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白崇禧奉蔣介石之命飛台宣撫，蔣經國、李翼中等偕行。當日，首由蔣介石向臺灣民眾廣播，“期於確保國家立場及採納臺胞真正民意的原則下，謀合理之解決”。廣播中，蔣介石宣佈了將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縣市長民選等決定《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81-184頁。，次由白崇禧向全省廣播並發佈國防部佈告，宣稱將“採取寬大為懷的精神來處理”，“參與此次事變或與此次事變有關之人員除煽動暴動之共產黨外，一律從寬免究”。白並稱，中央對臺胞關心的“自身權利及利益”，“在可能的範圍內一定加以最大的注意與扶助”。《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85-189頁。當時，柯遠芬曾主張，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結党，一定要懲處。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柯並引列寧的話，對敵人寬大，就是對同志殘酷。白崇禧糾正他：有罪者殺一儆百為適當，但古人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白崇禧先生訪問記錄》（下冊），第568頁。27日，白崇禧向臺北中等以上學生訓示，宣稱對“盲從脅迫”參加事件的青年學生不究既往，“迅速複課讀書”，保證各憲兵不再逮捕學生。等等。《白崇禧對臺北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訓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臺灣二二八事件檔案資料》（下），檔案出版社版，682頁。28日，白崇禧與臺灣地方父老及省參議員座談，宣示今後治台措施，除儘量登用台省人才外，重點闡述經濟政策：輕工業儘量由臺胞接辦，不許少數資本家操縱；將占全省土地總面積的約1/5的可耕土地分配給有耕種能力的臺胞耕種，增加自耕農利益，減少地主剝削，等等。《白崇禧對臺灣省參議員等訓詞》，《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臺北〕自立晚報社出版公司出版部，1991年，第185-199頁。4月1日，白崇禧舉行記者招待會，聲稱逮捕人犯須依合法手續，審理務求公允迅速，重申對青年學生一律從寬免究，即使對“逃竄潛伏”的共產黨，只要繳械投誠，也從寬處理。《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392頁。

白崇禧在臺灣停留半個月，於4月2日返京。他在臺灣宣示的政策大體符合蔣介石的“懷柔”主張。17日，他在國父紀念周報告，進一步提議縮小專賣範圍，撤銷專賣局等建議。這些主張，對於弭平事變，撫熨傷痕有一定作用；對於臺灣後來的政治、經濟改革也有一定影響。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蔣介石在日記中對陳儀多有批評。還在3月12日，他就在日記中說：“公俠不自知其短缺，使余處理為難。”《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6日晚，蔣介石決定命陳儀辭職。17日，陳儀致電蔣介石請辭。18日，蔣介石複電同意，但要陳在省政府成立之前主持善後，勉為其難。22日，蔣介石召見陳儀。4月22日，蔣介石主持行政院會議，決議撤銷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成立臺灣省政府，任命法學家、外交家出身的文官魏道明為臺灣省主席。當日，蔣介石並立即與魏商議臺灣省政府的組織與人選。《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年4月22日。魏道明到任後，即要求臺灣本省人與外省人“互相敬讓，彼此扶持”，“和協共處”，宣佈解除*，結束清鄉，停止對新聞、圖書、郵電的檢查。魏道明：《在臺灣各界慶祝省政府成立大會致詞》，薛月順編：《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三）》，〔臺北〕“國史館”，1999年，第492-495頁。同時，採取一系列措施化解矛盾，如啟用台籍精英，提倡“經濟自由”政策，重申中央“寬大意旨”，禁止亂殺濫捕等。蔣渭川、林日高等一批與事件有關的台籍精英被准予“自新”，大量在押人員被釋放。根據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的統計，至當年10月15日為止，二二八事件中被捕人犯約1800人，其中，以內亂罪論處或起訴者46人，被處死刑者5人，而核准自新者為3905人。所有這些，都是蔣介石“懷柔”政策的繼續。 

　　“懷柔”一詞始見於《詩經、周頌、時邁》，它是一種政治策略，也是一種政治手段。它意味著不用暴力，而用柔軟的方法籠絡和感化，解決兩種對抗力量之間的激烈衝突，從而避免大規模的流血或惡性的破壞。面對複雜的二二八事件，面對長期受日本的殖民統治，光復不久的臺灣，蔣介石決定以“懷柔”作為主要的處理方針是正確的。 

