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居士身，行菩薩道—雪廬老人李炳南居士                 象山_慶2021.9

李炳南居士，法名德明，自號雪廬老人，是一位修持功深、學養無涯的佛教行者。他的弟子信眾們或將因其功業與功行，而譽之為「金粟前身，維摩乘願」[1]，對他生前及死後的一切，給予無比的崇敬[2]，甚至歸諸不可思議的慈悲解脫境界；但是，亦如《印光大師永思集》[3]所云：

師之落葉歸根，悟證如何，吾人博地凡夫，皆無他心道眼，不敢妄評。……其提倡念佛，發揮道妙，自行化他，篤實修持之實行，有功淨土，足徵為乘願再來之人……

把這段話移用於追思雪公亦頗恰當。雪公行化世間的歲月裡，亦留下許多應機隨喜的文字，雖然他總是自謙「凡有所言，只是述古」或「縱少有心得，恐涉妄作」[4]，因此隨寫隨忘，不曾在意；但此間受他隻字片言之勸化，而於佛教有少分進路的人們，卻不願這些法語吼音任其流散，於是在雪公八十整壽當天，由他的高足弟子發起編印《雪廬述學彙稿》，內容共計八大類，分冊裝訂流通_{(簡稱《彙稿》)}──除佛學專著外，還包括其他世間雜學如中醫、歷史、經學、法學、文學等，有此《彙稿》，我們對雪公的生平志業與宗教成就，才有比較客觀而表裡的瞭解；雪公也曾如一般凡夫，有種種由社會文化與個人業障所熏的結習，但他卻能在關鍵時刻，信受佛法而迴俗向真，致力於生命智慧與濟世悲願的圓成。如此堅持數十年，今雖塵緣暫了，先期往生，而法嗣遍三台，彌陀滿人耳。此則雪公「自信教人信，難中轉更難；大悲傳普化，真成報佛恩。」之恩澤也。

雪公可說是「現居士身，行菩薩道」。因不曾披剃出家，而始終自稱「菩薩戒優婆塞德明李炳南」。談起個人的學佛歷程，據《寓台文存》中兩篇文字雲：自由受家庭薰習，也曾散亂地閱讀幾本佛經，而若斷若續；直到卅歲以後，才有真正信仰。先從南昌梅擷藝學唯識，繼而學禪、學淨、學密，遍歷所有佛教行門，最後皈依印光大師_{（簡稱：印老）}，心得決定，乃專修淨業，畢命為期，中間雖曾親近太虛大師，且有「五段緣分」，卻不甚深入相應。因而，總攝善根機緣與悲願方便於淨土法門之自修與弘揚，有人將雪公擬為宋之王龍舒，清之周安士與彭二林，而又過之，因為雪公不但富於著作且勞於講說，勤於自修且頻於接眾；又於同代淨土之在家大德如丁仲祜、范古農、黃涵之等輩，聲應氣求，各有道場。

雪公於佛學既然博貫淹通、修學多門，為何冷落其他行門之同歸，而獨讚淨土之殊勝？此或出於個人性向之選擇，亦為末法根機之適應也。雪公自述皈依印老時，所得開示：

 「學佛之人，必須敦倫盡分，閒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行化   他，同修淨業。念佛之法，宜執持名號，口念清楚、耳聽清楚，久久自得一心。不必兼修觀想，因恐不明教相，境細心粗，反而生弊。」

這些話正是印老「真信切願、專持名號、仗佛持力、帶業往生」的一貫宗風。其偏圓得失，於佛教界曾有爭議，而雪公則誠敬奉行，且加以理論及行動的闡揚，大致謂：「正法時期戒律成就，象法時期禪定成就，末法時期淨土成就」，而今值末法，要想行持速得利益，只有遵從古德訓示，度量自己根器，弘揚淨土法門，其他（禪教律密）自有專家去推廣。此門的超勝在於「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何況號稱釋迦說法的起結二經《華嚴》與《法華》，對於淨土，無不讚嘆導歸。又如楊仁山云「教崇賢首，行尚彌陀」，倓虛大師云「教演天臺，行宗淨土」，太虛大師云「禪律相密，皆攝入淨」[5]。這些觀點，或承自印老，而又擴充發揮，如云：「此法有正助兩行，正行是四法念佛；助行是三福五戒十善六度。如鳥雙翼，缺一不可。正行之極，能得一生補處；助行小施，就能齊家治國平天下。」[6]就這點而言，或由於所面的時局背景不同，雪公與印老似稍有輕重緩急的小異。

