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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6/11 00:38:08瀏覽70｜回應0｜推薦0 | |
| 思痛后的醒悟 (點計數：687)
作者：張子中 http://www.pen123.net.cn 2002-10-19 13:48:14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轉型期的質疑 (12-04 20:21) ·對高校學報走向世界的幾點認識 (08-27 10:10) ·“爭第一”的隱憂 (10-26 09:32) ·思痛后的醒悟 (10-19 13:48) ·漢畫像石衰落的原因淺析 (08-27 10:10) 作者文集 思痛后的醒悟 張子中 如今，反右派、大躍進和"文革"等極"左"政治運動的歷史，在中年人的記憶中被抹去了；那段歷史對7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年輕人來說，更是極其陌生和遙遠的。這樣，當韋君宜先生的《思痛錄》出版之后，一些人看了覺得"這些陳康爛芝麻與我們今后關系不大"。這種看法浮在歷史事實的表面，無意中割斷了極"左"政治與今后歷史暗含著的內在聯系。司格特說："只有傻子才瞧不起這活著的過去（The Living Past），以為他與現在沒有關系。"[1]事實上，極"左"的東西並沒有隨著人們記憶的淡忘，而退出歷史舞台。有些領導人還是一再把經濟建設當作政治運動來抓。許多人口里喊著"認真學習貫徹什麼文件或者什麼講話精神"，暗地里卻在填滿自己的腰包。物質商品領域里的制假、販假，容易引起眾怒；精神生活領域里的制假、販假，人們卻習以為常。豈不知，精神生活里的假貨對人的傷害更為隱秘可怕。值得注意的是，"假大空"這套東西在青少年那里也很有市場，他們不僅接受了它，還把它當作為人處世的秘訣付諸實踐。可見，我們的后代還潛移默化地受到那些極"左"政治的戕害，這是韋君宜等老一代最為擔憂的。 顯然，那極"左"的歷史病根並沒有被某個"歷史決議"徹底送進歷史博物館，事情沒那麼簡單。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可曾想到，中國的極"左"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浩劫，是人類歷史上最怪誕不經的惡作劇。我們不能再否認了，"文革"就是我們民族的奇恥大辱，我們絕大多數中國人既是那場浩劫的犧牲品，更是苦難的制作者之一。把歷史罪過推卸給個別人，那是蒙騙不了世人的。因為，當年我們在瘋狂地痛打"階級敵人"、剿滅"舊文化"的時，就已經把自己釘在反人道主義、反文化的歷史恥辱柱上了，所以我們整個民族必須向全人類懺悔，主動從我們內心深處根除我們"發瘋、制暴"的病源，提防"文革"遺風再以某些新的花樣迷惑人心。我以為，這是比發家致富更要緊的事。因為，存儲再多的外匯，也遮蔽不了我們靈魂的空虛；擁有再多的香車、美女和洋房，也不能徹底洗刷我們心靈中的污垢。韋先生在晚年大徹大悟，勇敢地站了出來，反省自己走過的道路，把我們民族"自己整自己"的醜惡歷史公布于世，清洗我們民族靈魂深處中的污泥濁水。韋先生自謙地說，《思痛錄》"講的是我自己的事情"。可誰都看得出，那不只是她個人的回憶和懺悔，她是在代我們整個民族受過啊！在此意義上，我們感到慶幸：終于有人對我們民族歷史上自身罪過的認識達到了思想家的高度；與此同時我們也感到羞愧：作為晚輩我們沒有承擔起"民族反省"的歷史重任。盡管"文革"新一代如今不乏成功者，可一提起"文革"就如韋先生所講的那樣，總是抱怨"自己如何受苦，卻沒見一個老實寫出自己十六七歲時究竟是怎樣響應文化大革命的號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樣變成反對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搶為光榮的？一代青年是怎樣自願變做無知的？"[2（123）]相比之下，我們的思想前輩韋先生等人已經率先反省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了。看來，我們整個民族對極"左"政治運動的反省，要接近于我們所贊賞的德國人對戰爭罪行的悔過程度，還相差甚遠哪！