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政治情勢雖然持續緊繃，但科技交流在現實層面既難以切斷，也不宜全面政治化。尤其當人工智能（AI）已成為新一輪產業革命與國家競爭的核心基礎設施，若以意識形態取代理性判斷，最終削弱的恐怕不是對岸，而是自身的產業轉型能力與長期競爭力。

從整體格局觀察，大陸在「新質生產力」政策導向與即將展開的「十五五規劃」推動下，AI發展已跳脫單點技術突破，轉向產業橫向融合與系統性擴散。無論製造升級、能源管理、醫療服務或城市治理，AI正被大規模嵌入實體經濟與社會運作，形成遍地開花的應用場景。然而，高度政策動員與平台集中的發展模式，也同時伴隨治理透明度不足、資料集中化與市場寡占等結構性隱憂，仍有待制度性修正。

反觀台灣，政府歷經十餘年推動AI政策，成果卻高度集中於小規模、碎片化的感官應用（Sensory AI）。受限於市場規模、資料量體與產業整合能力，台灣難以支撐大型模型或平台級競逐，AI發展長期停留在示範與零星導入階段。這並非單一政策成敗，而是結構條件所形成的現實限制，也迫使台灣正視轉型的迫切性。

在此背景下，重新思考與大陸的合作關係，已非政治姿態的選擇，而是產業路徑的抉擇。過去兩岸科技合作，多半採取點對點、專案式的線性模式，聚焦硬體、製程或單一應用，雖能互補，卻難以累積長期主體性。然而，AI產業正從「導入工具」進入「重塑結構」階段，前景高度不確定，若缺乏清楚定位，合作極易淪為附屬或外包。

兩岸之間可長期依循的「最大公約數」，並非短期政治共識，而是深層的中華文化、社會運作邏輯與制度經驗。在此基礎上，逐漸成熟的「本位智能」（Ontological AI），提供了一條有別於美國通用模型與平台壟斷的發展路徑。本位智能強調情境、制度、文化與知識結構的內生化，適合多元場景與分布式產業生態，恰可成為銜接兩岸AI生態的關鍵橋梁。

「本位智能」的概念，正是對產業轉型現象的回應。其關注焦點不在於技術本身的先進與否，而在於人工智能如何在特定文明與制度脈絡中生成、運作並持續演化。對華人世界而言，這不只是科技選擇，更涉及長期主體文化發展路線與文明定位。

具體而言，大陸可著力於本位智能在產業升級、公共治理與城市運作中的規模化實踐；台灣則可在制度轉譯、應用場景試點，以及治理回饋機制上，扮演重要的合作節點角色。這種分工並非附屬關係，而是基於不同社會條件所形成的互補安排。

對台灣而言，與其執著追逐大模型或複製矽谷敘事，不如務實轉型為「AI知識中介平台」的營運角色。透過整合跨領域知識、應用設計、制度架構與倫理治理，台灣有機會建立具備自身主體性的AI結構模組。進一步透過制度化的兩岸合作與創新機制，不僅可加速大陸智能技術在多元場景的擴散，也有助於修正平台寡占與過度集中化的風險。

科技交流的終極目的，從來不只是效率或產值，而是形塑一個更健康、可持續且具多元主體性的發展秩序。AI的發展及兩岸合作不可迴避，本位智能提供了可操作、可湧現的實踐工具，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契機。本位智能的合作與競爭，是一項科技、制度與社會之間的整合。這不只是技術選擇問題，更是一種文明選擇，是華人世界在新一輪智能浪潮中保有主體性、確立戰略定位的關鍵。

（作者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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