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0/03/29 19:51:41瀏覽362｜回應0｜推薦12 | |
| 謝哲青／當小說成為現實的照鏡
https://udn.com/news/story/7340/4451522 2020-03-28 23:47 聯合報 / 謝哲青 故事發生在一座燈紅酒綠、夜夜笙歌的濱海小城。一種古老瘟疫，以最溫柔的速度，緩緩侵入脆弱的文明。 每個人都看到發生的事，大多數人卻選擇視而不見。警醒的醫生，熟悉歷史的少數人，意識到一場前所未有的浩劫，正向小城襲來。不過吹哨人的警告，大家只當做是馬耳東風，一些想蹭新聞版面小人物的無意義掙扎：「沒看見的事，就等於沒有發生」，大多數得過且過的民眾，都沒把蓄勢待發的疫情當回事。 隨著事件愈演愈烈，感染確診、及死亡人數，在統計圖上以陡峭直線攀升，終究紙包不了火，麻木不仁的民眾，粉飾太平的地方政府，被迫與瘟疫面對面。為了阻止瘟疫擴散，當局下了一個嚴峻的命令：封城。在疫情結束之前，誰也不許出去，誰也不能進來。 這則擲地有聲，又異常熟悉的警世寓言，出自於法國作家阿爾貝．卡繆，於一九四七年所發行的《鼠疫》（La Peste），在今天看來，依舊相當新穎。小說彷佛是七十三年後世界的排練劇本，每個步驟，每次推進，幾乎零誤差地上演卡繆的預言；有人說，小說是真實世界的類比，端看你如何理解與應用，這些原只屬於文學範疇的想像。 槍砲與鋼鐵，是推動文明的力量，病菌與病毒，更是如此。成書於一九七六年的《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進一步提出說明：「透過瘟疫，不僅修正人類社群在自然平衡中的位置，更激發出原本壓抑在社會及心理深層的問題。」這波由COVID-19所引爆的傳染風暴，透過又平又擠的全球化網絡，迅速擴散。我們看見世界衛生組織備受質疑的公信與能力、各國政府動員與執法效率、金融市場的不安、社會各級的應變，及個人面對大環境動盪時展現的心理素質，都是一道道嚴格檢視考驗。隨著時序推衍，許多人或許意識到，二○二○年的疫情管控力道，或許到第三季仍無法鬆綁，百業蕭條的現實，入不敷出的窘困，悲觀與恐慌正在生活底層蔓延。歷經這三個月的惶然，人類社會才明白一個古老明確的事實：科技與知識，雖然曾大力扭轉疾病發生的自然過程，但從來沒有把「人」從生態區位中解放出來，終究，人類依舊受制於物競天擇的自然法則。 這也就凸顯卡繆在《鼠疫》，以及後來作品中想傳達的重大訊息：「自我覺醒」，唯有意識到世界的存在，與個人主觀欲求並不直接關聯。卡繆的哲學思想一方面是刺穿了人類自以為的「生命意義」，另一方面卻也解放了我們，讓我們得以重新為自己的人生作出抉擇，創造意義。 或許這場戰爭仍看不到勝利，但並不代表只有耽溺與失去。小說來到最後，男主角面對至親好友的逝去，好像一切又歸於零。但他並沒有就此放棄，實際上，男主角走過了一切，成為這段過往的敘事者，向下一輪太平盛世傳承「知識」與「經驗」。 假使，你不辜負時間，時間畢竟也不辜負你。 在空檔空轉的不安時代中，姑且讓我們透過閱讀，進一步釐清「我」與「世界」的關係，讓冷冷清清的三月天，迎來些許知性的陽光。 （作者為旅行作家、電視節目青春愛讀書主持人） 新冠肺炎肆虐歐美多國，義大利米蘭主教座堂廣場因封城政策影響空無一人。 （歐新社資料照片）(略) ****** 新銳電影灘頭堡金穗獎，為何已成死水一灘？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0954/4450356 翁煌德 28 Mar, 2020 鼓勵新銳電影創作的金穗獎在昨晚（27日）落幕，評審團主席林君陽親自在頒獎典禮直播上頒獎，說明得獎理由或者從缺理由。