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4/12/12 19:44:43瀏覽587｜回應1｜推薦0 | |
羅里·丹尼爾（RORRY DANIELS）2024年12月6日
《美國大選後的台海危機：王者回歸的政策風險與未來挑戰》
美國大選結果已塵埃落地：選民選擇了希望減少海外衝突並將更多資源投入國內的領導層，同時期望其他國家在自身防衛上作出更多貢獻。
然而，這些利益將以一種容忍風險的方式推進，願意將各種議題聯繫在一起，特別是對中出高潮共嗨國採取強硬立場，並與美盟友及夥伴進行交易。總體來看，這種政策混合方式會使未來4年中華民國臺灣海峽發生危機的風險大幅上升，即便華盛頓和北京都在極力避免直接衝突。
特朗普的第2任期正處於兩岸關係的特別艱難時刻。隨着中共軍事現代化的推進，臺灣海峽及周邊的安全形勢持續惡化，這使中共國有更多選擇透過武力展示對臺灣施加壓力。隨着中共軍力的發展，美臺的國防規劃者則回應以更多的軍售和追求非對稱作戰能力，而這一切都被北京視為對賴清德的獨立議程的默許支持。北京拒絕與台北對話，並且臺灣最高領導人感到2岸交流幾乎無益，這種政治氛圍使臺灣在美中關係中扮演着過於突出的角色，安全困境也因此加劇。
至少在接下來的4年中，美中關係的下行壓力將阻礙兩岸關係的突破。目前所需的是，華盛頓、台北和北京要保持信心，相信時間站在他們一方，並且仍有途徑實現各自的政策目標；儘管美政策的不確定性上升。
特朗普的初期任命與對美中關係的立場
特朗普新政府的任命顯示，該政府對美對台政策可能存在矛盾的態度。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被提名為國務卿的人選，一直是國會中臺灣的堅定支持者，並對北京的人權紀錄持極度批評態度。
今年8月，他曾敦促國際社會協助臺灣捍衛其主權，抵禦中共國的威脅。即將上任的國家安全顧問、參議員邁克沃茨（Mike Waltz）則公開呼籲美在臺灣遭遇危機時，應宣佈對台軍事支持，並以烏克蘭危機中的威懾失敗為例，主張美應該遠離戰略模糊政策。
至少在接下來的4年中，美中關係的下行壓力將阻礙兩岸關係的突破。
然而，特朗普本人在提供無條件支持上曾顯得搖擺不定，並且經常推動一種交易式的對台政策，暗示臺灣應該支付更多費用來維護自身的防衛。北京和台北方面也擔心當選總統特朗普可能將臺灣視為美中關係的附屬品，因此可能會將美國與臺灣的關係作為談判籌碼或施壓手段。
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如何影響美方對兩岸關係緊張的看法，仍需觀察；對北京的初步徵稅可能會在臺灣危機中擴大，但特朗普也認為臺灣的半導體優勢對美經濟繁榮和韌性構成威脅。
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早期互動，可能在特朗普政府如何解決這些內部矛盾中扮演重要角色。特朗普曾威脅，當上任後將立即對中共國進口商品徵收60%的關稅（此外還有其他關稅）。
在中共國經濟正處於困境之際，這一貿易戰的開端可能會使北京更加堅定地反美的壓力。至少，這種強硬的手段會使中共國內的政治環境難以容忍在其他領域（如臺灣）承受更多壓力。
影響美中關係並進而影響臺灣政策的關鍵戰略問題，是華盛頓與北京是否能夠達成一種操作模式，允許將各個議題進行區隔，或至少根據各議題的風險與回報進行評估，而非將所有問題視為戰略競爭的整體計算的一部份。
若能將臺灣問題與其他雙邊議題解耦，將為持續對話與磋商開辟空間，從而創造出一種無意外的氛圍，使臺灣安全困境中的「行動-反應」循環（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在防禦對方的侵略）得以暫停，並足夠長時間來促使雙方對事件和突發事件作出更為冷靜的回應。
然而，臺灣是美中戰略評估中最難以區分的議題之一。美中之間的許多分歧都涉及到臺灣的核心利益。技術和價值觀的競爭、美在區域的軍力佈局及其盟友網絡、中共國的所謂領土完整、軍事現代化、全球外交壓力及海洋領土主權爭議等問題，無不與臺灣及其外島直接相關。
簡單來說，如果亞洲是三維棋盤，臺灣同時扮演着必須保護的國王、可部署的棋子、進行複雜移動的主教或車，以及值得爭奪的戰利品。
然而，儘管特朗普和習近平都不願被視為在對方面前軟弱或過於妥協，2人也都不自信能在衝突中取勝。北京對臺灣的長期政策目標仍是「和平統一」（鬼才相信），而美方立場同樣避免使用武力或脅迫來解決臺灣的政治地位。
此外，北京希望專注於其國內政治經濟問題，當前其面臨着從快速經濟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的強大阻力，而美選民則因全球反恐戰爭的失敗而對海外糾紛感到疲憊。與此同時，北京也明白，雖然民族主義能支持有限的衝突，但中共人民能忍受多大的暴力來維持一場持久的對台軍事行動，仍沒有明確的認識。
