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國防部副部長的林中斌教授近日在聯合報為文「翡冷翠的故事」，談翡冷翠以小事大，在當年與羅馬教廷交惡後，力搏扭轉局面，藉以勉勵台灣面對中國大陸應善用軟實力。林中斌說，台灣的強項，「不是軍事力量，不是經濟規模，不是國際政治，甚至不是高效能政府」，而是「隱藏在民間社會」的創意生活方式、細膩飲食文化、有禮的公民素質等，應可扮演「良性社會催化劑」而逐漸影響大陸改變。

這樣的想法，不但常見於外來客對台灣的評價，對生活於這片土地的人民，也多有此感受。只不過，這段時間以來，民間的焦慮感升高，不但有藝文界人士挺身帶領成立「一三三憲法實踐聯盟」揚言罷免馬家軍立委，就連代表台灣軟實力核心的文創產業界，最近也屢屢有人從政策面（而非政治面）的角度批評政府功能，甚至發出「台灣再現過往盛世已不可能」的痛切之語，對政策表示失望。

顯然，民間社會仍有夢，但官僚社會已無能回應民間需求。這種落差，反映於洪仲丘事件最為明顯。而縱然脫離「國家殺人」那樣極端的個案，就以一般民生和流行文化相關的領域來說，官僚體系和人民、產業界脫節的例子，不勝枚舉，才會使「政府失能」、甚至「馬總統無能」的印象深植人心。

就以慨嘆「台灣再現過往盛世已不可能」的業界人士來說，心急的是台灣曾引領華人社會潮流的流行音樂產業，如今不但受害於數位科技帶來的大環境改變，也受害於大陸市場的磁吸作用。當其他國家業者努力尋求轉型，政府也積極協助產業環境再造時，台灣的官僚體系面對變局，卻只有「出錢補助」等刻板思維，被批評是「典型因襲傳統產業的思維：製造與販售」。之前文化部補助陳妍希出唱片專輯事件，引起爭議，只是微不足道的例子之一。

官僚思維停留在舊時代，公務員提改革計畫的作業能力也如同「作文比賽」，充滿空洞字眼及不切實際的目標。僅以早先文建會（今之文化部）的「文創產業發展方案行動計畫98-102年」為例，其預計效益是「提升家庭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支出比率至百分之十五，六大旗艦產業之營業額至一○二年突破一兆元，累計創造約六萬七千個就業機會」，大餅畫得何其誘人，但評估效益的基準何在，完全無法令人信服。

這種公務員只知埋頭「作文比賽」，以致和業界完全脫節的狀態，不僅文創產業中流行音樂的景況如此，其他如金融業，不也是如此嗎？（且看金管會前主委陳裕璋下台的理由。）傳播科技界不是如此嗎？（且看「反媒體壟斷法」草案內容和當前數位匯流趨勢的巨大落差。）

政府和業界脫節，除了「舊官僚」從心態上自外於國際發展趨勢，也和主事者用人風格有關。為打形象牌，政府好用知名度高的書生學者，這些人幾無實務經驗，談起理論滔滔不絕，和業界往來卻不時表現出「知識分子的傲慢」。所以，即如龍應台以文化人入主文化部，近來也時受文化團體批評；包括金管會、ＮＣＣ、經建會，也常是業者抱怨的對象。就算偶見從實務界出身者如政務委員張善政，其主導之電信法修正草案最近也遭政院退回，其中最受矚目的強制中華電信釋出「最後一哩」的政策跟著受拖延；如此一來，形同繼續保護半國營事業的獨占，固網民間業者有志難伸，也難怪輿論形容為「最後一哩變遠」。

凡此種種，都可看出政府非但缺乏領軍的功能，反而成為阻礙民間人才追夢的「大石頭」。詹宏志的名言，「有此政府，何需敵人」，恐怕是許多業者私下的真心怨言。台灣既有軟實力藏富於民，政府只須改善環境氣氛，監督遊戲規則，大開大闔讓業者大步走出去；否則，政府和民間的落差日益擴大，形同「兩個台灣」各行其是，才是最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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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思維停留在舊時代，公務員提改革計畫的作業能力也如同「作文比賽」，充滿空洞字眼及不切實際的目標。..................
...........表現出「知識分子的傲慢」。
凡此種種，都可看出政府非但缺乏領軍的功能，反而成為阻礙民間人才追夢的「大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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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udn 社論
漸漸地
也開始
呼應民間意見的潮流
是個好的轉向
後知後覺
總比
不知不覺好

民間有能力也有夢
但在行政上
卻讓失能的政府綁手綁腳
此時
更應該推動的
是放棄代議政治

取消立法委員的表決權
由公民授權立法院研擬法案
但由公民用電子投票表決
行政院只負責執行,不再制訂法律,避免自肥法案
總統位置
就不必設了
由民選的行政院長兼虛位元首
民主
就是要人民自己做主
唯有從政治制度上
大力改革
民間的活力才能盡情發揮

台灣再現過往盛世
絕非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