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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就是上帝──紀念卡爾‧巴特逝世二十周年 (點計數：1096)
作者：劉小楓 http://www.pen123.net.cn 2001-10-3 7:25:00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中國國家倫理資源的虧空 (05-15 13:32) ·知識分子的“貓步” (03-05 10:03) ·哲學史研究與哲學的正當性 (11-20 08:54) ·“漢語神學與歷史哲學” (10-24 08:36) ·《這一代人的怕與愛》之剎那的永恆 (10-24 08:36) 作者文集 一九六八年，歐美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這場運動標志著西方發達國家已步入另一形態的社會階段。在此之前，歐洲社會並非充分享有民主、自由、富裕、平等。相反，與六十年代以前的歐洲相關聯的字眼是：貧困、戰亂、血腥、專制、苦悶、徨以及戰后的一片片廢墟。 就在這不妨作為分水嶺的一九六八年，本世紀歐洲最傑出的新教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在瑞士巴塞爾逝世，似乎，他的生命、他的神學都是為著人世的困苦而存在，福樂與他無緣。的確，巴特的神學曾被稱為危機神學，它產生于危機之中，並在危機之中為維護上帝的話拼死搏斗。 不過，要是巴特能再多活些歲月，他一定會積極支持新的學生運動。巴特不是關在書齋里的神學家，他向來關注現實社會，投身政治活動，只是，他的現實政治活動有著與眾不同的品格：這就是堅決否認包括政治行為在內的一切人世作為具有無上功量，甚至具有神聖的性質。這就難怪巴特總是在政治上與當權政府及其意識形態過不去，因為，他已經認識到，把世俗的作為、世俗的權力、世俗的運動神聖化，恰恰是二十世紀歐洲的危機和災難的根源。 例如，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掌權后即聲稱其政黨、國家和事業的神聖性，要求所有的人服從並獻身，聲稱其政治運動是神授意圖、具有啟示的根據，據此要求基督教會服從其領導，成為宣傳法西斯政治的工具(所謂愛國的德意志基督教)；希特勒還多次召開宗教界名士座談，軟硬兼施，妄圖迫使他們認可世俗政權的神聖性。面對無恥強權和暴君，巴特給予了強有力的回擊：只有上帝才是神聖的，其神聖之言只是通過受難的耶穌基督表達出來。對一切冒充神聖的企圖，必須予以決不妥協的批判。一九三四年，在巴特的積極參預下，德國基督教新教各派領袖在魯爾地區的巴門召開了著名的反納粹會議，通過了由巴特一手促成的舉世聞名的《巴門宣言》(Barmen Declaration)。神學家巴特不僅以宏博的思想著稱，也以堅定的反納粹戰士聞名于世。 把世俗的權威神聖化、把歷史的政客偶像化、把世俗的政權神秘化，不僅西方有，東方也有，不僅過去有，現在還有，盡管人類曾為此付出過高昂的血的代價──但願人們永遠不會遺忘集中營的血跡──誰也不能保証將來不會重蹈可怕的神聖顛倒。就此而言，巴特的神學思想也就並不因他的去世而過時，也並不因社會已然或將要進入另一形態而過時。巴特所思考的問題並非只關涉某一時代或某一些人，而是關涉所有時代和所有的人。──如果中國人首先是人，當然也關涉到中國的人。巴特對一切自我神化的世俗思想堅決地回敬道：Welt ist Welt.Aber Gott ist Gott(世界就是世界。而上帝就是上帝)。這話對我們來說並非不著邊際。 一 世俗政權謊稱自己稟有神聖的使命，獨裁者謊稱自己的話是神聖之言，以此騙取人們的效忠和奉獻，如此勾當就西方歷史而言，實在是現代創舉。眾所周知，自基督宗教確立以來，西方的世俗政權總是受到神權的有形(通過教會)或無形的制約。十九世紀以來，一些思想家宣稱神權被廢除了，于是出現了自詡為神聖的世俗運動，然而，最讓巴特感到震驚的是，竟然有不少神學家、宗教思想家也開始散布如此言論：教會走向社會主義乃是上帝之國的逐漸顯現，耶穌就是社會運動，社會運動就是當今的耶穌；上帝之國與社會運動被等同起來，神聖的東西與世俗的東西被等同起來。