　　【四】派兵始末及其評議 

　　3月5日，南京方面收到的憲兵四團團長張慕陶的報告，內稱：“暴民要求不准軍隊調動，不准軍隊帶槍”，“在各處劫奪倉庫槍械及繳收軍警武器，總數在四千支以上”；“台中憲兵被繳械，官兵被囚禁”，“其性質已演變為叛國奪取政權之階段”。《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67頁。當日，陳誠報請蔣介石同意，派劉雨卿率21師師部及146團開赴基隆，歸陳儀指揮；命憲兵第四團之第三營自福州開赴臺灣歸制。同日，蔣介石電告陳儀，“已派步兵一團，憲兵一營，限於本月7日由滬啟運”。《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70頁。3月6日，陳儀致函蔣介石，聲稱事變“決非普通民眾運動可比，顯系有計劃有組織的叛亂行為”，要求迅速派遣紀律嚴明、武器精良的得力軍隊兩師來台，派大員主持。函稱：“關於政治，可讓臺胞參加；關於軍事，既有實力，可以對付奸黨及希望獨立等叛國運動。”函件強調事件原因複雜：一是1946年從海南島回台的僑民中有少數“奸党分子”，他們的目的在於“找尋機會，奪取武器，破壞秩序，造成恐怖局面”。二是留用日人中，有人企圖“乘機擾亂”。三是日據時代的御用紳士及流氓懷抱“*，國際共管”的謬想，傳單中竟有“*，打死中國人”的詞句。四是一般民眾，缺乏國家意識。函件最後稱：“為保持臺灣，使其為*的臺灣計，必須派得力軍隊來台。如派大員，亦須俟軍隊到台以後，否則亦恐難生效力。”《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71-80頁。3月7日，陳儀得悉蔣僅派一團兵力，認為“不敷戡亂之用”。他在致蔣電中聲稱：“奸匪到處搜繳武裝及交通工具，少數日本御用紳士，利用機會煽動，並集合退伍軍人反對政府，公然發表叛亂言辭。”他要求除21師全部開台外，再加開一師，至少一旅，並派湯恩伯指揮。《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32頁。同日，蔣介石決定增派軍艦一艘赴基隆，歸陳儀指揮。《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98-99頁。8日，蔣介石致電陳儀，告以“已派海軍兩艘來基隆”，“廿一師第二團約定明九日由滬出發”。《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05-106頁。在事件中，南京國民政府合計共出動21師全部5個團、憲兵營5個、特務營1個。《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40頁。 

蔣介石是派出軍隊的決定者。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曾有人反對派兵，例如臺灣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曾於3月5日上書蔣介石，認為，事件發生在於“省署施政有失民心，積怨所致”，“各地秩序已漸恢復”，“外傳托治及獨立，並非事實”。因此，他只要求蔣介石督促陳儀迅速、果斷地頒佈“治本”辦法，同時要求速決治台方針，簡派大員來台處理，避免事態擴大。《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89頁。臺灣政治建設促進會也曾通過駐台外國領事館致電蔣介石，要求勿派兵來台，否則情勢必更加嚴重。蔣介石認為，這是“反動分子在外國領館製造恐怖所演成”，可置之不理。《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93-95頁。儘管如此，蔣介石對於軍隊到台之後，如何行動，並無明確意見。他要陳儀拿主意。3月7日，蔣電告陳儀，由上海開出的軍隊在3月10日晨可以到達基隆，聽說鐵路與電力廠皆已為台民佔據，部隊到基隆後如何行動，“應有切實之準備”。他詢問陳儀：“近情究竟如何？應有最妥、最後之方案，希立即詳報。”《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92頁。同日，再次致電陳儀，詢問：“臺灣近情究竟如何？鐵路與電力廠是否已為反動暴民把持？善後辦法如何？”他指示陳儀等人“詳商後速報”，並且要求在台的俞飛鵬（樵峰）乘飛機回京報告。《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98-99頁。8日，他致電陳儀稱：“今日情勢如何？無時不念，望每日詳報。”《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05頁。同日，蔣介石再電陳儀，詢問各處倉庫所存械彈數量及情況，指示陳，與其為暴民奪取，不如從速燒毀。他要求陳儀“先作控制臺北、基隆二地之交通、通信與固守待援之準備”，同時固守臺灣南部的高雄與左營兩個要塞。他指示陳儀，“日內即有運輸登陸艦二艘駛台，可派其作沿海各口岸聯絡及運輸之用”，要陳對基隆與臺北狀況每日朝午夕三次報告。《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07-108頁。10日，蔣介石聽說21師的第一個團已經到達臺北，立即致電陳儀，詢問形勢及部隊到達之後的“處理辦法”。《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34頁。據21師師長劉雨卿回憶，蔣介石對該師的指示是：“寬大處理，整飭軍紀，收攬人心。”張炎憲、李筱峰編：《二二八事件*》，〔臺北〕稻鄉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頁。另據該師參謀長江崇林口述：蔣對該師的指示是：“寬大為懷，迅速處理。”《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第234頁。二者一致。 

