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5/06/13 23:05:28瀏覽114｜回應0｜推薦0 | |
| 試論蘇聯對外戰略的調整(點計數：310)
-------------------------------------------------------------------------------- 作者：梅振民 http://www.pen123.net.cn 2003-2-24 10:53:55 士柏咨詢網 試論蘇聯對外戰略的調整（1986.9.19） 梅 振 民 戈爾巴喬夫執政之后，調整了蘇聯的對外戰略。要了解這種調整的性質、幅度和意義，需要實事求是地對蘇聯外交戰略進行歷史的和現實的考察。 蘇聯對外戰略的沿革 列寧之后，蘇聯對外戰略思想的變遷大體上經歷了三個時期，現已進入第四個時期。 □斯大林推進世界革命的對外戰略： 斯大林１９２４年4月在《論列寧主義基礎》演說中說，十月革命之后，"革命已經超出一國範圍，世界革命的時代已經開始"。這個階段的戰略是，"目標是在一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運用這個專政作為支撐點，以便在世界各個國推翻帝國主義。革命的基本力量是一國無產階級專政，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主要的后備力量是各發達國家的半無產階級和小農群眾，各殖民地附屬國的解放運動"。"力量的布置計劃是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附屬國解放運動的聯盟"。１９２７年11月，他在《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一文中說，十月革命為世界革命運動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公開的基地"和"強大的公開的中心"，從此，世界革命運動"在這個中心周圍團結起來，組織全世界各國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統一戰線去反對帝國主義"。 斯大林在這里談的既是世界革命的戰略，也是把自己作為世界革命"中心"、"基地"和"基本力量"的蘇聯的對外戰略。斯大林的這個對外戰略，是以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在一國奪取政權后如何對待其余資本主義世界的論述為基礎的。如果革命進程真如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革命同時在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那當然也就不存在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對待資本主義世界的問題了。列寧根據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的理論，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國取得勝利，並由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得到了証實。這就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首先在一國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如何對待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列寧認為，"蘇維埃共和國與各帝國主義國家長期共存是不可能的。歸根到底，不是這個獲得勝利，就是那個獲得勝利。在這個結局到來之前，它們之間許多最可怕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他說，在一國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起來反對其余資本主義世界，把其他各國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武裝起義來反對資本家，必要時甚至動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級國家"。 從斯大林以及列寧的論述可以看出，這個戰略的基本點是：第一，蘇聯是世界革命的基地、中心和基本力量；第二，蘇聯和帝國主義國家不能長期並存；第三，蘇聯要聯合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去推翻世界各國帝國主義；第四，其手段是把各國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掀起武裝起義"，甚至可以"動用武力"。斯大林和列寧也提"和平外交"和"和平共處"，但這只具有策略意義，是從屬于上述戰略的。 斯大林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提出這個對外戰略的，這對鞏固年輕的蘇維埃政權和在東歐擴大社會主義陣地以及推動各國革命力量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曾被后來取得勝利的各社會主義國家奉為唯一正確的對外政策指導思想。但是，這個戰略思想有一個根本弱點，那就是對從一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到全世界實現社會主義的長期性認識不足，以為十月革命就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開始，用不了多久，它就會全部崩潰，從而不承認兩種社會制度會長期並存。這個戰略還有一個弱點，那就是過高估計了蘇聯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認為它是"中心"和"基本力量"，忽視了別國革命成敗主要取決于那些國家的內部形勢。 □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戰略： 赫魯曉夫１９５６年2月在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國內政策錯誤的同時，還提出了一條與斯大林不同的嶄新的對外戰略，宣布和平共處為蘇聯外交的"總路線"。 他的基本觀點是： 第一， 核戰爭中沒有勝利者，必須而且可以制止戰爭； 第二， 社會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體系必須和平共處，蘇聯提出的和平共處原則不是"策略的、權宜的考慮"，不是"策略措施"，而是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和"總方針"； 第三， 宣布蘇聯不使用"輸出革命"的辦法來推翻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 第四， 主張社會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體系進行和平競賽； 第五，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可以通過議會斗爭的道路，使國家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 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戰略，對于溶解東西方"冷戰"冰塊、緩和東西方關系起到一定的作用。在他執政期間，舉行了兩次蘇美首腦會晤（１９５９年9月赫魯曉夫訪美，同艾森豪威爾總統在戴維營會談，1961年6月同肯尼迪總統在維也納會晤），提出了一系列和平建議（如建議召開全歐安全會議、蘇美英共同承擔不使用核武器、華約北約互不侵犯、停止核試驗、防止突然進攻等），簽訂了《部分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和美蘇建立"熱線"的協議以及不把核武器射入外層空間的協議，擴大了同西方的經濟貿易文化往來。其次，赫魯曉夫糾正了斯大林時期"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對于南斯拉夫的錯誤決定，歸還了中國的大連、旅順。但是，赫魯曉夫沒有改變以蘇為"中心"、以蘇為准的殭硬觀點，硬要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同他"對表"，服從他的觀點主張。 赫魯曉夫的"三和論"是同列寧、斯大林的傳統觀點不同的，標志著蘇聯對外戰略發生了根本的戰略性的變化。由于在此之前，各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共產黨都是以斯大林的戰略觀點為指導思想的，因而，這一突然轉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引起了混亂和分裂，其后果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勃列日涅夫和平共處與輸出革命混合的對外戰略： 勃列日涅夫１９６４年10月迫使赫魯曉夫下台后，雖未完全否定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但卻弱化了他的"三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向傳統的斯大林觀點有所回複。勃列日涅夫重申"世界社會主義體系"是世界革命的"主要的革命力量"、"最可靠的支柱"，強調"社會主義、國際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斗爭"這"三支當代基本革命力量的偉大聯盟"。很明顯，這是斯大林那個戰略模式的反映。勃列日涅夫強調，"資本主義總危機繼續加劇和深化"，"世界革命力量正在繼續進攻"，甚至說，"目前在制定蘇聯外交政策的時候，也許地球上沒有哪一個角落的情況是不以某種方式加以考慮的"，強烈顯示出進攻的姿態。他仍堅持和平共處方針，但特別強調這種共處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階級斗爭的一種形式"。 勃列日涅夫的對外戰略，就其思想觀點的來源來說，乃是赫魯曉夫和斯大林的兩種對立觀點的混合，但又有其當時的背景。美國侵越戰爭及其失敗后的收縮，六十和七十年代民族解放斗爭的高漲，這使他在推行和平共處和輸出革命兩方面都取得了進展。 從實踐上來看，勃列日涅夫對外戰略有下述三個特點： 第一，實行和平共處，緩和了同美國、西歐的關系。在他執政近二十年間，蘇美兩國首腦多次互訪，雙方簽署了包括限制戰略核武器和反彈道導彈系統在內的三十多項重要協議；召開了歐安會，簽署了有關歐洲安全的最后文件；蘇聯、東歐同美國、西歐的經濟貿易和文化往來有很大發展。蘇聯利用這種緩和時機，大力發展經濟軍事力量，爭得了同美國平起平坐的均勢地位。 第二，乘民族解放斗爭高漲之機，大力輸出革命，在第三世界獲得了許多立足點。其中有埃及、南也門、埃塞俄比亞、索馬里、敘利亞、安哥拉、莫桑比克、阿富汗、尼加拉瓜等。為向第三世界輸出革命，勃列日涅夫還創造了一種理論，把發展中國家區分為進步的和反動的，說它們當中一些國家走上了以"社會主義為方向"的"非資本主義道路"。但是，蘇聯１９７６年支持古巴出兵安哥拉，１９７８年12月支持越南侵入柬埔寨，１９７９年12月直接出兵阿富汗，這三場直接或間接由蘇聯進行的戰爭，使它遭到了西方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反對，惡化了它同許多國家的關系，葬送了"七十年代緩和"，並使它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第三，在對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上，堅持以蘇為中心、以蘇為准、向蘇看齊、為蘇外交服務的殭硬觀點，違者就口誅筆伐，甚至動用武力和進行武力威脅，以致蘇聯同其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相當緊張。