但許多參與直播觀賞的入圍團隊看到一半，大概都忍不住面面相覷，因為此前只有最佳導演有公布入圍者，沒想到在典禮上頒發最佳整體演出、編劇、女演員、男演員等獎項時，竟意外冒出入圍者名單與入圍片段。 一個獎項在頒獎當下才公布完整入圍名單，且入圍者事前竟渾然不知自己入圍，金穗獎此舉可謂獨步全球，大概在影史上也是首見，實在令人驚喜又驚嚇。另一創舉，則是無視電影專業分工，首創「最佳音效配樂獎」，將音效與配樂兩個不同領域的專業共冶一爐，相信「最佳攝影剪接」等混合種獎項的出現也是指日可待。 再一奇舉，則是讓四部影片入圍學生組最佳紀錄片獎，卻在得獎時宣告從缺。主席林君陽表示入圍作品「都少了一點什麼」。如果這個項目的入圍名單是初選評審的決定，決選評審看了不滿意而決定從缺，那倒是有幾分道理。但金穗獎初選評審和決選評審從頭到尾都是同一批人，既然不願給獎，那一開始又何必讓這些作品入圍（還選了四部片）？ 面對這個爭議，主席以自己當年參賽也遇到從缺的遭遇來勉勵這些入圍者，說當時自己是「檢討自己還能不能更好」。只是，如此無視獎項評選邏輯的決議，就算提出再多理由都難以服眾。 筆者本文暫不談作品，先來檢討金穗獎評審制度及策展團隊。作為看完本屆所有入圍作品的金穗獎忠實影迷，我想先反過來建議沒得獎甚至沒入圍的創作者，無需太急於「檢討自己」，因金穗獎體制的僵化，已是經年累月下來的問題，甚至危害到參與者的權益。 《蟾鳴》劇照。 圖／國家電影中心(略) 最佳女演員《無塵之地》黃瀞怡（小薰）。 圖／國家電影中心(略) 長年同一批評審連任，導致品味停止流動 猶記2017年我曾在個人粉絲專頁「無影無蹤」撰寫〈2017的金穗與1998的金馬——談金穗獎隱疾〉一文，引述導演蔡明亮於1998年宣布退出金馬獎的公開信。沒想到過了三年，我還得再次以同個例子來凸顯金穗獎的荒謬，以下不厭其煩重述一次。 蔡明亮導演當年的作品《河流》（1997）參與金馬獎評選時獲得了評審不懷好意的評價，當他隔年以《洞》（1998）再度角逐時，卻赫然發現前一年的諸多評審竟然獲得連任，遂發表公開信〈金馬獎，對不起了！〉一文宣布退賽。他在文中抨擊金馬獎評審的連任陋習，直言道：「難道這幾位先生已經變成了評審家嗎？」並且措詞強烈地說：「電影潮流、生態、品味日新月異，為什麼每一年的金馬獎都必須交由相同的幾位先生來把關及評鑑，這是什麼意思？」 因蔡導的呼籲，日後金馬執委會修改了規章，讓評審不能連任。在2013年金馬影展的大師講堂當中，金馬獎執行長聞天祥也說：「.......（評審不得連任）好讓品味跟選擇更流動、多元、也不會被某些勢力所把持。」 三年前，我曾撰文呼籲金穗獎不要再讓評審連任或短時間內重複擔任，「讓品味跟選擇更流動、多元、也不會被某些勢力所把持」。當時共有八位電影界先進在十年內擔任至少三次評審以上，其中三人連任四屆之多。此外，被我點名的評審當時也有在該文留言處回覆，因此金穗獎不可能沒有看見。 三年後，請讓我們現在回頭，再來統計看看近五年的評審名單。 2016年（38屆）：李祐寧、鄭文堂、朱全斌、孫松榮、劉蔚然、廖本榕、盧非易 2017年（39屆）：朱全斌、鄭文堂、林君陽、孫松榮、柯智豪、王志欽、曾瀚賢 2018年（40屆）：葉育萍、王志欽、史惟筑、林君陽、柯貞年、柯智豪、蘇珮儀 2019年（41屆）：李亞梅、李天爵、沈可尚、柯智豪、陳潔瑤、傅天余、黃晧傑 2020年（42屆）：林君陽、柯智豪、傅天余、黃晧傑、湯昇榮、孫松榮、曹源峰 擔任至少兩次評審者統計如下： 柯智豪（4次），2017，2018，2019，2020 林君陽（3次），2017，2018，2020 孫松榮（3次），2016，2017，2020 傅天余（2次），2019，2020 黃晧傑（2次），2019，2020 王志欽（2次），2017，2018 鄭文堂（2次），2016，2017 顯然金穗獎依然我行我素，過去多次連任的影人好像也只有鄭導一人不再接任。