我們再也不能以古老的民族文化傳統來掩飾自身歷史中所走過的彎路了。特別是近幾十年來，極"左"那套東西害得人們失去了道德感和社會責任感，這是發家致富也挽回不了的。那些號稱已經達到中等富裕水平的人們，沒有幾個人能夠像巴金、韋君宜等人那樣公開反省自己，反省我們民族的。 現在誰也不敢說："我們已經徹底擺脫了韋君宜那一代人所遭遇的命運"，因為歷史是不會像翻書頁那樣輕易地翻過去的，他們那一代人留給我們后人的"這一部血淚凝成的歷史"[2（67）]，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知識分子更應當聽取韋先生留給我們的忠告，汲取他們的教訓，讓那無邊的思痛伴隨我們的精神成長。 看到《思痛錄》中老一代知識分子的坎坷命運，不能不使人想到知識分子個人道路的選擇問題。當年，為挽救民族的危亡，韋君宜等"真正出色的、聰明能幹的、嶄露頭腳的"高等學府的高材生，放棄出國留學深造的機會，毅然決然離開大城市，"抱著游子還家的感覺投奔延安"[2（8）]。他們互稱同志，親如一家，同甘共苦。那是"我們的民族的精英都處在那麼單純到透明的時代的感情啊！"[2（9）]他們從不懷疑黨的光輝偉大，堅信跟黨走是人的價值實現。然而，"搶救運動"中那些由"白區"來的幹部和知識分子，突然在一夜之間變成了敵人，而且"敵人愈變愈多，幾乎欲盡消滅之而后快。"[2（2）]熱血青年的"一片純真被摧毀了"。在"信、逼、供"的非常情況下，韋先生在組織的安排下去"勸說"自己的愛人"坦白"，兩人見面時放聲痛哭。他們哭的是，"如今在家里，我們卻成了外人"[2(203) ]，"這美好的地上天堂怎麼會有這些完全是庸陋不堪的事？"[2（p6）]黨為什麼"一貫懷疑和虐待忠于自己的人"？[2（16）]這使我聯想到，解放后在對知識分子"脫褲子、洗澡、割尾巴"的運動中，金岳麟到馮友蘭家勸他"端正態度"好過關時，兩位大師抱頭痛哭的情景。知識分子的心在流血呀！"指鹿為馬"怎麼是正常的呢？韋君宜的愛人硬著頭皮被迫地說自己是"特務"，說假話就是這樣被逼出來了。更為荒唐的是，在逼出了一些人命以后，又宣布整錯了人。多數被整的人"為了維護黨的聲譽忘卻個人的一切不幸"[2（23）]，可不曾想到，這一套整人的把戲幾乎成了傳家寶，在后來更為變本加厲了。難怪當時就有個別人暗地里叫苦："早知這樣我決不來。"[2（19）] 可事實上。他們已失去了個人獨立選擇的權利和自由，身不由己了。 現在冷靜想來，當時投奔延安的人，未必全都發揮出了自己的聰明才幹，對祖國的貢獻也不一定比出國留學人員更大些。從這些人自身的原因看，正如王元化所說的那樣，他們具有"五四時代好的絕對好、壞的絕對壞的這種絕對主義傾向"[3]，把革命事業理解得過于簡單化、理想化，自覺不自覺地把黨及其領導人一步一步地推向了神壇，也使自己變成了匍匐在神壇下虔誠的信徒。 當然，在歷次運動中也有少數持不同意見者。如反對"搶救運動"的蔣南翔，遭到批判並被撤職；在稅收方法上，顧准提出不同意見，被視為三反五反的絆腳石而撤職調離；解放初，賈植芳奉勸胡風，不要再卷入斗爭了，走進去就出不來了。可胡風聽不進去，他還有忠君的思想，上了三十萬言書，自以為是對革命文藝事業負責，結果被打成反革命集團。[4]陳寅恪、沈從文、錢鍾書等人，鑽進古書堆、不問政治，逃脫了最初政治運動的圍剿。接下來的反右派運動，幾百萬的知識分子都成了圍剿對象。對此韋君宜先生感嘆：為什麼"對于知識分子有一種天然的憎恨"[2（54）]，而總是讓工農兵指揮文化知識領域里的知識分子呢？她發現，知識分子"多少還有些頭腦，又年輕，不可能完全不動腦筋’響應黨的一切號召’"[2（52）]，說"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原因在于偏信"越沒文化越革命"。這樣，革命的主要動力並不是韋君宜的愛人楊述年輕時所主張的是"青年知識分子"，而是閉塞無知的農民。至于說知識分子所從事的人文科學和哲學領域，如顧准所說的那樣，也變成了領導人"保留獨占的判斷權的領域"[5]，而且權力越大，占有真理越多。知識分子只有"跟風"的份，毫無建樹可言。 在強大如山的政治壓力下，許多知識分子為了保全自身的安全，"由被整者變成了整人者"[2（28）]，占統治地位的時代精神扭曲了人的心靈和人格。韋君宜曾告訴她的女兒："她參加革命就准備好了犧牲一切，但是沒想到要犧牲的還有自己的良心。"[2（231）]這是《思痛錄》的作者最為痛心的。有產階級的家庭背景，使那些走進革命大家庭的知識分子有一種原罪感。