巴特感到，這是基督教神學陷入危機的標志，為此，必須進行一場神學上的重新奠基工作。 一八八六年五月十日，巴特誕生于瑞士名城巴塞爾的一個信奉新教的世家，其父為《新約聖經》教授，其母為一位當時頗有名氣的新教改革正統派牧師的女兒。巴特從小就諳熟十九世紀最重要的新教神學家施萊爾瑪赫的思想，也喜歡康德。在伯爾尼、柏林、圖賓根、馬堡等大學神學系求學時，對巴特思想產生影響的除了赫爾曼、海特米勒外，還有新康德派的柯亨和那托普。不過，對巴特的神學思想的確立起了決定性影響的則是基督教思想家克爾凱戈爾(尤其是他的悖論概念)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藝術家歐韋貝克和莫扎特。 巴特拒絕將上帝之國與社會運動的目標相等同，絕非由于他不識人間疾苦，恰恰相反，青年巴特在大學畢業后返回家鄉，在教區任助理牧師，深入地接觸到下層人民尤其是工人的困苦，這使他很早就在神學理論和實踐方面轉向社會現實問題，並于一九一五年加入了社會民主黨。巴特自己也親身投入過宗教社會主義活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嚴酷現實才使他醒悟到，那種烏托邦式的意識形態化的社會主義宗教理論是危險的。自由派神學和社會主義者的錯誤迫使巴特考慮神學的重新奠基問題。 神學的重新奠基工作的決定性步驟，在巴特看來即意味著在神學上一切從頭開始，從唯一給上帝之言作見証的《聖經》開始，《聖經》是奠基的真正基礎。它是回擊一切冒充神聖之言的世俗思想的首要依據。 一九一六年，巴特即著手《<羅馬書>注釋》一書的寫作，這部被譽為“投入神學家園地的一枚炸彈”的劃時代著作，以傳統注經學的形式來展開神學批判，重申上帝的超驗性。該書毫不含糊地開宗明義，“關于上帝的消息……絕非人的宗教學說”，“它不是一種真理，而是真理本身”，是die Sache selbst(實事本身)，即“我們通過基督才能實現的對上帝的認識，在這一認識中，上帝並不與我們相對立，而是直接地、創造性地近臨我們”。 巴特的用意十分清楚，離開《聖經》的本源來談論神聖，不過是人的妄己狂言，福音只能由辯証地加以說明的本源範疇來描述。上帝之言和人言必須嚴加區分，否則后果將是災難性的。 二 二十世紀的集中營給東西方人都上了慘痛的一課，其教訓不妨說有兩個方面：其一，所有慘絕人寰的殘暴勾當都是以“神聖”事業的名義幹出來的；其二，許許多多熱情真誠的人聽信所謂“神聖”的號召，主動熱情地獻身，結果成了惡魔利用的工具。 我們得深入反省的是：為什麼有人竟敢打著“神聖”事業的旗號哄騙民眾，為什麼我們竟然聽信了惡魔之言的“神聖”口吻？ 對此，巴特的神學批判對我們不無啟發：近二百年(尤其是十九世紀)以來神學被顛倒為人學的產品以至演變為人類學，也產生了一種消極的后果。十九世紀的德國盛行如此論調：上帝的觀念是人的本質的異化，上帝是人的觀念的投射，天國不過是人間未能實現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不過是人把希望寄托于來世的幻想；黑格爾的神聖法則進入世界和歷史被加以顛倒，世界和歷史反而具有神聖性，上帝之國則成了子虛烏有；一句話，上帝成了人的創造物，宗教的秘密據稱就在人類學之中。 經過這番所謂的揭穿天上的秘密后，有的人就更加大膽妄為了。 上帝不是人創造的嗎？我們都可以成神了。從來沒有什麼主，我們自己就是主。可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人的靈魂稟有一團神靈的噓氣，如今，人造上帝按什麼形象呢？不就造出一群惡魔般的偶像麼？ 巴特的神學上的重新奠基對這種神學人本學化給予了批駁：人根本沒有能力和資格談論上帝，只能接受上帝的啟示，而啟示是一個事件，即十字架受難，只有通過這一事件，人才能看到、知道並理解上帝是什麼。基督教信仰既與非理性神秘主義毫不相幹，也與把人的理性作為上帝的可能性和現實性的尺度的理性主義毫不相幹。 近代以來，出現了諸多由一般的科學概念引伸出來的上帝，以人類學(所謂人的意志、願望)為基礎的上帝，以哲學體系或其他給定知識為前提的上帝，其結果有目可見。巴特的“上帝就是上帝”乃是一句警世恆言：絕不可把上帝與人自己憑其思想臆造的範疇、形式、概念、需要之類的東西等同起來。