１９７８年，蘇聯以脫離"社會主義共同規律"為借口，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了以杜布切克為首的改革派，並以批判"市場社會主義"，向改革家卡達爾領導的匈牙利施加壓力。東歐國家對蘇不滿和離心傾向增長，甚至發展到公開爭吵的地步。許多國家的共產黨，甚至連一些在中蘇分歧中站在蘇聯方面的黨，也對它表示不滿。勃列日涅夫繼續堅持反華，向中蘇邊界大量增兵，甚至想對中國核基地進行"外科手術式的襲擊"，中蘇關系進一步嚴重惡化，這使蘇聯自己處于東西兩線腹背受敵的不利處境。 戈爾巴喬夫的對外戰略思想及其初步實踐 勃列日涅夫后期蘇聯對外關系緊張的狀況，客觀上提出了調整蘇聯對外政策的需要。安德羅波夫上台后，立即開始進行調整，但可惜的是，不久，他就去世了。接替他的契爾年柯又有所后退。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柯執政兩年多，可謂是從勃列日涅夫到戈爾巴喬夫的過渡時期。 戈爾巴喬夫上台后，繼承了安德羅波夫的遺志，恢複和發展了赫魯曉夫的"三和論"，否定了勃列日涅夫的殭硬觀點。從二十七大報告來看，戈爾巴喬夫對外戰略的主要觀點是： 第一，雖然論述了兩大體系之間、資本主義世界內部、帝國主義和發展中國家之間三大矛盾，但分析是比較客觀的，沒有強調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三大革命力量結成反帝統一戰線問題。 第二，雖然提到"過去的時期提供了資本主義總危機加深的許多証明"，但是強調"現階段的總危機並沒有導致資本主義的絕對停滯，沒有排除其經濟增長和掌握新的科技的可能性"。 第三，大大發揮了赫魯曉夫關于"核戰爭沒有勝利者"的觀點，說"核戰爭孕育著一場龍卷風，它能使人類從地球表面上消失"。由此可見，他強調"核對抗的局面要求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相互關系採取新的態度、方法和形式"；強調"在核戰爭普遍不被接受的情況下，處理國與國關系的准則，應該不是對抗，而是不同制度的和平共處"，"是在持久和平條件下的競賽"；強調"現代武器的性質使得任何一個國家不能單靠軍事手段來保衛自己"，"保証安全越來越是一項政治任務，只有通過政治手段才能解決安全問題"。 第四，強調"從外部強行推動革命，尤其是通過軍事手段，是無益的和不允許的"，"社會主義無條件地否定把戰爭作為解決國與國之間政治和經濟矛盾以及意識形態爭端的手段"。 第五，承認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有"無窮無盡的變異和程度差別"，承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多樣性"，反對共運內部的"等級統治"、"一些黨幹涉另一些黨的事務"和"某個黨壟斷真理"。 戈上台一年多來，在全面調整對外關系方面，雖然未有重大突破，但還是有些進展。這表現在，第一，同里根舉行了第一次會晤，第二次會晤今年內有可能舉行，現在正為此緊張地分七組舉行專家級和官員級會談，9月中旬，兩國外長將在華盛頓會晤，為首腦會晤作最后安排。蘇美之間要達成軍控協議雖非易事，但兩國已加強了對話，氣氛有所改善。第二，戈視西歐、日本為資本主義世界"三大中心"中的兩個，重視做這兩個"中心"的工作。戈上台前訪英，上台后訪法，現已商定訪意；法國總統、瑞典首相和西班牙首相相繼訪蘇。這使蘇同西歐關系有所改善。蘇外長已訪日本，戈訪日事正在商議中，日蘇關系有所松動。第三，蘇不再反對東歐國家的改革，又鼓勵它們同西歐來往，准許分別同歐洲共同體建立關系，這使蘇同東歐的關系有明顯改善。第四，似不再把第三世界國家分為進步的和反動的，注意同溫和派國家拉關系，對激進的利比亞保持某些距離，對中美洲衝突有所克制，對不結盟運動的積極作用出給予了更多的肯定。第五，同各國共產黨的關系，從意共總書記納塔訪蘇時雙方會談言論來看，戈對黨與黨之間的分歧抱現實態度，容忍分歧，承認各黨平等和獨立自主，不再像勃列日涅夫那樣要別黨同蘇共保持一致。第六，對華關系，在"三大障礙"問題上有所松動，7月28日在海參威講話中不再提"不損害第三國利益"，表示將從蒙古撤走大部分軍隊，年底前從阿富汗撤走六個團，邊界問題願以主航道為界，並提出了一系列擴大經濟科技合作的建議，顯示了急欲改善對華關系的意向。在二十七大報告中談到"對待積壓下來的問題的態度"時，他說，"需要特別精確的估計自己的能力，需要在做出決定時保持沉著和高度負責。必須堅定的堅持原則和立場，必須有策略上的靈活性，准備做出相互可以接受的妥協，不是把對抗，而是把對話和互相諒解作為目標"。由此看來，在解決阿、柬問題和對華關系上，他可能准備謀求"相互可以接受的妥協"，但是要"保持沉著和高度負責"，要"堅持原則和立場"。 從上述回顧和分析可以看出，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在如何對待外部世界、特別是如何對待其余資本主義世界的指導思想上，確實發生了根本性的戰略性的變化。這種戰略轉變是有斗爭的，經歷了一個曲折複雜的長期過程。現在看來，這種轉變是需要的，其根本原因是從一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到全世界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是幾年，十幾年，而是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歷史上社會形態交替的經驗証明，採用先進社會制度的國家，無需用武力強制別國按照自己的模式改變其社會制度，條件成熟時，別國會採取適當的形式完成這一轉變。因此，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而且必須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建立正常關系。 其次，從上述回顧和分析也可以看出，蘇聯這四個時期也有不變的東西。