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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丘吉爾（Julian Spencer-Churchill）2024年12月13日
《歷史與戰略：海軍理論、兩棲作戰與中共對臺灣攻擊的可能性分析》
歷史上有關海軍與兩棲戰爭的資料顯示，中毒腐爛共滅國對中華民國臺灣的突襲攻擊，將大規模且匆忙集結的2棲軍隊結合，這種情況極為不可能。
對自1200年以來每場有重大海上戰役的戰爭的調查證實了19世紀海軍策略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的理論，即決定性海戰大幅提高獲勝的機會。馬漢強調，一個國家的成功來自於專注於控制海洋，並摒棄那些不穩定的島嶼基地等分散注意力的干擾。海軍歷史學家里奇蒙（Herbert Richmond）海軍上將同意馬漢的觀點，認為一旦取得海洋控制，島嶼就可以輕易收復。
對於美國而言，這意味它必須抵制使用藍水艦隊攔截中共對臺灣本島的突襲2棲攻擊的誘惑，而是應該集中力量將中共艦隊引入在更有利條件下進行決定性海戰。儘管中共在臺灣海峽集結護航艦隊，由於其需要優化對2棲軍隊的保護，這使其成為航母機群及海上和潛射遠程武器集中的誘人目標，但這場戰鬥將是中共選擇的時間和地點，因此極有可能成為陷阱。
此外，美不應冒着讓藍水艦隊，這支本應執行封鎖任務的艦隊，與一支可能的中共地區性棕水艦隊對抗的風險，因為這樣的結果可能導致中共獲勝，美喪失在太平洋的海軍優勢。
傳統智慧，幾乎無疑與解放軍的願景一致，是海軍歷史學家科爾貝特（Julian Corbett）提出的觀點：局部而短期的海上控制足以產生戰略效果。因此，無需進行決定性的戰略海戰。這一廣為接受的觀點在概念上是有缺陷的，並且歷史資料已證明了其錯誤。
簡而言之，任何2棲入侵都需要持續的後勤支援，從登陸那一刻起就不能中斷。即便擁有完全的空中優勢，275架運輸機和1000架運輸直升機也無法為10萬名解放軍海軍陸戰隊員和陸軍旅提供高強度作戰所需的補給。即便是間歇性的補給中斷，也能夠存活下來，正如1942年美海軍陸戰隊在瓜達爾卡納爾的經歷。然而，如果重演安齊奧的慘敗，或是1973年第三埃及軍的孤立，這可能會挑戰北京政權的穩定性。
此外，英國海軍上將科倫（Philip Howard Colomb）對馬漢提出的「托林頓海軍上將的『現役艦隊』」觀點提出挑戰，認為這並不等同於爭奪海上控制權。科倫認為，雖然一支未參與戰鬥但依然存在的艦隊，可使敵方艦隊陷入猶豫不決的無為狀態，並在威懾2棲作戰方面特別有效。
根據收集的歷史數據集，若美的棕水艦隊在菲律賓海巡邏，並配置為干預中共2棲作戰，甚至僅是干預臺灣海軍本身，則在76%的歷史案例中，這樣的佈局就足以形成有效的威懾。
本研究建立了3個數據集。第1個數據集涵蓋了涉及主要海上戰區的75場戰爭，並編碼了31個變數，範圍從1213～14年的英法戰爭到1982年的福克蘭群島戰爭。我們排除那些戰爭雙方實力極度不對等、海軍戰略變化對結果無實質影響的非對等戰爭。
第2個數據集來自科倫於1891年出版的《海軍戰爭：其支配原則與實踐》（Naval Warfare: Its Rul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其中的分析單位為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到1879～1883年太平洋戰爭期間，共計71次計劃中的2棲登陸作戰，無論是否實施，主要集中在英吉利海峽和加勒比海地區。
