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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9/09 12:13:28瀏覽3001｜回應0｜推薦13 | |
 孫中山在畢生孜孜探索與謀求祖國統一的過程中，一直把光復臺灣作為革命目標之一，並為此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對臺灣近現代歷史進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擬以臺為革命基地，兩度派人赴臺建立革命組織 甲午戰爭之前，受國內改良主義思潮影響，孫中山傾向於用“和平之法”改良政治，以達到民富國強的目的，並於1894年6月上書李鴻章，提出了改良政治和社會的主張。但李鴻章既沒接見，也沒采納他任何意見。殘酷的社會現實使孫中山認識到走和平改良的道路難以成功，只有革命才是挽救中國危亡的唯一出路。同年7月 25日，甲午戰爭爆發，看到戰爭中清政府所表現出的腐朽無能，孫中山越發堅定了以革命救國的決心。1894年10月，孫中山懷著革命的遠大抱負去檀香山 “擬向舊日親友集資回國，實行反清復漢之舉”。他聯絡到了20多名愛國華僑，於同年11月在檀香山創立了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興中會章程》譴責了清政府的腐朽無能，揭露了帝國主義列強企圖瓜分中國的卑劣行徑，表達了對中國前途的憂慮之情：“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膦，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入會誓詞明確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主張。為擴大興中會組織，準備武裝起義，1895年1月21日，在香港成立了興中會總部。同年4月17日，清朝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把臺灣割讓給了日本。孫中山聞訊，義憤填膺從為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準備在是年10月26日重陽節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但由於機密泄露，起義失敗，孫中山被迫流亡國外，但他一直沒放棄對革命的努力。與此同時，孫中山時刻關註著已淪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的前途和臺胞的命運，並擬以臺灣作為反清鬥爭的據點。他曾兩度派人赴臺宣傳革命思想，建立革命組織。 第一次是派人創立興中會臺灣分會。1897年，興中會會員陳少白向孫中山建議，“臺灣割給日本已幾年，不知被攪到怎樣的地步。我兩人困守一方，無從發展，希望能夠到臺灣活動，把那裏的中國人聯絡起來，發展成我們的勢力，豈不勝待在這裏？”孫中山非常贊同這一提議，於是陳少白開始了艱難的臺灣之行。陳少白到臺北後，先是見到了興中會會員楊心如，當時已是一家茶行的司賬。後見到茶行的少東家吳文秀，他們談的十分投機，陳少白遂到茶行住宿，並經介紹認識了有共同革命抱負的廣東巨商趙滿潮、容祺年等。隨後陳少白到臺南，但日本警察廳派了4個偵探暗中監視，夜裏還分開睡在陳少白的寓所四鄰，使陳少白的活動受到極大地限制，只好重返臺北，聯系楊心如、吳文秀等人，以楊心如的住宅為會所，成立了興中會臺灣分會，會員5至6人。雖然人數較少，但這是革命黨人首次在臺灣建立革命據點，把革命思想的種子播撒到了臺灣。 第二次是派人創立同盟會臺灣分會。隨著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各地革命團體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孫中山從革命形勢中受到莫大的鼓舞，當即聯絡各地革命組織，在日本東京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同盟會，並確立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後來把“十六字政綱”闡釋為以民族、民權、民生為內容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給臺灣的光復事業指明了鬥爭的方向。1909年，孫中山指派同盟會會員王兆培到臺灣活動，發展組織。在王兆培的影響下，臺南籍的翁俊明宣誓加入同盟會。同年9月，同盟會漳州機關任命翁為交通委員，負責臺灣的事務，同時宣告中國同盟會臺灣分會的成立。臺灣分會的成立，進一步增強了臺灣同胞爭取回歸的信心和決心，激勵著廣大臺灣民眾與大陸人民同生死、共患難，為徹底擺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而不懈奮鬥。