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寒已過，立春將至。新的行政團隊就任，「合作共生」的政治理念付諸實踐，下一階段的台灣躍升也將要展開。

新的內閣，將是一個回應人民期望的「安定內閣」。「安定政局」是我們的優先目標，「協商對話」是我們達成目標的方法，而「共生合作」則是我們的中心思想。

要達到安定，政黨的合作、族群的共生，是絕對必要的。幾天之前，我接受媒體專訪，也發表了「共生合作，開創安定新局」一文，闡述我的從政理念與人生哲學。我提出以「非零」的新思維，來創造一個更精緻複雜的政治系統，解決過去「零和」鬥爭所無法解決的諸多問題。

我認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就是「零和」的制度朝向「非零」的制度演化。當「零和」系統無法解決爭議衝突，社會就必須發展出一套「非零」的系統。系統向「非零」演化成功，文明即獲得進步；系統演化失敗，回到「非零」的狀態，文明就退步或甚至因為鬥爭而毀滅。

過去四年多以來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零和」系統無法解決台灣的政治問題。再繼續內耗、內鬥下去，文明將會倒退，全台灣每個人都是輸家。要應付台灣所面臨的內外挑戰，我們必須要創造更複雜精緻的「非零」政治系統。

「非零」的政治系統，透過不同層次的協商對話機制而形成。在政黨之間，可以各自保留基本主張，但可就合作事項公開協議。在立法院，也可以就政黨協議組成「安定聯盟」，在政策優先順序的共識基礎上，形成穩定多數。再進一步，行政權力的分享，也是可以預期的結果之一。

施政理念 與社會對話

大家都已經觀察到，台灣的主流民意，對於政黨協商對話的反應是相當正面的。這個現象，代表了大多數的民眾，對於台灣「零和」政治下的內鬥、內耗，已經無法忍受。台灣人民以集體智慧，跨越了歷史的臨界點，呼喚一個「非零」新政治體系的誕生。我的「共生合作」專文和專訪發表之後，更得到了知識界、工商界以及許多民眾的迴響。人心的共鳴，證明了「共生合作」的理念，確實能夠針對當前的需要，符合時代的精神。

當然，批判與質疑亦是存在的。有的人擔心，協商對話是否代表放棄立場？有的人憂慮，共生會不會導致主體性的消失？有的人則質問，政黨合作是不是一個口惠而實不至的騙局？

這一切的批判與質疑，其實並沒有超出我當初的預料。我在文章裡就說過，在台灣這樣一個缺乏「信賴」的社會裡，要推動「共生合作」，原來就會十分的困難。這些批評與質疑，恰好顯示了「信賴」確實是社會所缺乏的，而「共生合作」正是台灣所急切需要的。

本來，「為政不在多言」。我所提出的政治理念，究竟代表什麼意思？會帶來什麼影響？這些只要透過實踐，往後都可以被檢驗。但是我認為政治人物與社會的對話是重要的。我願意就個人思想上的一些基本觀點，包括我現在正在做的，我將來所要做的，提供大家討論。

重建信賴 由自身做起

先從「共生合作」的信賴基礎是否存在談起。要在台灣建立「共生合作」的「非零」系統，首先要重建社會的信賴。「賽局理論」裡著名的模擬「囚犯難題」中，如果兩個囚犯都相信對方，則兩人都會做出利己利他的選擇，而得到雙贏。如果兩人都認為對方會害自己，則他們就會做出害人利己的決定，而最後的結果是兩敗俱傷。沒有信賴，就沒有「非零」與「共生」。

信賴是最重要的社會資產。東西方的社會思想家，率皆認為一個社會裡保障信賴的制度，以及重視信賴的程度，是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文化發達的要素。當代極具影響力的新制度經濟學，指出信賴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最重要機制。降低交易成本，就是減少風險。一個社會有信賴，有「非零」的思維，有「共生」的習慣，就必定是一個穩定的投資環境，有可預期的投資報酬。有充分的信賴做為社會的資本，對經濟成長當然是有利的。

信賴是寶貴的資源，但它可以很快被消耗殆盡。信賴也可以再生，只是再生非常緩慢。為社會創造信賴，是朝野政治領導者不可迴避的共同責任。政治人物、意見領袖的一言一行，應該要為社會累積信賴，累積對民主的信賴、對制度的信賴、對公權力的信賴。

我們的社會缺乏信賴，政府、政黨、媒體和其他部門都有責任，很難完全歸責於某一方或某一個人。但是沒有任何團體或個人該為信賴問題負責，也就代表許多人的行為都常常在侵蝕、損壞這個社會的信賴。這是嚴重的問題。