　　從以上函電和資料考察，蔣介石並未下達過嚴厲*、誅戮的命令，陳儀也完全知道，“中樞”以“寬大”為旨3月24日，陳儀致吳鼎昌電云：“不究脅從，力戒株連，期符中樞寬大之旨。”見《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第597頁。，但他對處理事變早已成竹在胸。3月7日，陳儀回電蔣介石說：“鐵路與電力公司，均系台民，一有事決不為我用。部隊到基隆之行動，已在準備中。目前我因限於武力，十分容忍，廿一師全部到達後，當收斧亂之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92頁。陳儀此電很含蓄，但“斧亂之效”四字，說明他嚴厲*之心已下。同日，蔣介石得悉美國駐台領事館致電大使館，要求派飛機撤出在台美僑，蔣介石再次電詢陳儀，要他立即報告“近情”。陳儀在回電中聲稱，目前反動分子的最大詭計是使臺灣兵力愈單薄愈好，而“反動分子正在利用政府武力單薄之時機，加緊準備實力，一有機會隨時爆發，造成恐怖局面。如無強大武力*制裁，事變之演成，未可逆料。”《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96頁。他重申“除廿一師外，至少加派一旅來台。”此電再次暴露出陳儀“鎮壓制裁”之心。3月8日，陳儀複電蔣介石，聲稱“一俟劉師長廿一師之一團開到臺北，即擬著手清除奸匪叛徒，決不容其遷延坐大”。《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10頁。

3月9日，21師師長劉雨卿到達臺北，向陳儀報到。同日下午，其所屬438團到達基隆。3月10日，發佈戒嚴令，開始搜捕、清鄉。陳儀電令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凡屬主謀及暴徒首領，一律逮捕訊辦。限三日內完成具報。”戚嘉林：《臺灣史》第5冊，轉引自黃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第552頁。11日，陳儀電告蔣介石，“肅奸工作即應逐步推進”。12日，電令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肅清奸偽分子，以絕後患。”13日淩晨，陳儀決定“開始行動”，“與二二八事件有關的嫌疑人士，不問姓名，當場槍決”。戚嘉林：《臺灣史》第5冊，轉引自黃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刀鋒所向，首先指向對政府當局多有批評的新聞界。《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民報》社長林茂生，《自由報》社長王添燈，《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日文版總編輯吳金練、嘉義分社主任蘇憲章，《大明報》社長艾璐生（外省人）以及律師林瑞端、醫學博士施江南等陸續被捕殺。有記載說：“斯時，每夜均有滿疊屍體的卡車數輛，來往於臺北——淡水或基隆間。3月底，基隆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從海中漂上岸來的屍體。有的屍親圍坐而哭，有的則無人認殮，任其腐爛。”戚嘉林：《臺灣真歷史》，第191頁。與此同時，臺灣各地開始清鄉。至5月16日，清鄉結束，解除*。其間，又發生過許多不幸事件。李翼中說：國軍廿一師陸續抵基隆，分向各縣市進發，陳儀明令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又廣播宣佈*要旨，於是員警大隊別動隊于各地嚴密搜集參與事變之徒，即名流碩望、青年學生亦不能倖免，系獄或逃匿者不勝算。中等以上學生，以曾參與維持治安，皆畏罪逃竄遍山谷，家人問生死，覓屍首，奔走駭汗，啜泣閭巷。陳儀又大舉清鄉，更不免株連誣告或涉嫌而遭鞠訊，被其禍者前後無慮數萬人，台人均懾氣吞聲，唯恐禍之將至。《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389頁。關於二二八事件中臺灣本省人的死傷人數也向無精確統計。李翼中所說“被其禍者前後無慮數萬人”應該包括死傷、被捕、被殺、逃匿、流亡、恐慌等各種情況在內，是一種籠統的說法。至於死亡人數，有誇張至10萬人，甚至20萬人者，但根據行政院成立的財團法人二二八基金會的補償記錄（2004年1月2日）：計本省人死亡673人，失蹤174人，其他羈押、徒刑、傷殘、健康名譽、財務損失，共1237人，合計為2084人，這應是比較可靠的數字。朱浤源：《二二八事件真相還原》。據朱教授稱，死亡的673人這一統計，仍然是灌了水的。在此之前，基金會統計的死亡人數為680人，統計截止時間為2003年12月15日。見習賢德：《統獨啟示錄》附表3，〔臺北〕亞太圖書出版社2004年版，第460頁。其中，除任意毆殺外省人、搶劫外省人財物的暴徒應予依法懲治外，自然會有不少冤捕、冤殺、濫捕、濫殺的情況。 