第3個數據集則由93次現代兩棲作戰計劃組成，範圍從1938年日本在武漢的登陸，到2012年肯尼亞與索馬利亞之間的基斯馬尤戰役，主要集中於二戰中的美太平洋戰區。
儘管自1213年以來，海軍技術發生了劇變，但跨海洋移動的低成本，促使艦隊集中，無論技術處於哪個時期，都會使海戰結果呈現「贏者通吃」的局面，這保證了我們研究結果的普遍適用性。
此外，中共入侵臺灣的情境是跨海峽的攻擊，這種海軍局勢在75場戰爭案例中出現了22次（29%）。
馬漢主義的要求，即將中共艦隊引出其沿海空軍基地的保護範圍，將是艱難的。中共可能模仿美在其港口維持一支安全的現役艦隊，從而威懾美對台增援反登陸行動。艦隊行動既是創造無法抗拒的條件以引誘敵艦隊出來的結果，也可能是其他行動的意外或次要結果。
在戰爭數據集中，只有21次是刻意引誘的行動，佔總數75個案例的28%，其中14次是掃蕩巡邏，4次是對港口的威脅性襲擊，2次是攔截護航的兩棲船隊。
對馬漢主義提出的將台北優先級降低的直觀反應是，北京將通過在臺灣海峽建立科爾貝特所謂的局部和暫時性海上控制，進行「既成事實」式的臺灣入侵。這樣，北京可避免暴露其艦隊，並為其基於陸地的海軍航空提供基地，進一步推進其攔截區。
然而，在75個案例中，只有13次（17%）是通過陸上勝利加強攻擊者的海軍力量。此外，像1940年德國對挪威的進攻這樣的「既成事實」式征服，假設攻擊方能通過某種方式達成戰爭結束，並保留其領土獲得。
那麼，北京將如何實現戰爭結束，尤其是當美拒絕停止敵對行為時？這正是1942年日本在征服亞洲後所面臨的問題。日本缺乏消耗戰的海軍戰略，例如使用潛艇來削弱美，並且無法像1905年戰勝俄羅斯時那樣，利用內部危機來達成戰爭目標。
只有18個案例（25%）通過海軍勝利與陸地勝利的結合實現了戰爭結束。中共可能尋求的一種實現戰爭結束並鞏固對臺灣控制的方法，是通過海上游擊戰或攻擊海上航道對美造成經濟損失。這可通過從中立港口出發的水面商業襲擊者、從緬甸發動的潛艇襲擊以及在巴基斯坦部署長程航空對擁擠的商業航道進行攻擊來實現。在75個海軍戰役的案例中，有15個（20%）是較弱的國家採取了明確的商業襲擊策略。
根據現有數據集的證據，有6個原因支持與直覺相反的馬漢主義觀點，即不將海軍力量投入在臺灣的消耗戰中，而是應集中艦隊，然後引誘中共艦隊進行決定性海戰。
首先，75個戰爭案例中有47個，佔總數的63%，涉及了一場具有戰略決定性影響的馬漢式海戰，這對塑造戰爭進程起到了關鍵作用，間接促成了最終勝利，通常是通過支持地面作戰來實現的。最常見的情況是，這些海戰封鎖了敵方進行進一步2棲登陸的可能性，同時允許友軍進行類似的作戰行動。
其次，假設美能確保達成海軍勝利所需的力量平衡，28%的決定性馬漢式海戰最終導致敵方在1年內提出和平條件。馬漢在缺乏長期歷史視角的情況下，未能認識到軍事決定性戰役同樣可具有政治決定性，儘管這一關係是可以推論出來的。海軍敗北往往會促使和平談判，因為它為第3方艦隊創造了機會。海軍理論家羅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認為，這也是因為海軍勝利對敗戰的陸上大國而言，通常是不可逆轉的，它需要一段相當長的和平時期來重建艦隊。最早的案例是1284年梅洛里亞海戰，該戰役結束了熱那亞與比薩的戰爭；而最晚的案例是1866年奧地利與義大利之間的利薩海戰。