上帝作為神聖根本就不是人，類的所謂創造，他與人類的理性、學說、幻想甚至宗教都毫不相幹，而且與世間的一切存在都有質上的無限差別和距離，也就是永恆與時間的質上的無限差別和距離。上帝是不可知的，倘若不是上帝在十字架受難中自己向人類陳說自己，我們哪里會知道上帝是什麼！ 三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便開始神化德意志的歷史、種族和政治綱領，妄圖竊取神聖的地位。就在這一年，神學家巴特發表了一篇檄文《Theologische Existenz heute！》(如今神學尚存！)，在德國發行了近四萬份，而且還寄給了希特勒本人。在這篇后來成為基督教新教認信會反納粹的基本文獻和《巴門宣言》的基礎的檄文中，巴特作為神學家明確表態；絕不允許把世俗形態的東西神聖化，也絕不允許把神聖的東西世俗化。 巴特指出，神聖存在與世間的一切分屬兩個形態，Gttliche(神聖的)本身自立自足，它絕不依賴非神性的東西。神性突入人性完全是神聖從上下降、上帝屈尊為人的運動，這一運動只在耶穌基督的苦難犧牲和複活中顯示出來，它才是上帝啟示的奇跡。神學就是傾聽這一啟示，並解釋基督帶來的福音。 這里明顯有一個悖論：既然關于上帝的消息是由上帝啟示給人的，靠人的理智和想象無法知道神聖形態──所以巴特斷然拒絕自然神學思想，但神學畢竟是人的言說，它又何以能解釋神聖之言？ 巴特並不回避反而突出這一悖論：作為神學家我們應該談論上帝，但作為人我們不能談論上帝，真正能夠談論上帝的只是上帝自己。 由此，巴特規定了基督教神學的品質，這就是謙卑，它意味著，神學不能自創其主題，它的主題是顯示給它的，因為，它的主題並不就是上帝，而是在其啟示中的上帝，上帝的啟示只是在由基督帶給人的消息中贈予的，這一消息才是神學的真正主題。 這一品質進而規定了基督教神學不可體系化，因為它不可能有終結，它永遠是neu mit dem Anfang anzufangen(重新從頭開始)，永遠走在朝聖的路上──theologia viatorum(朝聖神學)。以為神學能造出一個純粹的教義體系，使基督教的本質一勞永逸地確立下來，實在是妄見。沒有謙卑，在巴特看來，神學是不可能的。 從基督教神學思想史角度來看，作為二十世紀新教神學奠基人、施萊爾瑪赫以后最偉大的新教神學家的巴特，重新高擎起啟示神學的大旗。但巴特絕不是非理性主義者。在他看來，上帝的啟示本身超逾了與理性的對立。基督教信仰從本質上說是fides buaerens intelle-ctum(尋求理智的信仰)；啟示既不蒙騙理智，也不勾消理智，而是既使之謙卑，又激勵它，促成它。巴特不能容忍的是人在理解上帝時的任性、隨意和狂妄，一如我們中的一些人從未認真傾聽過上帝的話──耶穌的受難犧牲，就在那里漫天咒罵上帝時暴露出的隨意和任性。 四 巴特的神學一般認為分三個發展階段：一、從年青時的牧師實踐到《<羅馬書>注釋》第一版(一九一九)問世；二、辯証神學時期，到一九二七年發表《基督宗教教義學引論》時為止；三、教義神學時期，其標志為劃時代巨著《教會教義學》(一九三二年發表第一卷)。 在對《<羅馬書>注釋》作全面修訂之前，巴特作了一次題為《社會中的基督》的報告，這一報告使巴特在德國聲名大振。它以“基督是我們身上的那種非我們所是的東西”的著名反題標識著辯証神學的誕生。 “辯証神學”並非專屬巴特，它是以巴特、布魯納、布爾特曼、圖勒伊森、戈拉頓等著名神學家為代表的神學運動，只是，“辯証”一詞在巴特那里有更豐富獨特的內涵而已。一九二二年，巴特發表了后來成為新的神學運動最具影響力的文獻的《<羅馬書>注釋》修訂本，隨后即與戈拉頓、圖勒伊森、墨爾茲、布爾特曼創辦了辯証神學的喉舌雜志《時代之間》，這一刊名本身就反映出辯証神學的品質。 提到“辯証”兩字，我們自然馬上會想到黑格爾及其弟子的辯証法。但巴特的辯証概念與之毫不相幹，不僅如此，而且品味截然相反。前者帶有相當的人的狂妄，自詡人的精神能把握世界精神或歷史規律，相反，在巴特那里，“辯証的”首先意味著自認人的思維的破碎性：人的思維永遠處于矛盾的各部分之中，根本沒有指望能獲得綜合，綜合只為上帝所保留。因此，人的思維應該虔敬和謙卑。 辯証神學可謂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個時代的危機神學，它力圖指明彼岸與此岸具有一種帶根本性的辯証關系：“上帝發出的否定和上帝所意指的否定，才是肯定的，所有不是建立在上帝之上的肯定都是否定的。”