印老的時代，國內外戰禍頻仍，說是因為「人心太壞，大亂之兆，好人壞人要統統遭劫。將來世界，要造成人間地獄。」所以他勸人「放下一切，加工念佛」，否則來不及。又說：「青年人宜先著實用念佛功夫，待其業消智朗，障盡福崇時，再行發揮，自可闡明佛意，宣傳宇宙。」[7]。而雪公的弘法事業，真正發展於卅八年隨孔奉祀官遷台以後，時局漸穩定，生活較富足，加上教育的普及，民眾對於佛法每要求較多的義理知識。而原本在大陸分設道場，各演宗風的高僧大德，亦頗有輾轉來台，另立門戶，佛法堪稱隆盛，彼此交映生輝，信眾多所取擇。當此之際，如印老當年宣稱「只作自了漢」[8]及提倡「一門深入，老實念佛」的方式，似不易牽引眾生，令入佛道；何況又有其他民間宗教及所謂外道，對於純正的中土佛教，或假託歪曲，或汙蔑攻擊，直是「四面楚歌，代人受過」。因而，雪公不得不略改祖訓，方便行事，先教人「發菩提心，作菩薩行」，又說：「學佛無非為了生死，法無優劣，殊途同歸，惟契理契機是用。」大原則確定後，再堅持並導歸「萬德洪名易行道，橫超三界出輪迴」的修持法。總結地說，雪公與印老對於淨土法門的觀點，在正行的決定，根本相同；唯在助行的增減，略有差異，雪公博學多聞，才藝出群，又佛理深通，行門遍參；其教示信眾，除持名念佛為速得往生、安穩可靠的日常功課外，亦隨緣為彼講經說法，兼授禪定，並強調《阿彌陀經》所云：「善根福德因緣」，認為誦經與稱名，若想開悟，必須深植善根、培修福德，並深信因果，發心為善，以此種種作增上緣，助長慧命。對於能發菩薩大願，且慧根較高的弟子信眾，雪公並不專一「持名」限制之。但最後仍歸於印老的法統：

「若求當生成就，不如但念佛名，即可遂願，待到西方極樂世界後，自然懂得念三寶，開智慧，解惑證真，圓成佛道。」

在這裡，我們似乎看到雪公某種抉擇，或由於出生儒素，親近孔學；又不曾出家，不急自了；因而對於世間現實的種種悲苦與及時拔濟，付出較多心力與關注；而對教內問題及業務拓展，較不干涉，只保持”隨喜護法”的白衣身分。因而，適度的與時代協調，而有了溫和涵容、平易通俗的風味。

以下再從印老的部分事蹟來對照雪公生平經歷，師徒之間略有傳承與志趣上的同異之處，可供參考[9]：

印老於念佛正行而外，研讀大乘經典，由是深入經藏，經路修行，理事無礙。雪公亦三藏精通，能行相應。

印老始終韜晦，不喜與人往來，亦不願人知其名字，以期晝夜彌陀，早證念佛三昧，雪公則在重慶親近太虛大師時，便曾於長安寺擔任監獄弘法工作，又於雲頂寺主持佛法演講會。隨後又各處說法結緣。遷台後，最初偶假寺廟靜室，披演梵莢，而隨即從如歸市，以弘法利生為先。

印老數閱藏而不注經，能文章而不著書，於儒有近於顏李，於釋可比於飲光也。雪公則著述頗豐，且詩文歌讚，醫史經子，無所不有。

印老為文，不只佛理精邃，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五倫八德等，儒門經世之道，不背於淨業三福者，亦發揮盡致，文義典雅。雪公原本業儒，於周孔之教，沉浸尤深，故以儒學作為勸修之方便，頗收實效。即後來於各階層弘法接引時，亦多開講國學常識、論語研讀等課程，以示儒釋二家，不必扞格。

