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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七子文學運動與明中晚期社會轉型 (點計數：279)
作者：黃卓越 http://www.pen123.net.cn 2003-3-30 16:08:19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前后七子文學運動與明中晚期社會轉型 (03-30 16:08) ·也談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對話 (02-24 14:50) ·走向內在研究的國學 (02-24 14:50) ·重提經驗學科的意義 (02-24 14:50) ·文化研究的譜系學及與文學研究的關系 (02-24 14:50) 作者文集 前后七子文學運動興起于明弘治初，至萬歷中期落潮，其所處時段恰與中晚明社會劇烈轉型的進程相合，然而竟能波瀾迭進，綿延近百年之久，當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及內在的某種合理性。但長期以來，學界對其評價卻一直很低，尤其是因其提出的“複古”主張及后來遭到文壇革新派的排擯，竟至于被看作是與晚明社會發展趨勢相齟齬甚至背道而馳的一種潮流。唐宋派、公安派對前后七子弊端的勘正遂被看作中晚期文學發展的一種動力學機制，這使得七子派的文學舉動只能作為一種負面形象出現于研究序列之中。 所幸的是，這些年來在學界諸人的努力下，覆蓋于前后七子身上的歷史蒙塵正在逐漸揭去。就目前初步研究的情況看，對前后七子運動的肯定，不僅在于它在文學發展的鏈條上所具的不可省略性，更重要的還在于它以文學的方式積極介入中晚明社會的文化進程。同時，也只有置于這一更大的語境中，才可能對它在文學層面上提出的一些動議有切實的把握，並可將其與公安派的一些思想取向貫通起來認識。關于這點，可以通過前七子在運動初期提出的一些理論觀點加以考察，在具體的分析中便能看到，這些觀點實已超出了“複古主義”、“形式主義”等的概念化評判與封閉式的流派限定，一直縱貫于整個明后期，成為后來思想展開的一條重要主線，並借此塑出了自身在重大轉型時期不可輕易替代的理論形象。 首先是，民間性或民間化的思想。前七子的民間化關懷體現于他們的樂府詩創作、散曲與歌謠創作、文學批評學等方面。我本人對樂府詩制作中的民間性問題作過研究，雖然前七子的這種擬作與其複漢魏之古的主張有關，但其中所包含的對民間性意義的標舉卻反映出了對整個中晚明社會文化下移的一種敏銳感受。李夢陽、何景明等都曾以“禮失而求諸野”的說法來概括他們對這一時代轉型的基本認識。雖然差不多同時在江南一帶有吳中派作家對世俗化趨勢所作的積極認同，但多表現在個人的生活感受上。相比之下，前七子的民間性、邊緣性意識更具有一種整體性的視野，故尤其值得注意。由文學的層面上來看，前七子的民間化創作還存在著明顯的語言與意義間的不和諧，這仍與他們的複古論有一定關系。因此，一方面是民間性意義的積極探索與融入，另一方面在語言的層面上則採取了比前期的正統文學更為艱澀、離當時的民間創作更遠的一種形式。但盡管這樣，前七子所提出的“向民間學習”的主張卻影響了近百年間的明后期文學，這也應包括與七子派異趣較大的公安派，比如袁宏道等人便曾對民歌表示出明顯的愛好，並努力使自己的創作通俗化，甚至于不惜被人說成是膚淺的、俚俗的等，從而表明二者于時代的精神傾向上有息息相通之處。當然，袁宏道的創作不像前七子那樣受到語言上的桎梏，更能化得出來，找到語言與意義間的平衡與和諧，則有賴于時代的演進。 二是情感論問題。前七子中李夢陽有“天下有竅則聲，有情則吟”之說，徐禎卿有“因情立格”之說等等。雖然置于唐宋以前的批評史上看，情感論算不上什麼了不起的學說，但考慮到前七子之前，有一個相當長的以理學思想及“文以載道”為創作准則的時代，可以想見情感論在當時的提出實有發蒙啟蔽之功及振蕩人心的效果。