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電影愛好者和讀書網站豆瓣網上，有個網友居然說看必須看這片子的一個原因「是覺得應該支持全華裔陣容的卡司（Cast）」。在許多中國人的奇怪身份認同中，亞裔這個大而無當的概念居然與華裔這個同樣奇大無比的概念混合重疊了。

台灣的TVBS新聞網說「要支持台灣人！」。為啥呢？因為「《瘋狂亞洲富豪》卡司都是自己人。電影台詞有提到台灣，男女主角也都是和台灣有關係的演員……飾演瑞秋的吳恬敏，爸媽真的都是台灣人。男主角亨利·戈爾丁，他是台灣女婿」。

香港的著名媒體人閭丘露薇也說是為了「亞裔演員」才去看這部作品。她的觀影行為好像是一次崇高的宏大敘事，她說：「如果不是因為這是一部好萊塢的製作，我想我不會有興趣走進電影院，一個潛在的動機，那就是作為華人，應該支持這樣的製作。畢竟，只有用票房，才能來向好萊塢的投資方證明亞裔演員的號召力，從而讓她/他們未來有更多的演出機會」。短短兩句話，她的群體概念就從「華人」跳到「亞裔」。她貢獻一份票房，居然是要向好萊塢證明什麼。這位媒體人還更有妙語連珠在後頭：「比如電影中一些相當刻意的男主角裸露上半身的鏡頭，在我看來，就是要告訴觀眾，亞洲男性同樣健美性感」。

抒發出這樣的讚嘆和願景，得有多強的大亞洲集體主義精神！得有多強的受迫害受歧視心理才會用這樣的眼光來看電影，看優美的人體？

波士頓這裏有個朋友給我發微信，他很不懂「為什麼這麼多亞裔歡喜雀躍。作為美國華裔，我對這樣的電影非常反感，會加強其他種族對亞裔的Stereotype」。

這部電影作品的商業設計是成功的，藝術上也有可圈點之處。但我看到它在中國觀眾中間引起各種有譜沒譜的種族認同、膚色關注，而不是對優美的形式趣味和深厚的共同倫理、共通情感的熱議，暴露出我們這裏某些觀眾群體的心態和價值觀太奇怪。

我坐在軟綿綿的雲端，

看它們噴放節日焰火，也常常

不小心把鯨魚數成魚雷。

海浪刷刷，奏出迎賓曲，

細聽之下，還有晴天霹靂喊出

嘶啞的口號，彷彿慶典

就要開始。我遠眺，

卻望不到西湖上的蓮花，

更找不見東海神龜的鼻子。

巨鯨悠然徜徉在浪花間，有時

鯨鬚也露出笑容，被吞噬的

魚蝦們像是擠在新建的遊樂場。

我捏住雲的裙邊，閉上眼睛，

彷彿也已融化於巨鯨的胃液，

哼著童謠，沉睡。

(今日聯副  楊小濱   我在台灣海峽數鯨魚)

中國古典詩文翻譯大家：宇文所安

1946年出生於美國的宇文所安，十四歲時在圖書館裡意外翻閱到中國文學詩集。當他閱讀至李賀的詩《蘇小小墓》中「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一句，不禁深深為其所吸引，從此開啟了他通往中國詩作研究的道路。他在1972年以論文《韓愈與孟郊的詩》獲得文學博士學位，而後任職於耶魯大學。1992年起，宇文所安擔任哈佛大學的中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並陸續出版《盛唐詩》、《晚唐詩》、《迷樓：詩與慾望的迷宮》等多部專著。

「我初學中國文言文，是19歲在耶魯的時候。當時正逢冷戰之際，美國連學習現代漢語的人都非常少。」宇文所安深知，自己攻讀的是普遍認為不具實用價值的文學專業，賺不到什麼錢，但他認為「人生更糟糕的事情，就是一輩子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

無異於常人的學習過程：重要的是意志、不怕跌倒。

在學習的過程中，宇文所安就和大部分外國人一樣，困惑於漢語無邊無際的深度以及沒有規律的中國文字。這個痛苦的過程，反而激起他更堅定學習的意志。「了解那些藏在字背後的意思，需要投入一輩子精力和智慧。」如今，他不但講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也寫得一手繁複的繁體字。