其會員一度發展到76人，但因日本當局的鎮壓，4 年後被迫宣告解散。 心系臺灣，一生曾四次蒞臨臺灣 在派人赴臺建立革命組織的基礎上，孫中山曾4次蒞臨臺灣，促進了革命思想在臺灣的傳播，激發和培養了臺胞的民族精神和愛國情感。 孫中山第一次赴臺是1900年9月28日。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帝國主義以此為擴大侵略中國的借口，向京津地區進犯，此舉嚴重削弱了清政府的力量。孫中山認為“今日事機已發，福禍之間不容發，萬無可猶豫”，於是開始積極籌劃惠州起義，並作軍事部署如下：將指揮惠州起義的全權付與鄭士良；要陳少白、楊衢雲等人到香港籌備軍需的接濟；鄧蔭南、史堅如等人赴廣州組織策應：孫中山坐船折回日本，轉渡臺灣指揮，如革命軍打到廈門時，即從臺灣內渡，組織革命軍回攻廣州，得手後組織臨時政府。時任臺灣總督的日本陸軍大將兒玉源太郎陰謀借孫之勢力擾亂廈門，進而伺機侵占福建，於是允諾惠州起義發動後援助人力和武器。 1900年9月28日，孫中山抵達臺灣基隆，並設置指揮機構於臺北新起町（今長沙街一帶）。起義開始後進展迅速，捷報頻傳。孫中山十分高興，即催促臺灣總督兒玉履約協助武器。不料日本國內政局發生變化，新任首相伊藤博文不準臺灣總督與中國革命黨接觸，嚴禁日本軍官支援革命軍。由於武器缺乏，革命隊伍被迫解散，這次轟轟烈烈的惠州起義宣告失敗。11月上旬，臺灣總督府對孫中山下達逐客令，孫中山遂於11月10日離開基隆。惠州起義雖然失敗，但在臺灣擴大了革命的影響。 孫中山第二次赴臺是1913年8月5日。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計劃到廣州圖謀再舉，不料船至福州得知廣東軍閥龍濟光宣布站在袁世凱一邊“討伐”討袁軍。孫中山在福州日本領事館武官多賀宗之的協助下，於8月4日乘日輪“撫順丸”離福州赴臺灣觀察局勢。5日晨抵基隆，下榻臺北禦成町梅屋敷（今中山北路一段46號）。日本殖民當局害怕孫中山與臺胞接觸而加劇臺胞的反日情緒，因此封鎖孫中山來臺消息，且在其周圍派便衣憲兵多人跟蹤、監視，孫中山只得短暫停留後於當天下午4時乘輪“信濃丸”駛往神戶。 孫中山第三次赴臺是1918年6月1日。1918年5月 4 日，“護法運動”失敗後，孫中山被迫辭去護法軍政府大元帥一職。經與國民黨人商議，決定去臺灣宣傳革命。據隨行的戴季陶回憶：“此時我總理孫先生，唯一的希望是：到臺灣會會臺灣同胞，發表意見，宣傳主義，喚起民族意識，鼓吹愛國精神。臺灣同胞也很歡喜，以充分的熱誠，準備歡迎。然而臺灣總督府用盡阻撓方法，不使我中山先生與同胞晤談。……其政策是意圖使臺灣同胞永久不受革命思想的刺激，而永為日本帝國主義下的愚民……”在臺灣當局的阻撓破壞下，孫中山在臺灣只待了一天就被迫乘船離臺去日本，致使以臺灣為海外革命基地圖謀再舉的計劃落空。 孫中山第四次赴臺是 1924年11月15日。 1924年，隨著全國革命運動的形勢不斷高漲，軍閥內部發生了重大的分化。10月，直系愛國將領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導致直系政府的垮臺。馮玉祥電請孫中山到北京去商討和主持解決時局問題。為了徹底推翻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實現全國的和平統一，孫中山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決定北上，並在《北上宣言》中重申了反對軍閥及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的主張。11月13日起程，15日途經基隆時最後一次到了臺灣，不過這次未曾上岸即轉而北上。 辛亥革命在臺灣 《馬關條約》之後，臺灣雖然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但臺灣的有識之士始終認識到臺灣的前途命運與祖國聯系在一起。在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的鼓舞和影響下，臺灣人民展開了一系列的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武裝鬥爭，這些鬥爭以“驅逐日寇，光復臺灣”為目標，成為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以1913年12月羅福星領導的苗粟起義與1915年5月余清芳領導的武裝起義的規模和影響為最大。 1912年12月，同盟會成員羅福星集合“十二同誌”秘密赴臺宣傳革命思想。他們以臺北大稻埕為基地，分頭進行地下活動。羅福星經常往來於臺北苗栗之間，通過華民聯絡會館黃光樞及臺胞謝德春、付清風、黃員敬等，以“華民會”、“三點會”、“同盟會”、“革命會”等名義秘密發展組織。1913年3月，已在臺北、基隆、新竹、桃園等地發展人員近萬人。那時，臺南關廟、新竹大湖、臺中南投、東勢角相繼發生秘密準備起義事件，羅福星的活動引起了日本警察的註意，日方大肆搜捕，羅因而於12月I8日被捕。