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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5/13 22:37:02瀏覽247｜回應0｜推薦0 | |
| 布迪厄的科學知識分子和知識政治[下] (點計數：935)
作者：徐賁 http://www.pen123.net.cn 2002-4-17 9:46:19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中國語境中的全球化、現代性和民族國家... (12-23 09:45) ·中國語境中的全球化、現代性和民族國家... (12-23 09:45) ·布迪厄的科學知識分子和知識政治[下] (04-17 09:46) ·布迪厄的科學知識分子和知識政治[上] (04-17 09:46) ·九十年代中國學術爭論和國族認同 (09-26 10:37) 作者文集 [上一篇] 三、知識的自由和知識分子政治 盡管布迪厄對知識分子的社會文化分析明顯地側重于結構體制限制、資本轉換和利益爭奪，但他並沒有忘懷自由這個與知識分子不可分割的問題。在布迪厄那里，自由不是一個抽象的哲學問題，而是一個與知識分子政治參與聯系在一起的社會實踐問題。知識分子究竟是應當參與政治社會事務，還是應當避免這種參與以專心致志從事自己的思想事業？在法國傳統中，著名作家班達（J。 Benda）和薩特可以說代表了對這個問題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回答。班達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知識分子是守護社會靈魂的“僧侶”，他們從事的是永恆超越的精神事業，而歷史和政治的局限只能束縛這種精神事業。但薩特認為，知識分子應當是全方位的思想者，他們對當今發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應有一個公開立場。在布迪厄看來，這兩種看法都帶有極端性，但它們卻又都包含著一個知識分子生活的最基本、最不可缺少的內容，那就是追求知識的自由。（1989a：第103頁）為維護自由，班達要求知識分子而從威脅自由的外部世界完全撤退，而薩特則堅持完全介入外部世界，以充分擴展自由。 布迪厄也堅持知識的自由，但他並不認為這種自由只能表現為完全的超脫或全方位的介入。他認為，自由是一種人類在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價值，而這一價值的最高表現便是科學（特別是“社會學”）。在布迪厄那里，科學的自由有兩個表現，一是科學本身可以成為一種不受政治、經濟限制的獨立思想活動，二是科學實踐可以成為一種不受政治幹擾的、具有獨立政治作用的社會行為。從理論上說，這種類似科學主義的自由觀並不具充分說服力，因為布迪厄自己就在不斷提醒人們，科學行為有自身的利益，並不中立，科學圈也不可能完全獨立于政治權力圈。在這種情況下，又怎麼可能出現完全自由的社會科學或知識分子？ 然而從實踐上說，布迪厄強調科學和科學實踐的自由卻仍然具有實際意義。在題為《不安分的科學》的訪談中，布迪厄特別指出，人們是否可以從事具有自由批判性的社會科學，這並不完全取決于社會科學本身，而是“取決于它和社會世界的關系，取決于它在這個世界中的地位。”他指出，像在前蘇聯這樣的極權專制社會中，社會學就根本無法起到自由批判的科學作用，“那些自稱是社會學家或經濟學家的人只不過是社會工程師，”他們所起的作用充其量不過是為政府部門提供一些政策配方。這種社會學為統治權力服務，為統治者行為提供“合理性……（或者）半理論化解釋。”（1993：第13頁）布迪厄所說的具有自由精神的科學與這種奉旨社會學恰恰相反，它是一種拒絕為政治權力服務的科學，一種旨在揭露社會權力不平等結構和再生機制的批判性知識。 要了解布迪厄在知識的自由和知識分子的政治作用這兩個關鍵問題上的立場，最好的途徑也許並不是通過他對社會學的科學主義解釋，而是通過他與其他知識分子的一系列實際區別。在這一點上，布迪厄所極為重視的區分原則也適用于他自己。史瓦茲（D。 Swartz）對此曾提出兩種不同的，但相互關聯的區分。第一種區分是關于如何看待知識分子的思想啟蒙和啟蒙理性，第二種區分則是關于知識分子的政治角色和作用。〔注4〕 布迪厄對啟蒙理性的看法是，啟蒙理性既具歷史性，也具普遍性。一方面，他認為需要以歷史的觀點來看待科學理性，反對“把理性當作一種（純）思想或語言結構，”（Bourdieu ＆ Wacquant， 1992：第189頁）反對把理性的普遍性建立在任何思想或語言結構上。布迪厄的這一看法明顯有別于哈貝瑪斯那樣的交際理性觀。而另一方面，布迪厄卻又並不象德里達那樣用解構語言來否定普遍理性。布迪厄認為，即使理性產生于歷史環境和受歷史條件限制，它仍然會產生某些能超越自身歷史限制的價值，那就是理解、發現和交流。布迪厄稱這些為科學的價值。科學話語必須排除權力因素，如占有、強迫、地位優勢等等，必須保証程序的公正，必須遵守有憑有據、邏輯合理的法則，必須接受群體的共同檢驗。科學因這些理性實踐而比其它文化實踐更能體現交際理性的普遍規範。 