除了他們都堅持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之外，其不變的因素還有：第一，蘇聯上述四個時期的對外戰略，都是在各自的條件下為蘇聯的國內戰略和民族利益服務的；第二，戰后，作為超級大國的蘇聯，一直是以另一個超級大國美國為主要對手的；可以預料，只要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並存的局面沒有根本改變，它們總是互為主要對手的；第三，同戰后美國歷屆總統都強調"實力地位"一樣，蘇聯上述四個時期也都大力發展經濟、科技和軍事力量，以此作為其對外戰略的后盾。這三條，沒有發生過變化，而且也不可能發生變化。如果期望蘇聯外交不以美國為對手，不以實力為后盾，不為蘇聯利益服務，那當然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同樣，如果以這三條不變，來否認蘇聯外交政策所發生的戰略性變化，那也是不符合實際的。 兼論我國對外戰略的轉變 從考察蘇聯對外戰略變遷的過程可以看出，由傳統的斯大林對外戰略轉變為和平共處的對外戰略，是必需的，不可避免的。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都曾把斯大林對外戰略模式作為自己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也必然或遲或早的經歷這一轉變過程。 中國對外戰略的轉變經歷了一個長期的過程。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中國的對外戰略叫"一邊倒"，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這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是需要的，沒有別的選擇，對于新中國的鞏固起了積極作用。在那期間，１９５４年，中國和其他一些亞洲國家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國對外政策思想的一個重要發展，但當時還沒有自覺地把它提到普遍適用于對各類國家的戰略高度，只是作為傳統對外戰略的一種補充，認為它只適用于對發展中國家，不適用于對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亦嫌不足，需要以更高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准則。從五十年代末六十年的初起，由于中蘇關系惡化，中國的對外戰略由"一邊倒"改變為"反帝又反修"，同時反對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在"十年浩劫"期間，由批判蘇聯的"三和論"進而批判我國國內的"三和一少"，把中國對外政策引向了更左的歧途，公開宣揚世界革命的中心轉移到了北京，四面出擊，使我國在國際上的處境極為孤立。這時，蘇聯一面向我國邊境大量增兵，一面同美國搞緩和，使我國在"大三角"關系中處于不利地位。七十年代初，我國緩和了對美關系，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對外戰略，即依靠第三世界，聯合美、歐、日，反對主要敵人蘇聯。 從"一邊倒"到"反帝又反修"、再到"一條線、一大片"，就如何處理對美對蘇關系來說，我國對外戰略確實經歷了很大的戰略性變化。但是，這三個戰略還沒有跳出斯大林對外戰略模式的框框，仍然是把推進世界革命作為對外戰略的直接目標，把中國作為世界革命的一個基地或唯一的中心，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來反對一個或兩個主要敵人。這還是斯大林那個戰略模式，只不過說法有所不同。粉碎四"四人幫"以后，１９７９年3月30日，鄧小平同志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中指出，我國的外交工作是"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爭取一個很好的國際環境"，這才開始從根本上把我國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扭轉過來。隨后，十二大提出了獨立自主，不依附于任何一個大國或大國集團。后來，又進而提出了不僅向西方開放，而且向社會主義國家、向第三世界開放的方針。在同英國談判解決香港問題時，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使人們對世界上兩種制度共存的長期性有了新的認識。現在，我國已經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有利我國四化建設的對外戰略，尚待作的是繼續調整和理順對外關系。現在的形勢是，我國同美國的關系基本上是穩定的，同蘇聯的關系在改善過程中，關系正常化是大勢所趨。如果能同美國保持長期穩定發展的關系，並能同蘇聯實現關系正常化，那麼，我國在"大三角"和整個國際格局中將處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對美、蘇違背國際關系准則的行為，亦應進行適當的合情合理的批評，不然，第三世界會不高興的；但也不必像六十年代把它們當作敵人那樣，過分激烈地指責他們。 對外戰略不直接把世界革命作為目標，這是不是放棄了共產黨人的責任呢？有的西方報刊就有此種說法，說中國放棄了馬列主義，實行"實用主義"。其實，這是一種誤解。社會主義國家對于世界革命最好的貢獻，莫過于把本國建設好，在經濟、科技、教育以及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上，都超過資本主義國家。實踐証明了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好，才能推動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做出抉擇，促進那些國家革命形勢的發展。因此，集中力量建設好自己的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看起來不那麼革命，但實際上是很有革命意義的。（完）(《參考清樣》1986.9.19,第26期) |
|
| ( 創作｜其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