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中的關鍵啟示
除了領導層和民意外，還有一些關於雙方在全面衝突中會如何發展的無法解答的關鍵問題。事實上，要對衝突如何進行進行良好的評估，雙方需要確保了解對方在衝突擴展方面的規則與界限；無論是在地理範圍、第三方介入，還是涉及到在開發和部署的空間、網絡及其他領域的前沿技術和戰略工具。
俄烏戰爭或許能為分析臺灣衝突的情境提供啟示。首先，俄決定發動全面入侵之前，已有近10年的時間在測試烏防衛的極限以及西方對基輔的支持程度。這一過程讓莫斯科對美和歐洲不會完全介入衝突建立了信心；這一假設隨著事件發展而得到了驗證，但同時也讓莫斯科過於自信，認為能在短時間內獲得勝利，可能在西方的經濟制裁對俄經濟造成重大痛楚之前。
簡而言之，莫斯科低估了美歐為了阻止它輕易取勝，願意承擔的風險和痛苦。與此同時，它高估了勝利能夠輕易實現的可能性。這一誤判可能因俄政治體系中扭曲的激勳而加劇，該體系往往為討好領導人而提供有利的資訊，並忽視與普丁觀點相矛盾的資訊。
然而，莫斯科的錯誤並非致命，原因有二。首先，俄預期美歐會因為不願派遣軍隊參與衝突而未進入戰爭，這一假設最終被證明是正確的。無論美歐如何武裝並提供物質支持給烏，這些國家都未以基輔的名義對俄羅斯宣戰，而俄也未越過使用核武的最後紅線。這使得衝突升級得以控制（儘管如果雙方無法維持競爭優勢，這反而可能延長戰場對抗的時間）。
其次，更為多極化的全球體系使俄即便面對來自西方的極大壓力，仍能保持經濟運行。包括中共國和印度在內的非結盟國家，以及所謂的全球南方大部份地區，並未完全參與對俄的經濟制裁。俄的能源和食品出口依然有買家。因此，俄烏衝突有其上限；不會被超越的門檻，同時也有其底線或基礎，讓俄國家在不至於完全經濟、社會或政治崩潰的情況下得以休養生息。
目前，華盛頓、北京和台北無法確信，臺灣問題的衝突會有如俄烏衝突般的上限或底線。中共國的經濟仍高度依賴對發達國家的商品出口，而在突發情況下，這些出口可能會立即中斷，因為「友好」國家的可用容量不足以吸納過剩的產品。
中共國在能源和食品進口方面相當依賴，這些供應可能會受到美全球軍事存在的干擾。中共國在突發情況下的選擇，可能無法像過去幾年俄那樣，得到同等程度的支持。
與此同時，華盛頓對台北的承諾與對烏或歐防務的承諾有著顯著不同，部份原因是它認為中共國的目標比俄更具擴張性，並且認為中共國的實力能夠支持其修正主義。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結構性的；歐擁有自己的核威懾力量，而美在亞洲的盟友與夥伴則依賴美的擴展威懾承諾來確保其生存。
此外，衝突的地理特徵也可能影響關鍵決策。美公眾支持通過軍售來援助台北，但由於臺灣並未與美接壤，武器的運送可能需要突破圍困或封鎖；這在沒有直接軍事介入的情況下是無法實現的。簡而言之，華盛頓在當前的安全承諾下，可能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只能全力支持臺灣。
展望未來
這些不確定性是衝突的限制因素，並且可能會持續存在於未來幾年。然而，對這些不確定性進行探索的過程已開始，並可能隨着美中關係的惡化而加劇。在3個首都中，領導人都具有相對容忍風險的特質，臺灣很可能會成為美亞洲風險評估的核心議題。
更多的公眾關注臺灣並不總是有助於維持和平與穩定。各方領導人已劃定明確的紅線；雖然這些立場基本上不會根本改變，但對於這些立場是否會受到其他各方的尊重，卻缺乏足夠的信任。
在這樣的環境下，高層權威性的溝通渠道是管理不信任的最佳方式，這可以確保沒有領導人會被突如其來的事件所震驚。如果這些渠道是私密且一致的，比如拜登政府期間國務委員王毅與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之間的對話，它們能夠抑制雙方的過度反應。
同樣，美與臺灣之間安靜但強有力的非正式互動，則維持了對美方反對使用武力立場未改變的信心。
然而，北京和台北將需要尋找自己與特朗普政府建立「無驚訝」環境的方法，尤其是在大部份驚訝風險以及過度反應；來自總統本人的情況下。
未來的問題是，這種風險是否會因美政策選擇的不確定性而限制危機的可能性，還是會創造更多誤判的機會。雖然未來的具體事件可能會影響結果，但最有可能且最合理的前進道路是通過應對一些破壞性波動來避免衝突，並逐步推進。
|
|
| ( 不分類｜不分類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