布迪厄指出，在歷史過程中，科學逐漸從經濟、政治、宗教權力那里爭取到獨立性，科學理性是知識圈子的集體財富和共同利益。布迪厄強調理性是利益的覺悟和非天生的語言能力，強調歷史條件下的普遍性而非歷史性。徹底破壞普遍性，這就使得他在啟蒙和啟蒙理性上有了自己的獨特立場。正如史瓦茲所指出的那樣，“我們可以把布迪厄（在啟蒙問題上）的觀點看作是一種定位策略，這使得他一方面能對福柯以及像德里達這樣的后結構主義者有所批評，一方面又能對處于另一端的哈貝瑪斯也能有所批評。針對后結構主義者，布迪厄確定了理性啟蒙傳統的方法和規範。布迪厄認為這個傳統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自我參照，又在某種程度上能自我超越的知識形式。他不同意激進相對論者把科學簡單地描繪為一種與宗教和魔術等價的知識形式。布迪厄同時針對哈貝瑪斯把超然理性與知識圈內的某種利益聯系起來。而這一利益正是布迪厄希望能得到制度化和發展的利益。”〔注5〕 布迪厄把理性看成是知識分子應當共同維護的利益，而不是個人的道德稟性。這就使得他把知識分子捍衛學術自由和獨立的斗爭看成是一種現實政治斗爭而非單純道義政治。這一政治斗爭的對象是明確的，它是國家行政權力和商業經濟勢力對獨立學術活動的控制和幹擾。除了前面已經提到的揭示和批判現有不平等制度之外，科學知識分子政治的最重要任務就是維持其自身的獨立。在布迪厄那里，科學知識分子是知識分子政治的核心，知識分子應當以科學的名義，為維護知識圈共同利益而介入政治。布迪厄的科學知識分子主要和五種知識分子政治角色有所區分。第一種是與精英文化保衛者的區分。布迪厄對傳統精英文化衛士和象牙之塔的大學不以為然。與那些以尊奉和傳承精英文化為己任的僧侶型的教授相比，布迪厄自己就是一個先知型的學者。第二種是與為統治者利益服務者的區分。布迪厄批評技術官僚用科學為官僚國家政治服務，也反對科學工作服從于統治者的特權利益。第三種是與下層和弱勢群體代言人的區分。左翼知識分子習慣于把自己看成是群眾的關護者，說是關心和了解他們的疾苦，實際上是以他們的代言人自居。布迪厄拒絕這種恩主式的左翼積極分子政治角色。在他看來，知識分子和下層群體並不共有相同的利益。第四種是與進步政黨同路人的區別。這也是左翼知識分子經常自誇的政治作用。在法國，尤其是在冷戰時期，左翼知識分子以同路人的身份一方面支持左派政黨，一方面又與其組織和基層運動保持某種距離。第五種是與葛蘭西式的“有機知識分子”的區分。“有機知識分子”主要是指那些與工人階級結為一體，表達工人階級集體認同和利益的知識分子。在布迪厄那里，知識分子是統治階級中的被統治部分，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的結盟只是因某種被統治的同型性，而不是因為這二者有相同的利益或習慣行為可以有機地合為一體。〔注6〕 布迪厄心目中的真正的知識分子是以“社會學家”為基型的知識分子。他認為，“社會學的特殊處在于它的研究對象是各種爭奪的圈子－－不只是階級爭奪，而且是各種科學爭奪本身。同時，社會學家本身就處在這些爭奪之中。在階級圈中，他是某種經濟和文化資本的占有者，在文化生產圈中，更確切地說，在社會學這個小圈子中，他還擁有某種特別的（專業）資本。”作為知識分子的社會學家應當對自己的社會位置保持高度的清醒，他的知識政治永遠與這些複雜而多重的社會位置息息相關。（1993：第10頁）因此，布迪厄不認為社會學家可以成為一個全方位知識分子。在法國傳統中，像薩特這樣的全方位知識分子已成為一種極具影響或者甚至具有規範意義的模式。全方位知識分子對社會中發生的大小事件都會義正詞嚴地表明態度，布迪厄對這種事事通曉的知識分子甚不以為然。在他看來，這不是一個作為科學工作者的社會學家應當或能夠扮演的角色。一個社會學家的專業知識畢竟有限，不可能涉及一切領域，而高談闊論的聖賢作風只會造成某些智者可以超脫社會權力現實的假象。而且，事事表態看上去是關心公眾事務，其實也不過是一種在知識圈內的表現手段和占位方略。在布迪厄看來，知識分子表述政治立場，最要不得的就是運用學術之外的手段，如媒體轟動效應，借助政治正確性，或利用大眾情緒等等。（Bourdieu ＆ Wacquant， 1992：第185－86頁） 福柯在批評“普遍知識分子”時也涉及了全方位知識分子的問題。但布迪厄所說的科學知識分子卻並不等于福柯所說的“專門知識分子”。福柯的專門知識分子將其政治行為局限于專業圈內，形成一種各自為政的微觀政治。但是，布迪厄設想的卻是知識分子的大群體政治，它不僅橫貫同一社會中不同的專業範圍，而且還有國際社會間的聯系。布迪厄呼籲知識分子打破那些限制思想自由交流的地區和國家限制，以建立他們“在世界範圍內集體行動的目標和方式。”（1989a：第99頁）正如史瓦茲所指出的那樣，“布迪厄和福柯之間最大的差異在于，布迪厄有意要創造讓知識分子在許多問題上能進行集體幹預的社會條件，……因此，布迪厄的立場其實可以說是薩特和福柯的綜合。”〔注7〕 布迪厄所說的科學知識分子與他自己的政治行為甚為一致。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有意識地選擇揭露現實社會不平等結構和權力再生機能的研究項目；二，批判地對待知識實踐；三，有選擇地在一些高能見度的政治問題上有所參與。