有些時候，信賴被破壞是因為我們對於少數極端例子的反應過度誇大的結果。例如不良食品的問題被民意代表揭發，但是個案被誇大為整體現象，導致民眾人心惶惶，不敢購買所有類似的食品。又例如政府告訴民眾股市裡有五百種地雷股，造成連值得信賴的公司股票都受到牽累。信賴的破壞，有時候也是自我實現的預言。換言之，你越不信賴，事情就會演變得更不可信賴。就如同銀行擠兌危機，如果投資人對金融體系缺乏信賴，謠言本身就會成為事實。每個人要認知到信賴資源的寶貴，珍惜社會存有的信賴，對於破壞信賴的言行，必須有所節制。

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呼籲民眾重建信賴。我想告訴大家，人類世界固然存在著背叛，但我們大多數時候還是願意選擇相信人性、相信他人。因為我們知道，時時存著懷疑，刻刻提防詐欺，並不會為我們帶來更好的生活，也不會令我們過得更快樂。我們到商店裡買個麵包，並不會提防老闆對我們下毒；我們在高速公路上開車，也不會擔心旁邊車道的駕駛人突然發瘋來撞我們。現代社會能夠運行，所依靠的是人們對其他人具有理性、社會制度能夠保障個人安全的基本信賴。沒有這些信賴，社會無法運作，人也沒有辦法精神正常地生活。

因此，理性的人會選擇信賴。即使在某些時候，信賴會造成傷害，但我們不能因為這些失敗機率的存在，而完全拒絕信賴。我們的政治裡，我們的社會上，過去存在著詐騙、謊言、權謀，使得很多人變得犬儒、多疑。但是不去信賴，我們不會活得更好。

信賴需要點點滴滴地累積。一種政治主張，一個政治人物，是否值得全民信賴，經過時間的考驗，終究可以證明。即使有些人寧可否定，寧可懷疑，但建立信賴，總是要有個開始。最近我在高雄市推行的導盲犬政策，除了服務盲胞之外，目的也是在為社會找回失落已久的「愛」與「信賴」。重建信賴，我願意從自身和行政團隊開始。

動態形成 台灣主體意識

對於所謂台灣主體性消失的疑慮，我想從「台灣命運共同體」，這個已經確立為社會共識的概念談起。

早自民國七十六（一九八七）年，我就提出「台灣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圍繞著「台灣命運共同體」，我提出「四大優先」──台灣優先、弱勢優先、文化優先、環境優先，做為政治價值的優先順序。

「共同體」，在英文裡與「社區」或「社群」同一個字，其字義強調的是成員之間有機的連帶，並且內外有可以辨認的邊界，意即成員身份是有限制的。因此，成員從「我是誰」這個問題開始，推論到「我們是誰」，「我們和他們的差異在哪裡」，慢慢形塑集體感覺，認同自己是共同體的一份子；也即對共同體內的成員，有著「認」為與自己「同」一族類的感覺。也就是說，「共同體」的概念，可以推衍出「我群」和「彼群」，或「我們」和「他們」之間的辨別。

「台灣命運共同體」該如何界定？歷來是台灣的認同政治上最具爭議的問題──是指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住在這裡的族群？還是講最多數語言的福佬人？或是所謂認同台灣的人？居住在台灣的人？願意在台灣安身立命的人？持有台灣護照的國民？不論我們如何試著去下個明確定義，這個共同體的邊界或成員身份，還是可能有模糊地帶，也有難以窮盡的地方。我的答案是，「台灣命運共同體」雖然沒有固定而靜態的邊界，但「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成員認同，應是動態形成的，是一個過程，而非結果。

在高雄市民中，以身為高雄人為榮的比例，每年一直提升。但是我並沒有在高雄刻意鼓吹什麼高雄人的意識。相反地，透過市府不斷地提高市政品質、舉辦市民活動、創造公共事件（public event），鼓勵市民參與，於是高雄的認同感就自然出現，而且越來越強。

同樣地，「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形成，不能夠只靠理論。論辯永遠有相對的論點，也永遠有例外。「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形成，靠的是實踐，應是透過不斷地創造公共事件、集體記憶，而動態形成的。「台灣命運共同體」的認同，會在未來行政團隊的努力下，持續地被強化，而不可能被弱化。而「協商對話」、「合作共生」，就是鞏固「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最有力機制。因此，所謂台灣主體性消失的問題，並不會發生。

我們強調台灣的主體性，並非要去消滅異己。在命運共同體中，有主體也有包容。就是因為有包容，才有所謂的「台灣優先」。既然有「優先」，就代表主體不是單一的，而是並存的。既然講「共生」，就是並存中的存在，要能夠包容多元，才有「共生」。「共生」的基本論點，就是主體與包容。