印老耳提面命，開導學人，本諸經論，流自肺腑，不離因果，不設虛文。應折伏者，禪宿儒魁，或遭呵斥；即達官顯臣，絕無假借。應攝受者，後生末學，未嘗拒卻。縱農夫僕婦，亦與優容。一種平懷，三根普利；情無適莫，唯理事依。雪公亦言皆有據，頗為斟酌，不敢騁辯取快，妄語造業。攝受眾生，無所分別有教無類，唯於折服外界時，或因身為居士，而態度較溫和。

印老不拘貴賤賢愚、男女老幼，凡有請益。必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實事實理，諄諄啟迪……。進以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之要道，教人切實奉行……。隨深通宗教，從不談玄說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雪公秉承此種風格，善以譬喻故事，為眾說法，令生警惕與取捨。又印行流通各種勸化小冊，如念佛感應、六道輪迴、戒淫拔苦、戒殺放生、功過自知等，廣收行善止惡之現效。但另又開設「內典研究班」，專取慧根青年，鑽研經藏、鍛鍊辯才，學為講師，精持靜戒，以為將來弘教護法之儲備。

印老儉以自奉，厚以待人，凡善男信女，供養香敬，悉皆待人廣種福田，用於流通經籍與救濟飢貧。雪公亦以出家人規矩自律，凡起居日用，極度簡化；淨世蕭然，不蓄雜物。所有信眾捐獻及授課所得，皆轉用於佛門功德與社會慈善之事。

印老故不喜眷屬，故無出家髠徒，然渴仰親近，迭承訓誨，深沾法益，在家二眾，不可勝數。雪公隨未出家，亦無妻子之累。對於三寶僧眾，極為恭敬，四事供養，護持威儀。而全副心力則用於接引俗眾，各種方便，親近教誨，如母撫子。

以上八項，可說是印老與雪公前後傳承，互相輝映之處。但雪公除緜密精進，剋期取證之自修功課外，更秉持儒者入世之襟懷，積極主動的投身於弘法利生的事業，甚至視此為菩薩行的急務，應先於個人的得度。並且，他是以開放的心態，順應世間的需要而行法施，卻不限於佛教的觀點向民眾推銷信仰。在大陸時期，就常對民眾公開宣講佛法，來台後更全面展開濟世的行動。這可分為「弘法」與「利生」兩方面，前者為：創立臺中佛教蓮社及慈光圖書館，以此為主要宣化道場，而附設「菩提樹雜誌社」、「明倫月刊社」、「青蓮出版社」，發行刊物，流通經書，以通俗文字向社會說法。其宗旨大致有五：提倡淨土、勸導持戒、宣揚大乘教義、和平維護正法、灌輸愛國思想。雪公本人在雜誌中特闢「答問」欄，向讀者解答各類佛學問題。問者隨猥瑣支離，雪公必委曲詳盡，務釋其疑，不憚其煩。又，由這文字道場經手流通的書刊，不下數十種，除阿彌陀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淨土指歸集、龍舒淨土文、念佛法要，印光大師嘉言、文鈔、法語、戒殺放生文等，這類淨土經論，並其他如大乘起信論義記、百法名門論、八識規矩頌、佛法導論等佛書之外，也印行某些民間善書如：戒淫拔苦集、太上感應篇、了凡四訓、自知錄、人鑒、常禮舉要等。真可說三教並闡，雅俗共修。至於「利生」方面，則辦有慈光托兒所、育幼院、菩提醫院、救濟院等。這些事業逐漸擴展其濟度範圍，終致從台灣遠及港澳南洋各地，無不知有「李老師」者，而「公於各慈濟機構，一一精心擘劃，務底於成。逮規矩既備，則轉付他人主持，於己若無所與者。而惟以講經說法為事。」[10]

雪公的講經說法，為適應聽眾的職業與根基，則分別在各地，定時舉行。最著名且持久的是每週三晚間，在慈光圖書館講《華嚴經》，歷經十餘年……。另外，為有效培養大專青年的佛學基礎，辦有不定期的「明倫國學講座」及「暑假佛學講習班」，這是較具規模且計畫周詳的密集教學。所開課程大抵是：阿彌陀經、十四講表、十善業道經、八大人覺經、無量壽經四十八願、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心經、勸發菩提心文、法句譬喻經、法要研究及論語等。除雪公本人宣說外，又延聘各地高僧居士，共同主持。講習期間，所有學員，供給膳宿，集體作息，皆有規矩；聚會修學，耳濡目染；務必作到身心俱佛，徹底清淨。結業時並舉辦考試及皈依等儀式。這類講習會，標舉「四為」：為求學問、為求解脫、為轉移汙俗、為弘護正法；「三不」：不以佛法受人利用、不藉佛法貪圖名利、不昧佛法同流合汙。在這兩大原則培植下的佛學青年，將必是功德無量的。

