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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5/25 13:56:28瀏覽89｜回應0｜推薦0 | |
| 欲求精神獨立，首要追求經濟 (點計數：1393)
作者：云左 http://www.pen123.net.cn 2003-4-13 17:16:21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我們其實還很懷念皇帝 (05-05 18:32) ·孤獨的戰斗 (04-15 09:36) ·欲求精神獨立，首要追求經濟 (04-13 17:16) ·黃任‧顧二娘‧十硯軒 (04-12 21:52) 作者文集 □云左 美麗繁華的無錫城東門有一條偏僻的蘇家弄，有座曾經名噪一時的"東林書院"舊址就靜靜地落在其間，如今願意到這來看看的人已寥寥無幾。中國學界有著悠久的"書院"傳統，著名的如"四大書院"，這些書院就是以前的知識分子教授學識、傳播交流思想之地。當年東林書院的那群讀書人，在讀書學習之余，還熱衷于研究社會問題，評論朝野風物，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以致后來全國各地的一大批志同道合者都漸漸地薈萃到這里，形成了當時的一大國事論壇。既是學術團體又是政治團體，不同觀點、不同學派、不同思想于此間同台講演，激烈論爭，就是至今還有些令人向往。可之后，那些曾在"東林書院"講學研習以及受其思想影響的人，就被惡勢力全部誣為"東林黨"，指稱他們是"講學東林，遙指朝政"的朋黨。就這樣，一群正直的讀書人橫遭無端迫害，蒙受了延續多年的血洗冤案，這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命運遭遇最黑暗的紀錄之一。 剛直的歷史學家、著名報人、詩人鄧拓曾在他的《燕山夜話》里撰文對"東林"士人的高尚品行推崇備至。可他自己也沒想到，他竟與吳□、廖沫沙同被指為"三家村"慘遭當權者迫害，"文革"中他與吳□飲恨含冤辭世，據說其中一條罪狀，就是他贊同所謂"東林"遺風。其實，縱覽中國歷史，從先秦的食客壯士，再到秦漢以來的文人騷客、忠直的士大夫，就算是出了一些像嵇康、王勃、李白一類孤傲不羈的"狂人"，亦難免俗，無不例外地都身陷一種極其障礙的體制中，他們大多命運乖舛，總結起來不外就是宦海茫茫，惡浪沉浮不知幾多啊。由于歷來中國文人們的生存用世都逃不出這個藩籬，因此也就終究不能徹底擺脫作為權力附庸的這個唯一定向。 "一個詩人如果想要搞政治活動，他就必須加入一個政黨；一旦加入政黨，他就失其為詩人了，就必須同他的自由精神和公正見解告別，把偏狹和盲目仇視這頂帽子拉下來蒙住耳朵。"歌德盡管已經擔任了將近40年之久的國家官吏，還在如此告誡世人。德國文人中，一向有一種敢于睥睨威嚴得令人不敢冒犯的國家機器的深厚傳統，並從中傳遞出抵牾、衝突的強烈意識，給人以深刻震撼，這個傳統始終上承下衍，尤在戰后五六十年代的德國表現得十分突出。而在中國主流傳統中，像康德所說的那種"有勇氣在一切公共事務上運用理性"，和秉持獨立"社會良心"、"時代良知"的知識分子還不多見，因為中國的人文傳統中原本就少有"自由知識分子"的特征。像上文提到的"東林"士人包括其后的"複社"等，其實也多半是當時朝政權利集團斗爭的衍生物。歷史再向后推，似乎專制制度更臻完美，幾乎沒有出現過更大規模的不同觀點集團之間的對抗，倒是有更多的專制者對那些曾想獨立、自由言者，施行了與前代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血腥鎮壓。 西方學人特別強調的"自由知識分子"概念，在中國多少年來多少讀書人也甚向往之，然而不知多少年努力終不能遂願。這其中有歷史、文化、制度的因素，可最緊要的還是一代代讀書人的生存基礎問題。我們早在中學乃至大學都一直被灌輸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史觀"：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決定政治，這些大家實在再熟悉不過了。對知識分子而言人格獨立、思想自由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個體生存的獨立，而個體生存獨立依賴于經濟獨立，只有來自權利之外的生活資料供給，方能保証個體人格思想不受制于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專制時代，這談何容易呀。 推開時代局限性與文化局限性，令人興奮的是，在歷史上，"五四"以來的一批知識分子群體曾經自覺地為改變自身生存基礎進行了成功的實踐。沒有他們靠自身才華吃飯，不依附于任何政治機構組織的"獨立進款"的經濟生活基礎，中國進現代史焉能上演這一幕奔流浩蕩，群星閃耀的人文盛劇，湧現出一大批精神自由、個性張揚、剛立不阿的智識學人。