縱觀上述統計，便知光是五年之內，就有七人擔任過至少兩屆評審，且每一個人都至少連任一次。去年與今年，就有三位評審連任。作曲家柯智豪目前連任四屆，導演林君陽在四年內當了三屆評審，這也讓我忍不住想請教一句：「尊敬的先生們，請問你們是評審家嗎？」主事部會的長官們以及策展人胡延凱先生，您們為何執迷不悟？ 這幾年開出來的評審名單都很「漂亮」，是台灣電影業界頗具盛名、富有公信力與專業能力的人物。可以想見金穗獎（由國家電影中心承辦）或者主辦單位文化部影視局的考量，但一再讓同樣的評審重複擔任，對鼓勵新銳創作的金穗獎而言，絕非好事。長久下來，不免會形塑出入圍作品或得獎作品的模樣（特定類型、議題、形式），甚至讓渴望金穗肯定的學生導演嘗試去迎合那些標準，而這正是鼓勵多元的金穗獎，最不應該走的方向。 缺乏新血注入，逐漸「老化」的評審團 此外，作為國內新銳導演的灘頭堡，金穗獎的評審團也有老化問題，攤開本屆評審名單，評審平均年齡超過40歲。就連藝術聖殿坎城影展，都在去年讓年僅20歲的演員艾兒．芬妮（Elle Fanning）擔任評審，請問金穗獎有什麼包袱放不下？金穗獎時常強調「產業接軌」，如果要談產業，那麼更應該正視台灣電影市場主要消費觀眾群年齡，是落在20至40歲的事實。 近年來，金穗評審納入如曾瀚賢和湯昇榮等業界製片、監製，讓他們接觸創作者，對產業發展而言是有利無弊，且有年長的、資深的電影工作者在評選時提供專業意見也有其必要；但名單絕不該如此不均衡，忽視年輕人的意見。唯有納入更多年輕的創作者、評論者，汲取新生代觀點，方才能與新時代接軌。若再不注入新血，金穗獎只會變成一攤不再流動的死水。 事實上，評審勞苦功高，需要觀賞上百部作品，相信酬勞肯定也不成比例。本文本意並非要譴責這些專業的評審，畢竟問題的根本不出在他們身上（雖然我會強烈建議以上評審明年不要再追求連任），而是金穗獎的便宜行事、不思進取的僵化體制。 最佳導演獎《蟾鳴》導演游翰庭。 圖／國家電影中心(略) 初選決選也是同一批人？粗糙的評選機制 金穗獎或許也意識到要有所改變，於是在今年便推出一項變革，即增設最佳導演一項。本屆評審團主席林君陽在會前記者會上聲稱，賽制的改變會鼓勵到更多優秀的年輕導演。 不過這個獎項的設立，卻引發新的爭議。首先，光是性別比便已經先令人覺得尷尬。本屆有25位女導演作品入圍，佔近乎一半名額，然而一般組與學生組共十個名額的最佳導演獎，竟只有兩位女導演入圍；有許多女性導演傑出之作的一般作品類，則無一位女性入圍。不過這題先按下不表，打算來談談其他面向。 有別於台北電影獎與金馬獎都會進行分階段的評審評選，金穗獎的初選評審與決選評審卻皆是同一批人。換言之，初選既然已經選出了大名單，卻又硬要挑出五個最佳導演入圍者，等同於直接吐露了評審團的偏好，讓其他沒有入圍最佳導演的作品在頒獎之前，就察覺到自己即將淪為陪榜地位。最終得獎名單驗證了我的說法，24個獎項中有13個獎頒給最佳導演的入圍作品，包括兩個單元的最佳劇情片以及一般作品類的首獎。 一般而言，重視產業面向的電影獎項安排個人單項的入圍名單，目的是為了讓媒體容易聚焦，確保得獎者能在場領獎，同時也給予入圍者一個榮譽肯定。金穗獎要走新銳台灣電影的奧斯卡，企圖心可嘉，那理應在事前多多推廣，增加入圍者能見度，包括媒體尤其關注的最佳演員獎。