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1945年所獲得的國際地位，應是一個簡單明了的歷史事實，每一個中國人，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都應為之驕傲。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沒有任何根據


　　老高按：“只提1949，這是以中共為本位；重視1945，這才是以中國為本位。”這個觀點，是我整整十年前在北京聽一位前輩學者說的。他說這句話，是針對中國究竟從什麽時候開始復興、在全球舞台贏得尊重而言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他認為，應該比中共的說法，即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大聲宣告的1949年10月1日，提前四年。作為一個新政權的領袖，毛澤東當時這麽說，有其政治現實需要，我們能夠理解；但是時過境遷，放在更長的時段來看，這個說法並不符合歷史事實。
　　前一段讀到德拉瓦大學程映虹教授的文章《被“1949年”打壓了60年的“1945年”》，談的也正是這個問題。我很同意他的看法，推薦於下，供各位討論。（昨天有位“邏輯專家”批評我的文章“總是把結論放在首位，論據服從結論。看題目就明白”。這位仁兄熱衷與人罵戰，卻好像完全不懂：用標題來提煉、概括全文要表達的意思，正是古往今來取標題的最常見也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不過，今天跟他開個玩笑：上面這個標題，該不是將結論放在標題上吧？）
　　前幾天我介紹了馬勇研究員的文章《對於民國，我們其實很陌生》，程映虹教授所講的這方面史實，或許就是我們最感陌生的部分。
　　昨天讀到崔永元一則推特文字，據稱是他在華盛頓演講所說：“台裏（當然指的是央視——老高註）規定所有稿件中不允許出現“納稅人”“公民”，因為納稅人說的多了，怕納稅人意識到自己是納稅人了，公民說的多了，怕人民知道自己是公民了，就有權力說真話了。”以此類推，少提甚至不提1945，是不是怕人們醒悟到近代中國的許多成就和進步並非中共、更非毛澤東的功勞？
　　習近平上任之後，立即流傳起這樣的說法，甚至還編成歌曲：“毛澤東讓中國站起來，鄧小平讓中國富起來，習近平讓中國強起來。”這種說法最早從何而來，我沒有查到，但是最重要的官媒新華社、人民日報都熱衷於傳播（例如中共十九大期間的許多報導），期望用這樣簡明扼要的排比句塑造人們的歷史記憶和現實認知。這讓我再次想起馬克·吐溫那句俏皮的名言：“當真相還在穿鞋，謊言已經跑遍半個世界。”（A lie can travel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 while the truth is putting on its shoes.） 

　　被“1949年”打壓了60年的“1945年”