〔注8〕第一、第二兩個方面前面已經論及，不再贅述。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方面。布迪厄關心公共事務，但不熱衷于拋頭露面。他很少參加簽名表態或游行集會這類活動，也不公開為左派政黨或工會聯盟站台打氣。盡管布迪厄聲名卓著，並任法蘭西學院社會學教席教授，但他在媒體的曝光率卻遠不及他的一些同行，如圖雷（Alain Touraine）和莫林（Edgar Morin）。他也不特別投入像環保、婦女、少數族裔或和平這一類社會運動，這使得他和關心精神病患者、罪犯和同性戀者的福柯很不相同。法國有不少知識分子在五十年代參加共產黨，如拉杜利（Emmanul Le Roy Ladurie）或在六十年代參加極左組織，如格路科思曼（Qndre Glucksman），而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又變成激進的反共人士。布迪厄和這些知識分子不同，他一直是一個左翼知識分子，直到1981年法國社會黨執政，他從來沒有在批評統治法國的保守政黨的問題上有所動搖。盡管他多年來一直與法國社會黨和法國社會主義工會（CFDT）保持聯系，但他對社會黨壓制反對者權利的做法還是照樣持批評態度。無論是對左派還是右派政治勢力，他同樣反對它們在法國政治生活中建立和依賴的技術官僚組織結構。1981年，布迪厄與福柯一起發起公開抗議，反對社會黨密特朗政府在波蘭軍方鎮壓波蘭團結工會事件上採取的不幹涉政策。1993年，他主編了《世界的重負》（1999）一書，批評社會黨忽視法國社會福利。 然而布迪厄卻並非是一個純反對型的知識分子，他並不完全拒絕參與社會改革的實際事務。盡管他反對知識分子為政治權力服務，但他本人也曾為社會黨的密特朗政府提供幫助。1985年，他應密特朗的邀請，起草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大綱。1988年，羅卡（Michel Rocard）出任法國總理，布迪厄接受了教育課程研究委員會主席的職位，並對法國教育課程提出了不少建議。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越來越多地在電視、報刊上接受採訪或發表文章，也更加頻繁地到歐洲國家、美國和日本出訪和講學。這些都在相當程度上建立了他的公眾知識分子的形象。費希特（J。 G。 Fichte）說過，什麼樣的哲學家做什麼樣的哲學，〔注9〕我們也可以說，什麼樣的知識分子提什麼樣的知識分子理論。這對布迪厄可以說是很合適的。我們大可不必把他關于科學知識分子的理論當作一種人人應當遵行的模式，因為並不是人人都有可能成為具有布迪厄那樣經歷、成就和影響的知識分子。即使是在法國傳統中，可以成為知識分子表率的也遠不止布迪厄一人，薩特、加繆、福柯都是這樣的知識分子。盡管他們的遭遇、經歷和社會實踐與布迪厄不同，但就言行一致、我行我知而論，他們其實又何嘗不能說都是屬于同一群體的知識分子。 本文所涉及的布迪厄著作： 1971a. "Intellectual Field and Creative Project，" in Knowledge and Control: New Directions for the Sociology， ed.， M. F. D. Young， 161-88.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1971b. "Le marche des biens symboliques，" L’Annee Sociologique 22:49-126. 1972. Esquisse d’une theorie de la pratique. Precedee de trois etudes d’ethnologie kabyle. Geneva: Droz. 1975. "The Specificity of the Scientific Field and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Progress of Reason，"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4 (6): 19-47.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 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 Poetics 12 (November): 311-56. 1984a.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b. "Le champ litteraire: Prealables critiques et principes de methode，" Lendmains 36: 5-20. 1987a.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the Juridical Field，" Hastings Journal of Law 38: 209-48. 