但今年金穗獎卻選擇隱藏入圍名單，使之成為典禮當下的驚喜，著實讓人感到錯愕。 另外，之所以不要期待評審在決選階段改變原先的偏好，也是有跡可循。因為金穗獎評審顯然不同於金馬獎決選評審，不需要被強制在評選之前，集中再看一次自己已看過的片。 從本屆入圍名單的公布時間便能讀出端倪，今年入圍名單是在1月初公布，這代表評審團是在去年12月底左右觀賞完所有入圍作品，且評審應該是使用家用電視或電腦審片（本屆評審團主席林君陽稍早在一篇液晶電視業配文中即證實此事）。這群評審12月看完之後，金穗獎顯然並沒有集中他們在影展期間透過大銀幕重新欣賞這些作品，也不可能硬性規定他們必須要在家重看一次入圍作品（就算規定了也無法驗證評審有沒有做到）。 那麼，這代表評審很有可能在3月底時，是帶著三個月前的小螢幕回憶來進行決選，評選品質的低落可想而知。這將會對創作者造成公平性的損害，加上每個評審家裡的放映設備不同，所能呈現的效果便可能形成落差，細膩地處理影像、聲音以達到理想放映規格的作品，沒有辦法佔得任何好處。事實上，經過三個月後，評審很可能只記得劇情，而不記得細節。 因此倘若要改革，也建議金穗獎必須要落實進行分階段的評選，並且至少必須確保決選評審能夠在電影院當中觀賞作品，以保證所有作品能夠獲得對等的討論機會。這個要求乍聽起來對金穗獎或許是莫大負擔，但這才能夠真正讓參賽者感到公平、獲取充分的尊重，提高獎項含金量。 《主管再見》劇照。 圖／國家電影中心(略) 策展品質低落，與高額獎金毫不相襯 金穗獎今年已屆齡42歲，它曾經有過輝煌歷史，連大導演李安早期都曾受惠金穗獎鼓舞，但這個理應德高望重的獎項，卻顯得為老不尊。除了上述諸多令人詬病外，還有太多沈痾之處。 例如，在全球影展都已經線上化的時代，金穗獎竟然還在要求報名團隊須繳交實體的「光碟片」；例如，金穗獎向報名團隊收取預告片卻沒有上傳，有興趣的觀眾在網路上根本搜不到；又例如，映後座談主持人竟不識金穗獎最佳男主角得主吳宏修。 一而再，再而三的奇聞，讓金穗獎早已失去創作者之間真正的尊重，逐漸淪為「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存在。豐厚的獎金鼓勵顯然是大家報名參賽的主要動機之一，但能從中獲得多少榮譽感便令人懷疑。 提到獎金，金穗獎獎金確實在國內影展鶴立雞群。兩個首獎加起來就有80萬元，金馬獎最佳劇情片也就50萬元，顯見金穗的資源其實相當可觀，但其策獎、策展的品質卻遠遠低於金馬，與如此高的獎金毫不相襯。來年若能考慮將資源重新調整，以更高的預算雇用更專業的團隊執行，至少兩階段的評審（當然要給予合理的評審報酬）等等，相信絕對能帶來正向改變。 小結 今年參與金穗獎的現場體驗，深感現場執行團隊的專業與用心，但是優點似乎也僅止於此。好端端一個新銳電影人的盛會，在網路經營上看不見用心。自開展以來，金穗獎粉絲專頁發文率、觸及率極低，且幾乎沒有放上現場動態資訊、座談紀錄與影人photocall，簡直像是一個不存在的活動。對於新觀眾而言，也無法輕易在介面上找到影展的放映時程與影片簡介，更遑論去現場參與。 金穗獎並不是野雞獎，而是「恐龍獎」，笨重而緩慢，已經漸漸跟不上時代，並且聽不見眾人的嘲諷聲與罵聲，本文雖然用語嚴厲，但無不是希望金穗獎能越來越好。作為許多新銳導演人生的第一站，金穗獎有著指標性的意義，理應慎重辦理，在此勸諫有關單位對金穗獎進行全面性改革，且刻不容緩。 |
|
| ( 知識學習｜檔案分享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