背叛家庭，割斷親情，已經夠揪心的了。革命形勢還逼迫知識分子必須放棄做人的操守，突破做人的底線。這就是"專以整人為正確，為’黨的利益’"。[2（28）]這里不難看出，那些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識分子心懷的"普遍人性"之理想，與那些農民暴動起義軍以暴力實現的"耕者有其田" 的"革命理想"之間的對立。普遍人性是與人類共通的普世性價值密切相連的，極端主義的所謂"革命理想"是以殘殺無辜生命為代價的，是違背人性的。由于自視"唯我獨革"，因而走向了反對除自己之外任何人類的極端主義道路--紅色恐怖，這種紅色恐怖 "實現了從未有過的民族自我屠殺和自我消滅的奇景。"[2（3）]知識分子原本是精神性、觀念性動物，一旦"繳上了自己的靈魂"，喪失了人性，那就真的成了向階級敵人衝鋒陷陣的戰士了。 《思痛錄》還有一個問題困擾著我，這就是知識分子走上革命道路，是否非得為了信仰放棄原有專業知識的問題。"一二九"運動期間，韋君宜代表罷課的學生去請馮友蘭先生講講救亡，馮友蘭說："你們這次抗日的表示，也表示得有聲有色了。現在為什麼還不回來上課？" [6]在她參加抗戰離校前，又遇到了馮友蘭，馮先生沉默片刻后點頭說好。韋君宜這些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情願做一個學識膚淺的戰斗者"，他們以為"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包含在共產主義里面了"。他們放棄知識，"以信仰來代替自己的思想"，[2（126）]只做共產主義信徒，不自覺地走上了一條"文化虛無主義"道路，也就取消了知識分子的特殊身份。尤其是當這種信仰排斥異己之外的其它一切知識信仰時，那麼持這種信仰的人們就踏上了"反智主義"偏執狂的道路。伯林說："狂熱的馬克思主義會造成惡夢，中國（文革時期）就是一個例子。"[7]近似于迷狂的信仰，會使人失去思辨能力，"習慣接受上邊的一切布置"。[2（32）]在反右派、反右傾、大躍進、文革這些接連不斷的運動中，一部分知識分子乖順地成了"不倒翁式"的運動員，另一些知識分子的頭上卻總是戴著名目繁多的、挨整的帽子。大部分知識精英被整肅的結果是，整個民族的心靈被弱智化了。知識分子寫文章時，膽戰心驚地查文件、"摸精神"。沒有"黨的聲音"，"也就沒有了必須的精神生活"。[2（135）]他們不會說專業語言了，與億萬人民一樣只會說一種"毛式語言"，只會背一個人的詩詞。知識分子"忠實到腐和迂的程度"，[2（136）]再把歷史文化批得精光，這真是"知識分子工農化"了，"知識分子都沒有根了"。[2（113）由此看來，任何時候知識分子都不可輕易地放棄自己的專業文化知識，那是知識分子的立足點；在任何複雜的情況下，都不能放棄獨立思考的思想習慣，那是知識分子的靈魂。 如果我們把20世紀中俄兩國知識分子做一個對比，更能准確地認識《思痛錄》的歷史地位。讓我們以同是文學女性的安娜‧阿赫瑪托娃為例，與韋君宜加以比較。安娜‧阿赫瑪托娃與韋君宜不同，她沒有犧牲自己的"神秘的詩才"，還繼承了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東正教文化遺產，特別是她保持了未受革命語言同化的古俄羅斯民間詩歌語言的純潔性。她一生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寧肯做一個不能發表作品的作家，也不遵命去寫自己不熟悉的勞動或集體。在日丹諾夫等人的打擊下，她被開除作家協會，還被侮辱為"一半修女，一半妓女"。在肅殺了她周圍的所有的親人和友人的惡劣境況下，她仍堅持自己的寫作，在祖國命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長詩《安魂曲》，就是她為那些包括她自己在內的"丈夫進墳墓，兒子入囹圄"的蒙難婦女樹起的一座紀念碑，她要把這座紀念碑建造在"我整整站了三百個小時的地方"，即排隊探監的監獄門前。多少充滿母愛的心，被紅色恐怖蹂躪得粉碎。安娜‧阿赫瑪托娃以俄羅斯東正教的語匯，把蒙難婦女轉換成十字架旁悲痛欲絕的聖母瑪利亞，讓人類母親的哭聲震撼每個活著的人的心靈。她寫到："我無時不刻，不論何地都要將她們回憶，在新的劫難里，我也決不忘記。假使有誰要封住我痛苦到極點的嘴巴，這張嘴喊出了億萬人民的心聲。"[8] 安娜‧阿赫瑪托娃的所作所為，代表了社會正義和良心，保持住了知識分子的自尊。