1987b. "Legitimation and Structured Interests in Weber’s Sociology of Religion，" in S. Whimster and S. Lash， eds.， Marx Weber， Rationality and Modernity. London: Aleen & Unwin， 119-36 1988a. "Flaubert’s Point of View，" Critical Inquiry 14 (Spring): 539-62. 1988b. Homo Academicus. Stan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a. "The Corporatism of the Universal: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Modern World，" Telos 81 (Fall): 99-110. 1989b. La noblesse d’Etat: Grands corps et grandes ecoles.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90a. "Droit et passe-droit. Le Champ des pouvoirs territoriaux et la mise en oeuvre des reglements，"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81/82: 89-96. 1990b.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Sociology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Publishers. 布迪厄與他人合著: Pierre Bourdieu and Monique de Saint Martin. 1982. "La sainte famille. L’episcopat francais dans le champ du pouvoir，"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44/45: 2-53. Pierre Bourdieu， Loic J. D. Wacquant， et al.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ierre Bourdieu and Alain Accardo. 1999.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注釋： 1. 布迪厄將"圈子"這個概念運用到許多不同的社會生活領域中去，如科學(1975)，社會階級生活方式(1984a)，高等教育(1988b，1989b)，宗教(Bourdieu & de Saint Martin， 1982)，文學(1983， 1988a)，住房政策(1990a)。 2. 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p. 3. 3. Lewis Coser， Men of Ideas: A Sociologist’s View.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 p. viii. 4， 5， 6， 7. David Swartz，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t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p. 251-55， 262-66， 252-53， 262-64， 265. 8. 對布迪厄學術和政治的經歷可參見David Swartz， Culture and Power， pp. 16-38， 266-69 和Derek Robbins， Bourdieu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p. 1-21. 9. 轉引自John Cohen， "Individuality of Thought，" in Identity and Anxiety: Survival of the Person in Mass Society， eds.， Maurice R. Stein， et al.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0， p. 5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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