中國文學實在博大精深，卻沒有打倒這位野心勃勃的漢學家。他對古代詩作的喜愛，尤表現在唐詩當中。許多被認為過於稀鬆平常的詩，卻意外抓住了宇文所安的心。

他曾說：「詩的精妙之處即在於使用的是尋常的筆法，描寫日常生活的景致，卻勾勒出非比尋常的意境。」他對於唐詩的詮釋，在中西方學界中是一種全新的解讀，也吸引了許多國內外學者的注意。並且，他在2015年獨自完成了六卷杜甫詩級的英譯，是學界中國詩集翻譯的一大里程碑。

跨領域的駐足：學習、研究是永無止盡的課題

除卻詩文，中國詩論、文論、文學史抑或是比較文學，也都難不倒宇文所安。他時常藉由文本細讀、建立明確命題，將文學研究從印象提升到知識論的層級，更拋棄普遍認知的文學知識及舊有框架，致力於文與史之間的溝通及互動。透過著作撰寫，他進一步探討中西文學理論的核心差異，並表示中西方學界並非搭不起溝通橋樑，而是人在面對共同問題時，有不同的應對方式。

宇文所安認為，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人類無可避免各方面的融合。他也相信，真正保護傳統文化的行為，並非適用鎖國、隔離等避而不見的手段，而是要在多元文化交織衝擊時，懂得接納、融合，並轉型。

宇文所安對中國文學的喜愛，其範圍之深，連身處中國文化之中的我們都自嘆不如。他的研究，並不亞於華人學者，並且涵蓋了眾多領域。他自身從不認為較中國學者劣勢。「一個文化要繁衍下去，一定要有新的解讀、新的闡釋，並注入新的活力。」

宇文所安在2018年4月退休，四十年來，他的不遺餘力、好學以及孜孜不倦為漢學開創了新的局面。他的出現，使唐詩乃至中國文學得以走向全世界，引介至普羅大眾及西方，更為中西方學界都留存了豐碩的成果。

就算被冠上中國式的名字，雲澤還是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分析無政府主義和半殖民主義的時候曾說：「作為民族主義者為人所知的思想家和領袖，最起碼都曾離開故鄉，遊覽異國之地，在那裡生活，接受教育。他們習得未知的語言，閱讀外國人所寫的報紙、雜誌、小說，與擁有反殖民地主義思想的自由主義者和左派活動家（尤其是無政府主義者）深交。從中可以看出，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密不可分。

有必要了解這一點。」（安德森 2012: VI）雲澤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弱冠之年十九歲時踏進俄羅斯的土地，在蘇聯過了四年的留學生活。說著一口流利俄文的他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國共產黨於莫斯科召開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時，擔任口譯（王樹盛撰 2007: 29）。雲澤用俄文閱遍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的著作，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自由主義者和左派活動家」交流。

然而，他的蘇聯時代生活充滿神祕的色彩，其原貌就算在中國都還不明朗。另外，一九二九年從蘇聯返回內蒙古後，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日戰爭結束為止，雲澤基本上沒有參與內蒙古的獨立自決運動（Liu Xiaoyun 2006:248）。換句話說，默默無聞時期的雲澤，這段歷史不為人所知。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內蒙古自治政府於王爺廟成立。在這一天之前，草原的蒙古人幾乎不知道這個名為雲澤的男人。雲澤是無名的革命家。這個時期他將名字從雲澤改成烏蘭夫，這個代表「紅色之子」的名字瞬間響徹全草原。這個名字與歐亞世界全部被共產主義染紅的當時年代非常契合。

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之前，在萬里長城北側同時存在「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等數個政治組織。這些組織都是由名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同時也是蒙古人民族主義者的青年黨員設立，他們的目標都是建立一個與中國無關、屬於蒙古人的國民國家。

雲澤以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力量為背景，逐一擊潰這些組織。中國共產黨以「祖國和民族面臨選擇光明或黑暗的緊要關頭」來描述這段緊張的歷史，成為了烏蘭夫死後的「蓋棺論定」。今日流傳下來的都是一九四五年之後的史料，想要追溯空白時期，或是說無名時期的雲澤在思想和精神方面的經歷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雲澤，也就是烏蘭夫，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希望在中國領土之上實現蘇聯式的民族自決。然而，他和全中國的少數民族得到的卻是與自決相去甚遠的「區域自治」。所謂的區域自治是在有限的地區，僅被賦予文化方面的決定權，至於政治方面則沒有任何權限。在民族自決被降級成區域自治後，烏蘭夫依舊持續奮鬥，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為止。我將烏蘭夫這樣的生涯分類成下列幾個時期：
 
