式處理羈押的釋放，這些方式應利用新的科技設備，以限制、監測被釋放人的活動，同時允許這些人享有比在牢房裡更大的自由。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有關規定看似簡單。審前或審判中的羈押，必須是例外，而非常規。每名被告必須有充分時間準備辯護、諮詢律師和見證人。

有意義地履行公約，不僅需要詳細修改大量的法律法規，而且需要培訓官員，教育公眾，提出可供評估進度的時程表和基準，以及一個公正、有效的監督機構。政府應建立獨立的人權委員會，並促使更多的公眾參與改革進程。 

法務部和許多政府機關、律師協會、學術組織、司法改革基金會和其他公民權利和人權組織必須與立法院合作，充分利用立法院給予的兩年時間，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當代的民主台灣。也許他們的榜樣將促使中國起而效尤！ 

（孔傑榮Jerome A. Cohen，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關係協會」兼任資深研究員/陳玉潔律師，紐約大學法學院「伯恩斯坦國際人權獎座」研究員/陳玉潔譯。英文原文請參http://www.usasialaw.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