雪公以白衣受戒，不曾出家。且因幼年業儒，廣及雜學；後又以公務員身分，為孔奉祀官德成的秘書，乃於周孔遺教及傳統詩歌，皆能博覽精取，有得於心。中年皈佛後，遂融通儒釋，深基義理。在創立慈光圖書館時，曾主張：欲改善世道風俗，必須「儒齊以理，佛攻其心」；又發明明倫月刊，其題明乃取佛學「五明」與儒學「五倫」，欲人兼具儒佛素養。至於雪公個人的學術才情，據其弟子云：「以禮樂接儒生、詩接風人、歧黃接醫術、史接通才。」足見其博學多能，廣設方便。傳世作品中，除佛教文字外，最為學者稱道的應是《雪廬詩集》五卷，包括燹餘稿、蜀道吟、還京草、發陳別錄、浮海集。雪公之深於詩道，除創作不輟外，另編有《吟誦常則》、《詩階述唐》二書，作為大專詩學教材。民國二十年間，呂鴻陞序其詩稿云：

歷下李君炳南，豪雋士也，雄於酒，好劍術，尤邃金石學。官於莒，莒迭遭兵燹，排難解紛，久有魯仲連之稱。詩學社而又枕饋太白者有年。平日自遣及友朋唱酬，不喜律而好古，不好詠物小品而多針砭世道及痌瘝家國之什。一旦與會淋漓，其意之玄，情之悃，字句之峭，格之懿且古，氣之恣肆排奡，批卻導竅，弸中彪外，洵有所謂下筆如有神者。[11]

這段序文，論詩又及人，有助於瞭解雪公的詩歌成就。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到年輕時代的雪公，亦儒亦俠的性格，一派天真豪放，關懷世情。而皈佛受戒後，則以儒佛相濟的功夫，漸趨細密收斂，而化為慈悲喜捨的菩薩心行。

筆者曾在大學期間旁聽雪公的「詩選」課，又曾參加1976年由台中蓮社主辦的「大專青年暑假佛學研習班」，得以親沐雪公風采。每次上課，總被弟子信眾左右趨隨，雪公則布衣布鞋，健步如飛，上臺禮畢，紙扇頻搖，聲若洪鐘，神態雍閑；即使天氣悶熱，亦不大休息飲水。講課時，妙語傾注，如雨天華，一首唐人五絕，可以說足十小時，特別精於聲律而能發揮意境，頗令學人驚喜淡遠。又常勉勵學人以精進行持，作「伏惑」功夫，起心動念，不可放逸，因而其及門弟子每多恂謹戒慎，不苟言笑，而雪公則優遊其間，超然自在，無拘無礙矣。

    後記：淨土宗每一代祖師與大德，生於不同時世、善觀不同因緣、適應不同根機、施設不同教法，可說是各別努力為佛法，各度有緣之眾生，其辛勞與功德，令後人仰敬、緬懷；但也多少受限於當代之環境與人事，而難免於大醇小疵，不盡如意；尤其是曇鸞→道綽→善導三位祖師血脈傳承的純正淨土宗，曾因文獻散失於中土，而被其他諸宗教理所混融與掩蓋，千餘年來，為數甚多的念佛人，或雜修雜行而不正、或疑自疑他而不安，以至於用功多而收效少，乃至於畏其難而退失，雖然是共業眾生之不幸，亦由於所說之教與念佛之機不相應，因而錯失了本願救度的強緣。時至今日，善導大師的著作與思想，重新顯揚於華人世界，念佛人即可依其指引而順入「本願稱名、凡夫入報，平生業成、現生不退」的信心與行持，歡喜踴躍、無疑無慮的的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完全領受阿彌陀佛平等、無條件迴施眾生的「現當二益」一切功德，這才是阿彌陀佛所呼喚、念佛眾生所盼望的淨土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