他在《大革命宣言》中悲憤的寫道：“哀哉我臺民！概自日本亡我臺灣，奪我財產，絕我生命，日本苛政無所不用其極，豈有諸君甘心常受此苛政之下乎？”1914年3月3 日，羅福星等20人被日本臨時法庭判處死刑，即日執行。羅福星慷慨就義，留下遺詩一首，雲：“海外煙氛突一島，吾民今日賦同仇。犧牲血肉尋常事，莫怕生平愛自由。槍在右肩刀在腰，軍書傳檄不崇間。爺娘妻子走相送，笑把兵事行解嘲。背鄉離井赴瀛州，掃空東庭指顧問。世界腥膻應滌盡，男兒不誤大刀還。彈刃如雨炮如雷，喇叭聲聲戰鼓催。大好頭顱誰取去，何須馬革裹屍回。”這首詩表達了一位革命家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其精神激勵著愛國誌士繼續進行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武裝鬥爭。 1915年，余清芳等人以臺南附近的西來庵為據點，秘密建立組織，準備武裝起義。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正強迫袁世凱賣國政府接受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並強占青島和膠州灣，激起全國人民的反日浪潮，臺灣人民對日本的可恥行徑也十分痛恨。余清芳見時機成熟，就發表文告，號召全體臺胞“奮勇爭先，盡忠報國，恢復臺灣”！日警得訊大驚，立即開始大搜捕。余清芳倉促發動起義，與日軍血戰七晝夜，終因彈盡糧絕而失敗。余清芳等866人被日寇判處死刑。這次起義犧牲之慘重為歷次起義所未有，但它愈加激發了臺胞的愛國主義熱情。 孫中山彌留之際仍不忘臺灣；臺胞深切懷念孫中山 孫中山為革命事業耗盡了畢生的心血和精力。他於1924年2月11日在北京協和醫院病榻上，仍心系著臺灣。據戴季陶1927年2月5日在黃埔政治部對臺灣革命青年團所作的演講中所說：“總理逝世前，我在北京侍疾，總理談及了和日本有關的二三重要事項。總理說：‘我們對日本應該主張的問題，最少限度有三項：（一）是廢除日本和中國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二）是使臺灣和高麗最低限度獲得自治；（三）是日本不得阻止蘇聯和臺灣、高麗接觸。這是我們對口本最低限度的主張。’由這件事，我們可以了解總理雖在病中，還在愛護臺灣的同誌和臺灣同胞的革命。”孫中山在彌留之際仍念念不忘受日本殖民統治壓迫和奴役的臺灣同胞，而臺胞在得知孫中山死訊後，也通過各種方式表達了對孫中山深切的哀思之情。 臺灣大學學聯在一副挽聯中表達了對孫中山的崇敬與哀痛之情：“八百萬臺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四十年祖國未竟事業，合我輩其誰分擔？”《臺灣民報》繼報道《願中山先生之死不確》後在社論《哭望天涯吊偉人》中寫道：“夢嗎？真嗎？3月13日的電報又說中山先生死！可是這次似乎真的死了！想此刻四萬萬的國民正在哀悼痛苦罷！西望中原，我們也禁不住淚泉怒湧了！”臺北有誌社於1925年3月24日在臺北文化講座舉行追悼會，“是夜大雨淋漓，街道泥濘不能行，到會者仍有五千人之多。但因會場太窄，最多只能容得三千人，於是不得入會場在場外敬禮嘆嗟而去者實有兩千人之多。入會場者盡佩一黑布條，態度嚴肅悲戚，自七時起到十時止，無私行退場者，可見臺灣人對先生之熱誠。”被日警禁止念誦的悼詞中寫道：“唉！大星一墜，東亞的天地忽然暗淡無光了！我們所敬愛的大偉人呀！你在3月12日上午9時30分這時刻已和我們永別了麽？四萬萬的國民此刻為了你的死日哭喪了臉了！消息傳來，我島人五內俱崩，如失了魂魄一樣，西望中原，禁不住淚浪滔滔了！……中國的同胞喲！你們要堅守這位已不在了的導師的遺訓：革命還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哪！先生的肉體雖和我們長別了，然而先生的精神，先生的主義，是必永遠留著在人類的心目中活現。先生的事業，是必永遠留著在世界上燦爛！”強烈表現了臺胞的哀悼之情及繼承孫中山遺願的決心。 總之，為了挽救中國危亡，實現祖國的獨立統一，孫中山一生都在不懈地進行著革命實踐活動，敗而不餒，愈挫愈勇。其革命精神與實踐曾激勵臺灣人民為擺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而不懈奮鬥。抗日戰爭爆發後，臺灣同胞與大陸人民一起，繼承和弘揚了孫中山的愛國革命精神，為光復臺灣、完成民族復興的偉大歷史使命，與日寇進行了長期堅苦卓絕的鬥爭，為抗戰的最終勝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1945年10月25日，慘遭日寇蹂躪迫害長達50年之久的臺灣，終於重新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  （摘自2009年第6期《文史精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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