求道：一九○六─一九二八年
 
自決：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
 

理解文學的過程，其實也是探究人心的路程。

台灣位居東亞島弧中心，和東南亞在地理上相近，然而對文學認識卻有段距離。或許因命運相似，使得台灣和東南亞有深刻的連結：我們都在地理大發現時代因香料、茶葉遠播到西方世界；也因帝國主義興起，受殖民文化影響，在國家發展留下深淺不一的痕跡。

然而東南亞國家語言多樣，過往台灣民眾僅能透過有限的中文出版品閱讀東南亞。此次承辦「赤道二三五：東南亞文學論壇」的紅樓詩社，意指「從台灣這座島嶼所在的北緯 23.5 度出發，朝赤道的方向探索」，除了邀請多位當代文學作家來台出席論壇，並翻譯其代表作品，為台灣讀者鑿開一扇了解東南亞文學的窗。

《報導者》進一步邀請其中五位作家，包括泰國、緬甸、越南、馬來西亞與菲律賓，親自朗讀各自的創作，透過視覺與聽覺，進入他們的文學創作世界。

海上航道遼闊，文學眾聲喧嘩，南向地平線的故事仍將持續被訴說。

烏蘭夫的陣地戰與楊海英的「不可能的書寫」

前面所勾勒的蒙古民族主義軌跡，當然是不完整的，但我們依然可以從中觀察到一個明顯的特徵：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從北到南，不分左右、世代，所有曾經出現過的蒙古民族解放路線， 都在東北亞地緣政治結構的制約與擠壓下，被迫在帝國的夾縫中尋找出路，乃至仰賴、依附在不同帝國的勢力之下尋求獨立，無一例外， 而他們的成敗也幾乎完全繫於地緣政治局勢的變遷。

這種「他力本願」（張深切語）的政治思考，普遍存在於處在帝國夾縫中的弱小民族之中，包括台灣人、朝鮮人、琉球人、圖博人、東突人、香港人—以及蒙古人。所有獨立運動都涉及領土變遷，因此必然受制於該地區地緣政治的局勢，唯有有利的地緣政治條件出現，才有可能實現獨立。

這是國際政治的基本規律，不論強者弱者，都受到這個規律的制約，但是處在強權夾縫中的弱者，更難以掙脫這個制約。這是一個客觀的經驗事實，本身非善非惡，但對於偶然生在帝國夾縫中的弱小者而言，這個客觀現實卻成為命運，他們與命運的搏鬥於是成為悲劇，但也因此產生了道德意義。

為什麼？因為弱者因其不自由，反而更加渴望自由；因為不可能，反而更加熱切追求不可能之中的可能。所以如果沒有筆直的道路可走，那就迂迴繞道；如果根本沒有路，那就翻牆、鑽隙縫或開路； 如果自己力量不夠，那就假借他人的力量，甚至「不惜與魔鬼握手」（王育德語）。

德王一生受盡國民黨、共產黨、日本、蘇聯，甚至同族的北蒙古勢力翻弄，體現的就是弱小民族「他力本願」的悲劇， 然而在這個悲劇之中，蘊含著深刻的，甚至是尊貴的，弱小者對於不可能的自由的嚮往。楊海英的《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所訴說的，就是與另一個魔鬼握手的蒙古民族主義者—選擇中共路線的烏蘭夫，在另一個不可能的情境，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架構中，展開迂迴的「陣地戰」以追求民族自由的道德劇。

烏蘭夫面對中共的陣地戰路線，其實早在他在1947年不管中共指令，逕行依循聯邦制原則籌組自治政府的時候就開始了。換言之，他假借中共力量的「他力本願」路線，看似缺乏自主性，但其實從一開始就具有「同床異夢，各取所需」的策略性結盟意圖。因此， 烏蘭夫將南蒙古獨立運動收編到中國革命架構之中，並不意味著南蒙古地區民族主義運動的消滅，而是下一階段蒙古民族運動在一個新戰場的開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