第三，在75個2棲作戰案例中，有25個，約佔三份之一，決定性海戰排除了在戰爭期間進行登陸的選項。
第四，根據科倫的2棲作戰數據集，一支現役艦隊挑戰攻擊方的海上控制，導致了9%的2棲襲擊立即取消，並且只有4起2棲登陸（佔5%）在隨後被嘗試過。
第五，在1930年代的94次2棲作戰中，只有6次（6%）是在敵方有一定空中和海上威脅的情況下實施的。
中共對臺灣的戰略性突襲攻擊，結合大規模且匆忙集結的2棲軍隊，並由中共海面艦隊保護，同時透過其航母艦隊進行分散注意力的行動來干擾美的情況，極為不可能。這一推測的理由在於，中共必須迅速行動，藉由既成事實的方式佔領臺灣，或至少確保控制一個主要港口。否則，即便美稍微增援臺灣，警覺的華盛頓也會使隨後的2岸渡海變得成本過高。然而，歷史上只有5個突襲事件（佔總數的5%）是為了達成具有戰略或政治決定性的海軍結果而進行的。
最早的案例是庫布勒汗
其他的案例還包括1894年鴨綠江的襲擊、1718年4國同盟戰爭期間英國對帕薩羅角的襲擊，以及1667年荷蘭對梅德威海峽的襲擊。這些案例顯示了突襲性海軍攻擊的罕見，主要是因為海軍行動通常是支援陸上作戰，而陸上作戰的後勤與外交準備更容易被發現。若計劃進行一場三戰，蘇聯將不得不在將其潛艇艦隊投入大西洋和在德國準備機械化部隊之間做出選擇，2者無法同時進行。
戰略性決定性的海軍戰役是指那些顯著影響戰爭結果的戰役，最常見的情況是通過摧毀敵方艦隊來排除敵方發起海上入侵的選擇，但這些戰役並不足以使任一方被迫尋求結束戰爭。
在47場成功的馬漢式海軍戰役中（佔75個案例的63%），其中17場具有戰略意義的馬漢式海軍戰役（佔子集的36%）同時具有政治戰略意義，最終導致了即時的和平談判。還有另外11次未能成功引發決定性的馬漢式海軍戰役。因此，在58次試圖進行決定性馬漢式海戰的嘗試中，有11次（佔子集的19%）失敗。最早的戰略性決定性海戰案例是1213年的達梅海戰，對戰英國，而最新的案例是1916年的日德蘭海戰。最著名的案例是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戰。
有8個例外（佔總數75個案例的11%），這些情況下海軍通過局部和暫時性海上指揮權獲得勝利。這些情況包括：庫布勒汗在1283年於薄乃灣戰役中擊敗越南，荷蘭於1641年取代葡萄牙在馬六甲海峽的控制權，西班牙在1739～1748年的詹金斯耳戰爭中擊敗英，海軍行動促成1781年約克鎮圍城戰的持續進行，俄在1787～1792年俄土戰爭中擊敗土耳其，二戰中的大西洋戰役，印度於1971年對科克斯巴扎進行的2棲作戰，以及英在福克蘭群島擊敗阿根廷。
這些案例至關重要，因為它構成了中共能夠實施既成事實策略以佔領臺灣並達成和平協議的條件。在這8個案例中，有3個是陸地防守方成功抵禦了海軍侵入，剩下的5個相關案例中，另外2個是持久的戰役，最終因為雙方的互相消耗而結束。這樣剩下的案例是庫布勒汗對越南的海岸進攻和印度航母艦隊對科克斯巴扎的行動，因此，只有福克蘭群島的案例是相關的。
儘管湯普森（Julian Thompson）1985年的《No Picnic》和隨後克拉普（Michael Clapp）1996年的《Amphibious Assault Falklands》對於多營級的登陸作戰具有啟發意義，但中共預計在臺灣的首次登陸中，將至少部署10個旅。因此，這些案例可能無法作為解釋解放軍海軍所面臨的前所未有挑戰的相關類比。