這意味著神聖的東西在世界和歷史之中只能遭到否定，但它在另一個國度卻是肯定的，相反，世界和歷史中的東西在此世是肯定的，到彼岸卻被否定。所以，對世界的社會價值(權威、家庭、國家、勞作以至宗教本身)應予神學的否定，而這一否定又應理解為真正的肯定。例如，對神聖的信仰、希望和愛，在此也不是屢遭否定麼，它們往往被判為無用，但在此世愈遭否定，就愈具有真正的肯定性。 但上帝不在此對立之中，“上帝根本與此和彼的對立無關，他是純粹的否定，因而是‘此岸’和‘彼岸’的彼岸，否定的否定，這一否定意味著為了此岸的彼岸和為了彼岸的此岸，意味著我們的死亡之死，我們的非存在不存在”。所以，只有上帝在綜合之中。 然而，正因為上帝的神聖存在，我們才能否定現世中的一切邪惡和不自由，否則我們就喪失了否定和批判的根據。按照巴特，只有堅持對現世採取批判的立場，才會在世界中認出與神性類似的東西。 由于巴特堅決批判納粹的自我神化，一九三五年六月，第三帝國科學部長勒令巴特退修，並禁止巴特的所有作品在德國印行。巴特被迫回到巴塞爾大學，繼續進行反納粹的學術活動。在納粹德國，巴特雖然被否定了，但這恰是真正的肯定。 五 巴特逝世前接受過一次採訪，在採訪中，巴特把他一生的神學追求對象概括為“為了這個世界、為了人的上帝”。在巴特看來，人作為人走向上帝，並不是走向某種真理，而是真理本身；不是走向某種善，而是善本身，不是尋求一般的回答，而是和人的問題直接成為一體的回答，因為人本身就是問題，所以回答就是問題本身，而人在上帝那里所尋求的就不是解答，而是解救。 但基督教的上帝不是從一堆神中找出來的一位，也不是人的虔誠或人的宗教造出的神，不是人追尋到的東西或最高存在。上帝絕對超越我們，在任何意義上自在自為。因此，上帝不僅是人無法証明、考究的，也是人不可思議的。那麼，我們人如何與上帝相遇呢？ 巴特認為，上帝雖在最高處──此世敬神還是瀆神都不會有損于他──卻關懷世人和這個世界，他曾轉向世人，把自己交給世人，使他自己為世人所認識，這就是通過耶穌顯示出的主動的愛。但耶穌到人世來，卻遭到世人的否定，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耶穌為人世受難犧牲就是上帝的自我陳述，人們只有認識十字架受難的耶穌，才能認識上帝。“誰要照聖經的意義談論上帝，誰就必得不斷地談到耶穌基督”。 二十年代末，巴特就開始著手他一生中最偉大的學術工程：寫作《教會教義學》，持續三十余年，完成四卷十二冊，第五卷未終即逝。當時，巴特已感到“辯証的”這一術語過于含混，便逐漸拋棄這一用法，轉向教義學神學。 什麼是教義學？按照巴特，教會的中心任務是宣傳福音，見証上帝的話，教義學就是批判地考察──以聖經為標准──教會的宣信，防止走入歧途。對巴特來說，至關重要的是要堅持上帝的話，即堅持耶穌基督的降生、受難、犧牲、複活是上帝唯一的話，認識上帝除此別無它途。如今人們制造出種種偽神，以惡魔冒充神聖，都是由于撇開了上帝的唯一的話。我們絕不可把基督教的啟示與任何人為地宣稱為啟示的東西混為一談。神聖的就是神聖的，但他為了世人而甘願受難以喚醒信仰、希望和愛。 在耶穌的位格上，他既是人的真正的上帝的忠實同伴，又是上帝的真正的人的忠實同伴，既是下凡與人共處的主，又是升天和上帝共在的僕人，既是從最高的、最光明的彼岸說出的話，又是在最深的、最黑暗的此岸中聽到的話。 我們素有聽信“替天行道”的傳統，但“天”不是上帝，“理”也非上帝，因為，誰也見不到它的贖情和慈恩。如今，我們已不再信什麼“替天行道”的謊言了，于是，有的人開始謾罵上帝。可是，他們何曾真正感領過上帝的話呢？他們知道上帝是誰麼？ 無論如何巴特的告誡對在這里開始談論上帝的人並非不合時宜：上帝就是上帝。應該談論上帝，但又不能談論上帝，而是敬重上帝。 (巴特：《教會教義學》(精選本)，[聯邦德國] 戈爾維茨選編，關勝諭譯，收入《文化： 中國與世界：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將由三聯書店出版) 原載于《讀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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