在由"學者"上升到"自由知識分子"的過程中，"經濟獨立"是其實現這一飛躍的充要條件。魯迅曾說："錢--高雅地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准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重要了。"一代大文豪從理性認識上充分強調了物質生活基礎對知識人格的前提保障作用，衝破了中國幾千年傳統中"君子恥于利"的羈絆束縛。他還生動拿自己打比方："有人說，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借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這一番理性、率真之言似乎也很可以反駁一下現時一些人的觀點。 如今很多人紛紛"下海"，這是潮流。讀書人呢，沒有"錢"，沒有"經濟"，怎麼能安下心來搞形而上的東西，很"餓"的時候又怎麼辦呢？像過去魯迅那樣"以他超越了’權’和’錢’的自由職業作為穩固的保障"，除了可以養家，還能時不時地接濟友人同道，贊助文化事業，何其慷慨灑脫，這其實也是多少讀書人的內心理想啊，可現實中很多人做不到。還是拿魯迅為例吧，據陳明遠《魯迅生活的經濟背景》考証：魯迅1926年以前在北京教育部擔職，月俸約200－300銀元（約合人民幣1－1.5萬元）；1926年8月離京至廈門大學，月薪400元；不到半年即赴廣州中山大學，月薪500元；1927年10月攜眷定居上海，直至1936年病逝，這九年間他作為自由撰稿人總收入為國幣7.8萬多元，平均月收入723.87元（約合今2萬多元）；上世紀二十年代北京的物價，以四口之家計每月不到20元（銀洋）生活費，即可維持小康水平。也就是說，魯迅在從政府公務員逐步轉向自由職業者的過程中，其經濟收入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有所擢升。 當然，時代背景更成全了客觀條件。那段歷史時期，民間媒體、出版機構大量湧現，各地出現自由辦學熱潮，文人的作品發表、出版的渠道暢通且又多元，《新青年》、《現代評論》、《新月》、《大公報》、《晨報》、《新民報》、《文匯報》等民間及同仁報刊，"商務"、"三聯"等著名書局出版社凡此種種，使得知識分子們不但能構憑自身才華吃飯，而且還能保持較高的經濟收入與生活自持力，加上居住地遷徙、職業流動十分自由，因此即使他們完全脫離公職，也能以自由職業維持生計。但是這些在1949年之后卻橫遭摧折，這個群體也很快就銷聲匿跡了。現在看，新生政權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恰恰就是從出版權收歸國有，取消自由媒體，大幅調整高等學府院系人員結構等方面入手的，"文藝（只能）為工農兵服務"，知識分子被統統納入國家事業人員編制，個體被絕對組織化、制度化，只能單從單位里領取工資或生活費，乃至后來幹脆取消了稿酬制度。知識分子"獨立進款"成為泡影，讀書人從經濟上的漸漸受制到一步步淪為政治上的附庸，知識分子悲慘地成為可任由政治指揮棒隨意撥弄的物品，毫無人格、個性可言，一大批才華橫溢的智識之士橫遭迫害，也有一些人因此而變節，淪為自由與民主的殺手。 若要獲得生命自由，人格獨立，必須首先取得獨立的經濟生存基礎，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均皆如此。曾有人贊羨地寫下《大陸無李敖》一文，其實李敖在台灣開有自己的書店，有自己的實業，就算像他那樣也不就意味著要不斷地追求奢靡，聲色犬馬、燈紅酒綠，與人斗富，若能高高在上就可洋洋自得。其實這只是出于生活的簡單要求，至真的生存道理，為了讀書人起碼的生存尊嚴與肉體安全。像雨果、左拉、海明威、伏爾泰、巴爾扎克、馬克‧吐溫……即使再不濟，他們也很少有為生計而發愁的，一向是堅持以思想和傳播思想為終身職業。優越的經濟基礎對從事形而上研究的讀書人而言彌足重要，一旦生存基礎遭到摧毀，就必定會喪失人格完整與精神獨立，對于以思想和傳播思想為職業的人來說喪失了"自由"與"獨立"，也就喪失了其全部生命。 引用哲學家金岳霖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發表的《優秀知識分子與今日的社會》文中的話來做個總結吧：第一，希望知識者能成為"獨立進款"的人，即靠自己的本事吃飯，不依附于任何權貴。第二，希望知識者不要做官。第三，不要成為商業的馴服工具或金錢的奴隸。第四，知識者還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形成團隊。 在現時市場經濟洶湧澎湃的物欲洪流中，就以此來與天下同道諸君共勉吧！ 4.13午后，窗外大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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