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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和共產主義病毒
2020/06/15 00:04:04瀏覽110|回應0|推薦0
反帝一生的孫文,在中國最喜歡的卻是住進租界。離開廣州後,孫文與宋慶齡住入上海法租界,位於莫里哀路二十九號(今香山路7號)的歐式花園洋房別墅。來訪的朋友絡繹不絕,宋慶齡溫馨好客,在客廳里孫文特地懸掛了一幅華盛頓的畫像,言下之意,主人就是當今中國的華盛頓。

孫文在上海舒適的歐式花園洋房住了兩年的時間,完全遊離當時由胡適和陳獨秀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他享受老夫小妻的溫馨 ,修身養性的同時,也反省,寫文著書。在戰場和政壇的風雲中,孫文始終是失敗的。他也反思,但從未檢討自己的過錯。

他把中華民國的失敗歸咎於沒有用武力徹底摧毀舊的官僚制度, 清廷的殘余勢力以及舊時代的政客,因此無法實現教育改革,經濟和地方自治。實際上正是孫文逃不出槍桿子出政權的暴力思想枷鎖,他的政治謀略僅限於徒勞地尋找軍事聯盟,失去了大多數進步青年的支持,甚至是好奇心。

其次,孫文在上海期間把他的體驗歸納成一冊,題名為《建國策略》。書的第一部分被他稱之為“心理建設”。書中孫文根本沒有提及自己的政治無能與運作上嚴重缺陷,而是怪罪於百姓思想受困於儒家格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尚書•說命中),意思是“不是知道它艱難,而是實行它很難”。而他認為人群可分三類,創造者(被稱先驅或領袖),思想和发現的傳遞者(信徒),余下的就是第三種人,義不容辭,免去思索(即無意識的執行者)。很顯然孫文把自己比作先知先覺的領袖,方向和目標已明,剩下的就是大家該埋頭去實現,即用逆命題“行之非艱,知之惟艱”取而代之。

據最有洞察力的孫文傳記作者里昂.沙曼,“孫文僅是個實用主義者,他的想象力不僅無法被自己身邊的人所接受,同樣無法鼓動參與他征討的那股力量。”這也是孫文的悲劇所在。

1920年年底,孫文的追隨者陳炯明和親孫文的許崇智打敗桂系的沈鴻英部隊,重新奪回廣州。雖然陳炯明建議孫文繼續呆在上海,但在得到親信廖仲愷和汪精衛、以及民國海軍和一些地方部隊的支持下,孫18日回到廣州。如果孫文聽從陳炯明的安排,繼續久居上海,就此退出政治舞台,著書列傳,肯定會在中國近代歷史留下正面的痕跡和地位。然而,一味迷戀於統一和總統的夢幻,孫文的人生出現一個重大轉折,從個人的悲劇演變成至今依然籠罩中國大地的民族災難!

圖15,左,陳炯明曾任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民國政府陸軍部總長兼內務部總長;右,吳佩孚,晚清秀才,北洋軍閥中曾經為實力最雄厚的軍閥之一性格正直清廉。董必武對他得評價:“吳氏做官幾十年,有過幾省地盤,帶過幾十萬大兵,他沒有積蓄,也沒有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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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炯明自小成長在一個優越的家庭環境,他是個秀才,並以“最優等生”畢業於廣東法政學堂。1909年加入同盟會。民國成立後他曾任廣東代理都督。陳炯明是個有相當影響的民國人物,他是個理想主義者,相信非暴力無政府主義,希望結合區域主義和社會主義把廣東建設成全國模範省。在他主政期間,有效控制民間的賭博和吸毒,積極辦學发展教育,同時鼓勵出版和言論自由。