尤其是前七子注入于其中的代表時代精神的新解釋，即在正與變的關系，強調了情的“變”的方面，以有別于儒家詩論中的情感之“正”論；在雅與俗的關系中強調了情的“俗”的方面，對情感作了平等主義的、傾向于世俗人情的解釋；在公與私的關系中，強調了情的私人化、個人化特征，即一種有別于整體主義的“自鳴”之情。從中也可以看到，前七子情感論的作用範圍已絕不限于文學上的解釋。情的概念，在晚明最為流行，波及到理學、宗教、文學等各個方面的思想重組，並導出了一些相關的概念，比如性靈論等。以前我們曾以主“性靈”的話頭來演繹公安派與七子派形式主義間對立的邏輯，但這只是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盡管性靈論不同于情感論，這與性靈論由于受到佛教與心學的影響而帶有去人欲的超世俗性特質有關，從而像湯顯祖、袁宏道、屠隆等均有在“情”與“性”之間徘徊的情況，感到情、情欲對心性的戕害、侵擾、限制等，並試圖通過對情的克制而獲超越性的境地，從而反映出了晚明情感問題的複雜性。但另一方面，性靈論的產生又明顯受到情感論的啟導，具有相同的時代基礎，都包含了對個性的強調及對“理”的逆動等，由此又可推斷出公安派與七子派之間存在的一種血脈關系。 三是審美主義的主張。這既表現在情感論的倡導中，也表現在七子派對聲律、比興、格調等形式化要素的強調上，從而與明前期“文以載道”的尚質主義相異趣。在晚明時期有一種可稱為“文學性”的東西得到了極大的恢張，從文士而至僧道、山人等，在整個朝野發展為對寫詩作文的普遍興趣，同時又有傳奇、小曲、民謠等亞文學的繁榮，這與晚明社會的感性學趣向是一致的，而前后七子文學運動則是這一潮流的引領者，以至使理學／心學等感到了巨大的壓力。一些接近心性之學的文學家如唐順之、袁宏道等都曾在一個時期試圖對之作出某種抵制，而唐宋派、公安派等不滿于七子派也與這一因素有關，也就是不滿于七子派過于文學化的傾向。 我指出這點，主要還是想借此關注一下前后七子在整個中晚明文化結構系統中的位置。就當時造成的影響來看，在明后期文化的主要流向中，至少有三股思潮值得注意，一是以道德論、心性論為旗幟的心學思潮，二是由部分政治家與理學家的思想主張為線索的實學思潮，再一就是以審美主義與感受論為特質的文學思潮，如果暫時不論其間存在的交叉及其他複雜情況，這三股思潮各代表了一種傾向、一種需求或一種目的，都有其出現的理想及自身的合理性。在整個文化格局中，它們不是單線型地孤立發展的，而是長期處在一種掣肘、衝突、消長的過程之中，從這個結構的角度看，似乎每一種存在都是為克服他者的弊端而存在的，就此而言，中晚明以來的審美主義就不單是一種文學現象，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現象，體現了一個重要的文化側面，由此而對其他側面具有結構性互補的作用。毫無疑問，前后七子是審美主義文學思潮的主要代表，這是就它們的理論主張、主導文壇的時間、對整個中晚明文學的導向及參加或追隨的人數等而言的，以這些尺度來判斷，唐宋派與公安派都還是較小的流派，而且在典型性方面也都具有兼類性，既具有文學性的方面，同時又具有反文學性的方面，所以可以將它們看作是審美主義思潮的一個變異或次狀態，還不能算是主脈或代表。 由這些簡單的敘述可以看到，對前后七子文學運動的深入研究勢在必行，並有希望成為重新激活整個明代后半段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契機，然其前提之一，則在于研究視角的重大轉換，這包括需要將不同的文學流派置于一更大的認知框架中來考察，及將其與社會文化的演變過程緊密地結合起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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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詩詞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