相比之下，我國知識分子長期與世封閉隔絕，覺悟較晚；極端惡劣的生存條件，逼迫知識分子必須囚禁在體制內苟活。對極"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除了張志新、林昭、顧准等人以付出生命代價換來的探索之外，多數也只是在文革結束后才開始的。即使是這樣，巴金的《隨想錄》和韋君宜的《思痛錄》還是打破堅冰，深入反思了這幾十年"整人的歷史"，他們為我們民族找回了自尊。在這里，我們必須提起韋君宜先生在1942年所寫的題名為"家/在老區被搶救后作"的那首詩，那是有理性的知識分子對害人的極"左"政治運動發出的第一次嚴厲的控訴（此詩已收入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出版的《思痛錄》）。我們民族為有這樣一位偉大的知識女性而感到驕傲，1942年時她所達到的醒悟程度，至今還有許多人沒能做到。這首詩揭示出了現代知識分子與極"左"政治的嚴重衝突所在，這就挖掘到"整人的歷史"的根源。在一定的意義上講，安娜‧阿赫瑪托娃的《安魂曲》和韋君宜的《家》，是二十世紀知識女性留給我們后人警戒極"左"政治的經典之作。 《思痛錄》思想探索的最高峰，是她認識到"整人的歷史"的症結就在于"不把人當人"，"不許做一個人，一個與人平等的人，他如何能夠自由地思想？又如何能夠動手做他要做的事（改革）？"[2（201）]因此，恢複人的尊嚴和人格，是比經濟改革"更重要的"。這才是《思痛錄》寫作的宗旨所在。然而，令人可悲的是，我們許多人"已經不習慣于做一個平等自由的人，也不能以平等待人"。[2（189）]他們對組織上深信不疑，把領導人視為黨的化身，"他們覺得還是高明的獨裁比笨拙的民主好"[2（202）]。正是這種一味的"盲從卻造成了慘痛的結果"，"替撒謊大家圓謊，實際即是作幫凶"[2（76）]韋君宜身體力行，堅持做到"不再幫這種腔，不再點這種頭，"[2（151）]嚴格維護自己的人格尊嚴和生命價值，再也不把自己的頭腦和生命白白送給別人當作試驗品糟蹋。具有這種人格的獨立和尊嚴，多麼動聽的謊言也能識破，對組織和領導的決策也不會盲從。我以為，韋君宜倡導的是"反思的愛國主義"，而不是"本能的愛國主義"。[9]只有每個人表達自己思想的權利得到了保障，才能徹底杜絕任意把人打成"思想犯" 的現象發生，我們的民族才有了思想創新的活力。韋先生在《思痛錄》的最后呼喚，歡迎笨拙的民主，以保証每個人做一個平等自由的人。 注： [1] 轉引自齊思和：論史學之價值，載于沛主編：20世紀中華學術經典文庫‧歷史學/史學理論卷，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110頁。 [2] 韋君宜：思痛錄，香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版。 [3] 王元化：關于近年的反思答問，載陳敏之，丁東編：顧准尋思錄，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21頁。 [4] 吳中傑：海上學人漫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3月第1版，第40頁。 [5] 顧准：顧准文集，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344頁。 [6] 韋君宜：敬悼馮友蘭先生，載鄭家棟，陳鵬編：追憶馮友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48頁。 [7] 拉明‧賈漢貝格魯編：伯林對話錄，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123頁。 [8] 安娜‧阿赫瑪托娃：安魂曲，廣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106頁。 [9] 殷海光，林毓生：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9～20頁。 字數：計空格6,209 初稿于2002/10/2 修改于2002/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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