而孫文到了廣州後,為了得到地方各省的擁護,口是心非地打出地方自治的聯邦制旗幟,但實際上不僅對陳炯明的廣東自治不聞不問,而且還極力反對,因此與陳炯明的隔閡日趨嚴重。1922年吳佩孚在直奉戰爭中獲勝,控制了北洋政府,為了結束國家分裂狀態,他提出徐世昌和孫文必須提出辭呈,並邀請黎元洪出任代總統。徐世昌,在1918年起就由段祺瑞控制的安福國會選上北洋政府的總統,他為顧全大局,立即同意下野。然而孫文始終處心積慮北上武力推翻北洋政府,與北洋政府談判中提出一個吳佩孚所無法接受的條件,即民國政府總統的位置應屬於他的。

吳佩孚出身商家,本人也是秀才,後來投筆從軍。吳佩孚屢次立戰功,並在曹錕的提攜下,從營長一直成為北洋軍閥中實力最濃厚的首要人物。 1922年夏天,蘇聯派出蘇共中央委員,猶太人越飛(Adolf A. Joffe, 1883-1927)前往北平,企圖在北洋軍閥中尋找其代理人。越飛第一個感興趣的入選就是吳佩孚。

吳佩孚不光是生活清廉,沒有三妻四妾,更具有民族的高亮節氣。盡管當時的北洋政府財政拮據,吳佩孚非常鄙視拿蘇聯的槍炮打內戰的劣行,更不用說必須承諾條約中那些有利於蘇聯霸占蒙古的條款,他斷然拒絕與蘇聯的任何合作關系。因吳佩孚反對把膠濟鐵路的權益出賣給日本,而成了直奉戰爭的導火線;同時中俄談判破裂也是因他不接受割讓蒙古。

除了民族大義,從人格而言,吳佩孚也何止高孫文一籌。他做人的原則有:不納妾,為官清廉,他痛恨喪權辱國的租界,因此拒絕走進洋人的非法租界,更不用說入住。特別是華北淪陷日偽後,寧為一介平民,也拒絕為日本人合作,愈現其晚節彌堅。西方列強始終把孫文的南方革命政府視作非法的叛亂集團,與此絕然相反,吳佩孚在西方享有很好的聲譽,其北洋政府得到西方國家的認同和支持。為此,1924年4月22日吳佩孚被美國時代周刊選為封面人物,對中國人來說還是首次。

盡管孫文始終不遺余力地謀求歐美政府的援助,但他在那里已失去信譽,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馬格魯德準將(John Magruder,1887-1958)路過廣東時,觀察到孫文的人生中只有一個動機,為達到自我,沒有約束,沒有他人的利益是不可犧牲的。接替馬格魯德準將的美國新任武官也有類似的見解,“孫文的目光只盯著北京,他深信整個中國將在他的腳下,整個民族都將服從他。”美國住北京大使,科瑞(Charles Crane,1858-1939)雖然作為外交家,出言比較克制,但還是把孫文形容為虛偽,好高騖遠,脫離實際的政客。幾乎所有在華的西方外交界人士把孫文貶作“毫無道德底線的冒險家,為達到目的可以完全不惜犧牲民族的利益。”同時美國的輿論對孫文的評價更是極為負面和刻薄。紐約時報簡單地把他描述為“那個南方政府中完全不可信賴的,朝三暮四,毫無廉恥的代言人”。

即使天下真有奇跡,孫文也已失去了從西方政府拿到分文的可能性。他企圖動用廣東政府的稅收作為北伐的經濟來源,遭到陳炯明斷然拒絕,由此兩人发生無法調和的沖突。孫文對自己的內外孤立毫無自知之明,竟免去陳炯明廣東省主席之職,並下令陳炯明下屬葉舉的部隊撤離廣州。事與願違,1922年6月16日孫文事先獲知葉舉兵變,孫文認為他應獨自活命出逃官邸,而讓自己妻子宋慶齡的生命為他作極為冒險的掩護,繼續留在住宅。第二天早上葉舉還以為孫文被困,先開炮,士兵再在一片捉拿孫文的叫喊中沖入住宅。幸好宋慶齡在貼身侍衛的保護下突破重圍,但已有生孕的她在慌亂、荊棘叢生的逃生中不幸流產,並被醫生告知永遠失去生育的機會。據宋慶齡對摯友的私人信件中流露出,她對不義丈夫的不滿。
( 時事評論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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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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