均衡發展 自存到共生

將「共生」的理念，落實到施政的層次，我強調經濟發展、社會福利、環境人文的均衡發展，並且要從改善治安著手。

為什麼我會把改善治安，當作是「安定內閣」施政的切入點？背後的思維，同樣是基於我的「共生」理論。「生」，從「生存」、「再生」到「永生」，有各個不同的層次。我們要推動政黨的合作，和族群的共生，都是屬於群體的「共生」。但是沒有個體的「自存」，就不可能有群體的「共生」。在推動群體的「共生」之前，我們必須先妥善處理個體的「自存」問題。治安所牽涉到的，是國民能否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而能夠保有生命財產的安全，因此是個體「自存」的問題，要賦予優先的地位。

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價值是什麼？不同價值之間的優先順序又當如何？這是公共倫理學與政治哲學永恆探討的問題。現代國家的政府，都把經濟成長做為最主要的施政目標。但是在經濟成長之外，我們還有其他的價值需要兼顧。在政策的價值選擇上，我主張一個均衡的發展模式。

簡單地說，經濟發展、社會公義、環境人文，在政府施政的比重上，應該是一個三邊相等的正三角形。當然，在三個角裡面，經濟發展是前提。沒有經濟發展，政府財政就不可能支撐社會福利，社會不富裕，優質文化也很難產生。在經濟成長速度趨緩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將提振景氣列為最優先。一旦經濟成長恢復，社會公義、環境和人文也必須加快趕上。這樣才能夠維持這個三角形的均衡。

在這個三角形裡，經濟發展所代表的是社會整體財富的總量，社會公義所代表的是財富總量如何分配，而環境與人文則代表財富分配與使用所帶給人的生活品質與滿足感。當財富總量減少時，能分配的就少，所以必須想辦法增加；總量增加時，就必須考慮到符合公義的分配，使得社會底層能夠維持基本生活，而不產生階級之間的怨懟甚至仇恨；當社會安全制度能夠使得弱勢者也能擁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好的生態環境以及優良的國民文化教養，能夠讓人的生活不僅是活著，而能夠活得快樂、幸福。

台灣的經濟基礎是健全的，游內閣的財經政策大方向也是正確的。這可以從我們今年經濟成長率的恢復，以及失業率的降低看得出來。在經濟政策上，我所要做的，是持續鬆綁，解放活力，讓受到過多政府過時法令所束縛的經濟活動，能夠自然地發展。這可以比喻為修剪雜蕪，去掉無謂的橫生枝節，讓社會的資源、人才的智慧，能夠用在有意義的生產性活動上。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就是去除掉過度的、虛矯的、極端的做法，讓事物回到本來的面貌，「順其自然」。

務實協商 非放棄理念

在我就任行政院長、「安定內閣」開始上路之際，我數次接受媒體專訪，並發表兩篇專文，就個人的人生哲學與施政理念，公開對大眾說明。從政以來，我自認為講求言行一致、前後一貫，也希望能夠以此得到來自各種不同政治意見陣營的信賴。

過去在「零和」對立的政治裡，不同陣營的人們彼此之間很難建立信賴。為了政治立場，人們互貼標籤、互扣帽子，不願去認識他人的真實主張，也不願去理解他人的真正感受。這不是一個理性社會的態度。我在此拋磚引玉，坦率而平實地陳述自己的人生哲學與政治理念，期望能夠得到各政黨領袖的理解，以及社會大眾的支持。

政黨合作是在台灣是新生事物。過去沒有經驗，所以很多人會感到疑惑、憂慮。我在上一篇專文中就提出呼籲，朝野政治領導者，應該要發揮政治想像力與道德勇氣，來為台灣長遠的將來，邁出這關鍵的一步。短期的台灣內部的政黨「零和」對抗先化解，台海兩岸才有可能開創「非零」的「共生」新局。

另一方面，我也要向民眾說明，現在民進黨政府在國會未能擁有過半席次，是一個事實。在未過半的情況下，法案與預算要通過是極為困難的。為了推動施政，政黨合作是必要的。既然要尋求合作，務實妥協就難以避免。然而，我並不會把務實當成理念。務實只是做法，不是理念。妥協，只是將實現理念的速度放慢，或是迂迴前進，而不是放棄理念。這是民主憲政裡，身為國會少數的無奈，也是我們的支持者必須要認知的。

新的「安定內閣」雖然已經上路，但長期的「政黨合作」才剛剛啟動。政黨之間的協商對話，永遠不會中斷；而我的「合作共生」理念，也會畢生貫徹下去。為了台灣更長遠的美好未來，我們願意謙卑、耐心地觀察、等候所有意見相同者、意見不同者的回應。同樣地，我們也希望，社會各界能夠以耐心和善意，來期待一個「合作共生」新局的開啟。寒流雖然一時強勁，但春暖將至，台灣的生命力即將勃發。(9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