　　程映虹，縱覽中國

　　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崛起”為世界強國的時候，我們必須澄清一個被有意搞混的問題：中國徹底扭轉自1840年以來的頹勢，開始了民族復興大業並走向世界大國，不是在1949年，而是1945年。
　　在1945年，中國有一個被法西斯國家及其仆從所仇視但被世界上絕大多數政府和政治力量（例如各國反法西斯的流亡政府）所承認的統一的民族政府。在這個政府的領導和協調下，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包括中國共產黨）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強大援助下，不但贏得了捍衛國家主權的戰爭，收復了台灣和東北，而且出兵東南亞，為在亞洲太平洋戰場上打敗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人民堅苦卓絕的抗戰扭轉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任人欺淩的形象，贏得了反法西斯陣營的尊重，標誌著“半殖民地”地位的所有不平等條約至此都已終止，中國第一次在世界歷史的重大事件中扮演正面和強者的角色，不但被列為世界五強，而且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尤其是常任理事國。從一個在自己領土上被迫接受列強的特權的弱國，到一個在國際事務上享有特權的大國，中國靠的不是過去的列強地位（英法），也不是超強的軍事實力（美蘇），更不用炫耀恐怖的蘑菇雲，而是在民族抗戰中用卓絕勇氣和犧牲精神換來了世界大戰和國際事務中的重要地位。
　　有人可能會說：中國當時不明明還是一個弱國嗎？開羅會議上中國利益不還是受到損害了嗎？再說，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不是羅斯福出於美國利益硬給安排的嗎？對於前兩個問題，有一個很簡單的答案：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都是一個由弱變強的過程，沒有哪個國家突然在某一年在政治經濟軍事國際關系上全面崛起為強國的，但在這個過程中總會有一些階段性的或者某一方面的標誌性事件。如果當時的中國弱到其利益在開羅會議上還能被妥協被損害的地步（損害中國的恰恰是支持中共的蘇聯而非美國），那更說明這個五強之一的名義來之不易。至於羅斯福的“恩惠”說，國際政治上從來沒有免費的午餐，世界五強之一這個名分，是中國在經歷了長期的犧牲和貢獻之後應得的報酬和實惠。羅斯福認識到這一點，排除了蘇聯和英國的反對，幫助中國獲得了世界大國的頭銜，為以後的中國成為真正的世界大國創造了條件，這總比被毛澤東稱為“中國人民的朋友”的斯大林當時力圖以強權恢復沙皇在中國東北的殖民利益，更值得中國人感謝吧？
　　除了國際意義，1945年給中國國內政治生活帶來的希望也是近代史上少有的。
　　國民政府領導抗戰帶來的威望使它成為1911年以來在人民心中最具合法性的中央政府；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戰勝法西斯的歷史過程為消除地方割據和實現民族團結奠定了基礎；抗戰後期國統區的民主氣氛和各黨派都能對國家大政方針暢所欲言的環境為實現民主憲政準備了條件；社會的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有充份的保障，連指責執政黨是法西斯獨裁、要求軍隊國家化的報刊都能公開出版發行；主要反對派中共一度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階段”口號，也顯示了自1927年以來一直進行你死我活的政治和軍事鬥爭的兩黨並非沒有避免沖突的可能性。所有這些都說明中國國內政治環境有朝著良性有序和平寬容方向發展的希望，體現在1946年初各黨派坐下來共商國是的“舊政協”上。
　　今天從這個角度回顧1945年，如果說“舊政協”為什麽失敗和國共雙方誰該為內戰負責、或者誰有更大的責任這些問題牽涉到黨派利益和意識形態的話，那麽我想中國在1945年所獲得的國際地位，應該是一個簡單明了的歷史事實，每一個中國人，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都不但應該承認而且應該為之驕傲。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是沒有任何根據的。1949年以來的官方不但從來就避免談論1945年給中國的國際地位帶來的巨大變化，甚至連中國當時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都不承認，說中國的獨立是1949年的革命所帶來的，理由是1949年以後“帝國主義被趕出了中國”，但又從不告訴人民當時中國究竟被多少國家承認、不平等條約有沒有被廢除這些關鍵問題。
　　這裏的“趕出”無非是外交關系的中斷、外資的國有化和西方國家在華宗教文化慈善事業的終止。但是，這些變化的性質是一個國家國際關系的變化，而不是從殖民地到獨立國家的變化。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和中國革命相比的是霍梅尼的伊朗革命（伊朗人認為那場革命趕走了西方勢力，但卻從來不認為它給伊朗帶來了“獨立”，這個事實說明，即使是伊斯蘭極端主義政權對於本國歷史的連續性也有起碼的尊重），而決不是發生在越南、阿爾及利亞和非洲絕大多數國家的民族獨立鬥爭。但在官方的世界歷史敘述中，中國1949年的革命往往被魚目混珠，放在這個世界範圍內民族獨立浪潮之中。
　　不久之後中國的走上“全盤蘇化”的道路，更說明了這個變化的實質。值得指出的是，當毛澤東宣布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時，唯一在華享有特權、在中國旅大建有軍事基地的不是西方國家，而是蘇聯（美國在華曾經有過的軍事設施都是為二次大戰服務的，和帝國主義不沾邊，而蘇聯在中國的軍事基地建立於戰後，理由就是為了維護蘇聯的安全，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霸權主義）。蘇聯的這個帝國主義特權在“新”中國又維持了將近10年，成為對“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的絕妙諷刺。
　　“1945年”就是這樣在中國大陸被“1949年”壓制了半個多世紀，直到最近10年才有所鬆動，其對歷史的扭曲，曾經到了連國民黨軍隊在抗戰中為國捐軀的烈士墓都難逃厄運的地步。這種壓制的歷史作用，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主義合法性提供了主要資源：一個給自己民族帶來獨立的政權，當然是一個勞苦功高的政權。“1949年標誌著中國結束了半殖民地的歷史獲得了真正的獨立”，以此為核心的歷史教育和官方宣傳長期以來如此“深入人心”，以至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中國人雖然知道1949年以前連蘇聯都在南京有大使館以及諸如此類的很多歷史事實，但“毛澤東給中國帶來了獨立”這樣的謊言仍然是他們下意識的一部分。然而就在歷史記憶和政治宣傳上壓制“1945年”的同時，建立於1949年的政權卻在1972年取代台灣進入聯合國並順理成章地成為常任理事國，從“1945年”這顆民族的大樹上摘下了最大的一個桃子，至今享用不盡。
　　如果沒有“1949年”，“1945年”給中國創造的條件和指明的方向，可能會大大縮短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歷程。今天在中國終於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世界大國時，我們應該認識到長期以來用1949年打壓1945年，這不是作風正派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所為，應該被今天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所唾棄。如果對暴虐的秦始皇，都在歷史教科書上一條條地把他對“中華民族”或者“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的貢獻，從版圖到度量衡數到了唯恐漏掉一條的地步，那麽在同一本教科書上寫清楚：1945年的中國不但是一個獨立的而且是有世界影響的國家，難道就會置自己於死地嗎？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十二月圖片主題：嘉樹）

　　西班牙巴塞羅納一個街心花園裏，這棵大樹成了孩子的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