科倫認為，2棲登陸作戰極度不願在缺乏海上優勢的情況下進行，尤其是在登陸部隊通常處於較慢且防護較差的運輸艦船上，並且攔截的災難性結果也使其更加困難。2棲部隊被攔截的災難性案例低頻發生，是因為大多數海軍將領極力避免此類災難。1747年在芬斯特雷角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海戰中，英皇家海軍2次捕獲法國運兵船，俘虜了7000人，並立即促使巴黎進行和平談判。中共的2棲作戰如果在美海軍的攔截範圍內進行，可能會在登陸前被阻止。
科倫的2棲作戰數據集顯示，對抗任何海軍存在的2棲作戰是極為罕見的，只有4個例外（佔71個案例的6%）：1704年荷英聯軍在面對更強大的法西聯艦隊時大膽奪取直布羅陀；1798年，英皇家海軍差點攔截拿破崙的埃及遠征艦隊；1854年，英法聯軍有信心俄艦隊不會出擊來阻止巴拉克拉瓦登陸；以及1778年，法攻擊聖露西亞島時，因為他們未能發現皇家海軍的存在。
在1938年以來的94個主要2棲作戰案例中，還有6個特殊的反抗登陸案例，其中除了1個案例外，其餘都存在情有可原的情況。
1941年德軍運兵到克里特島、1941年日本在馬來亞的登陸以及1944年美在雷伊特的登陸，由於壓倒性的空中優勢，任何海上巡邏都會受到嚴重懲罰。
瓜達爾卡納爾行動中的東京快車之所以可行，僅僅是因為其間歇性且隱秘的使用。
福克蘭群島登陸行動、1940年德國佔領挪威的行動，則展示了即便面對零星的敵人空中和海上存在，進行2棲作戰的高昂代價與風險。
然而，科倫對於海軍大國在未確保海上控制並處理遠距離海上艦隊前不會嘗試2棲登陸的確信，必須與在較早時間線上明顯的差異相互調和。這些差異顯示出有18個案例（佔總數的24%），其中海戰發生在阻止正進行的2棲攻擊中。
在這些案例中，攻擊方顯然沒有被攔截風險所嚇阻，其中10個與英法西荷聯軍試圖強行突破英吉利海峽有關，2個涉及瑞典，另外2個涉及奧斯曼帝國，其餘的則包括1812年戰爭、二次戰中的地中海戰役、日對美在菲律賓登陸的反擊以及熱那亞對威尼斯的戰爭。與這些案例相比，現代的長程武器使中共的脆弱性遠大於表面上所顯示的情況。
起對臺灣的2棲攻擊。進一步來看，美有24%的機會不明智地進行攔截，這時中共僅有11%的機會僅通過局部海上控制成功佔領臺灣。如果成功征服臺灣，中共將有17%的機會利用其新獲得的基地來對抗美海軍的任何接近。
隨後，中共有20%的機會尋求對美商業進行某種形式的干擾，以促使和平談判。再有20%的機會，如果中共同時在臺灣獲得陸地勝利並擊敗美及其盟友的海戰，那麼它將能夠實現戰爭結束。
然而，如果美海軍避免在臺灣海峽尋求決定性戰鬥，那麼這一可能性較低。因此，即便中共能夠主宰臺灣周邊的水域，歷史上2棲攻擊者的行為顯示，即使是風險接受的北京，也會在後續步驟中猶豫或失敗。
另一方面，美只有28%的機會能夠根據預定計劃將中共海軍引誘出來進行決定性戰鬥，而有19%的機會完全無法引誘PLAN出擊。相反，美最終有81%的機會與中共發生即興衝突。如果美獲勝，則有33%的機會能夠阻止任何後續的2棲作戰，包括臺灣的補給。
此外，美還有28%的可能性能夠立即迫使北京進行和平談判。否則，美將有65%的概率對防衛臺灣的最終勝利戰爭產生決定性有利影響。下一階段的研究將旨在識別那些能夠成功引誘並摧毀敵方2棲部隊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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