　　二二八事件後出現的冤捕、冤殺、濫捕、濫殺的情況顯然並不符合蔣介石的“懷柔”方針。3月12日，蔣介石得悉軍隊到台後，“員警及警備部軍士即施行報復手段，毆打及拘捕暴徒，台民恐慌異常”等情況後，立即批示同意侍從室所擬意見：“飭陳總司令切實制止報復行為”。13日，又得悉劉雨卿所部到台後，使用僅在內地流通的法幣，引起商民惡感，蔣介石也立即批示同意侍從室意見，“飭劉師長糾正，通令所屬嚴守紀律，以爭取民眾。”《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46頁。同日，蔣介石並親筆手書，以極為嚴厲的口吻指示陳儀：“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63頁。陳儀曾將蔣的命令轉達各有關方面。這以後，事變迅速平定。據統計，清鄉過程中，擊斃43人，俘虜585人，自新3022人。《二二八事件斃俘自新暴徒統計表》，《臺灣省文獻會二二八文獻實錄》，第437頁。可見，並未出現大肆殺戮的狀況。14日，蔣介石得知台中、嘉義、台東等地的縣市長均已複職辦公，這使他感到，“新複之地與邊省，全靠兵力維持”。《上星期反省錄》，《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年3月15日。但是，他仍然擔心軍隊擾民。3月19日，蔣介石又致電白崇禧，要他轉命劉雨卿，在追擊“殘匪”的過程中，“應特別注重軍紀，萬不可拾取民間一草一木。故軍隊補給必須充分周到，勿使官兵藉口敗壞紀律”。《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210-211頁。自然，願望是善良的，然而，國民黨的軍隊並非是一支令行禁止、奉命惟謹的有良好素質的軍隊，蔣介石的這些指示和命令不可能得到認真的貫徹。 

　　前文已述，二二八事件既是臺灣人民的抗暴運動，同時又是無理智的騷亂，其中還有在外國勢力影響和操縱下少數人的“獨立”和“託管”活動，三者交錯混雜。在臺灣各地普遍發生毆殺外省人，並且奪械暴動的情況下，為了恢復社會正常秩序，南京國民政府出動少量武裝力量有其必要。但是，由於蔣介石既堅決反共，又堅決反對台灣獨立——早在事件發生前，蔣介石就指示陳儀：“據報，共黨分子已潛入臺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台省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57-58頁。自然，陳儀等人以“反共和反台獨”名義而採取的各項舉措都易於得到蔣介石的支援。所以在事件發生後，蔣介石雖然迅速確定“現時惟有懷柔”，並且先後派白崇禧、魏道明到臺灣貫徹這一政策，以“寬大”為要旨，但是，他對陳儀函電中所一再流露出來的強力鎮壓、制裁的意見並未駁正，事實上採取默認態度，而且對赴台軍隊的行動方針、任務、紀律缺乏嚴格而明確的規定，及至軍隊抵台，出現陳儀濫施捕殺、“台民恐慌”等問題後，蔣介石才下令制止，但猛虎出籠，錯誤已經鑄成，糾正無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