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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開放的、“相容並包”的時期，因爲南北統一、經濟發達，所以中外文化交流也十分頻繁，很多外國宗教在隋唐之際傳入中國並有所發展，如從波斯傳來了祆教（拜火教）、摩尼教以及基督教的一個教派－－景教，從大食傳來的伊斯蘭教。而漢代傳入中土的佛教，則在唐代達到鼎盛時期，不但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宗派，而且基本上完成了佛教的中國化、本土化，形成了別具一格、影響深遠的禪宗。佛教在唐代之所以得到長足發展與當時統治者的大力提倡、推崇有著密切的關係。
唐皇室祖籍隴西成紀，開國皇帝李淵的祖父李虎是西魏八柱國之一、北周開國元勳，並與鮮卑族女子有姻親，西魏時被賜姓大野氏，隋文帝時才恢復了李姓，所以，嚴格說起來不算“正宗”漢人。南北朝少數民族統治中原已久，人心思漢。唐建立後，李氏王朝一方面爲擡高身價門第，神話統治，一方面爲標榜自己是純正漢人血統，與道教所奉教主李耳敘家譜，以教主後裔自居。唐太宗曾頒佈《令道士在僧前詔》。高宗乾封元年（西元666年）又尊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從而在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確立了唐初“道先佛後”的局面。但唐代對佛教的政策依然是開明、積極的，多次以官方形式加以強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唐皇室七次恭迎供奉佛骨。
佛骨又稱舍利（子），是佛教鼻祖、古印度迦毗羅衛國淨飯王之子釋伽牟尼涅磐火化後留下的遺骨。據說，中國法門寺輾轉得其一指骨，唐朝時，法門寺即因此被定爲皇家寺院和內道場，是當時四大佛教聖地。唐皇室首迎佛骨發生在唐太宗時期，據《集神州三寶感通錄》記載：“貞觀五年，岐州刺史張亮素有信問。來寺禮拜……古老傳雲，此塔一閉，經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聞之，以貞觀年請開，剖出舍利示人。”唐太宗第一次迎奉舍利，只是開啓法門寺塔基，在當地舉行儀式，供奉塔下瘞藏的佛骨，並未迎送到京城長安。
唐代第二、第三次迎奉舍利都與女皇帝武則天有關。第二次發生在唐高宗顯慶四年（西元659年），僧人智琮、慧辯等人入宮談及法門寺內舍利，高宗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法苑珠林》）於是令智琮、慧辯和王長信一道去法門寺迎奉佛骨至長安供養。第二年三月又敕請舍利往東都洛陽，龍朔二年（西元662年）送還法門寺，前後經歷四年，規模宏大。第三次是長安四年（西元704年），女皇帝武則天命鳳閣侍郎崔玄韋和華嚴宗實際創始人高僧法藏、綱律師等到法門寺迎奉佛骨，法藏等人入塔行進七晝夜，然後開啓。人們奔相走告，“頂缸指炬者爭先，舍財投寶者恥後”。佛骨在法門寺停放數日後，除夕日迎至西京崇福寺，西京留守會稽王率官屬五部衆“投身道左，競放異供，香花鼓樂之妙朦聵亦可睹聞”。次年正月十一日迎入神都洛陽，當時盛況空前。也就是這一年，武則天即退位、隨後駕崩，佛骨便滯留洛陽。直到景龍二年（西元708年）二月十一日，中宗爲法門寺塔題名“大聖真身寶塔”。二月二十五日，令法藏等造白石靈帳一鋪，與舍利同歸法門寺。中宗、韋後還以發代身供奉舍利。1978年，在法門寺塔西南地下發現了這一收藏頭髮供養的石函，蓋上銘文曰：“大唐景龍二年歲次戊申二月乙丑朔己卯，應天神龍皇帝（中宗）、順天翊皇后（韋後）各下發入塔，供養舍利。溫王，長寧、安樂二公主，鄭國、崇國二夫人亦各下發供養。”至此，第三次迎奉才告結束，此次迎奉曆武周、中宗兩朝，前後五年，是唐代歷次迎奉時間最長的一次。
武則天崇佛與其統治有關。一方面，她要以周代唐，少不了一改唐初道前佛後的狀況，盡力扶植佛教，打擊道教。所以在天授二年（西元691年）她頒佈了《釋教在道教之上制》，規定：黃衣在玄衣之上，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在道士之上，從而確立了佛教優先的地位。另一方面，作爲中國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女皇帝，她必須爲其統治的合理合法性尋找理論根據，而佛教正好提供了這樣的根據。佛教宣揚衆生平等，男女皆有佛性，皆能成佛，而且佛教中某些菩薩在民間流傳中爲女身，如觀世音菩薩，無形中提高了女性在教中的地位。另外，佛教自身也密切配合統治者的要求，如宣傳武則天是彌勒佛轉世，又撰《大雲經》，說武後稱帝是受諸天命云云。因此，在武則天統治時期，唐代出現了一個狂熱的崇佛高潮。第二次迎奉佛骨時，武則天已經左右朝政，與患風眩病的高宗並稱“二聖”，她在東都洛陽舍其所寢衣帳真絹逾千匹，又按中國傳統的土葬制度，爲佛骨營造了價值連城的金棺銀槨，數有九重，極爲富麗，這實際上是她爲以後專權稱帝作的弘佛前奏曲。第三次，身爲皇帝、氣數將盡的武則天又極盡奢華排場之能事，在西元705年一月十一日舍利入洛陽城時，敕令皇宮王公以降，洛城及附近全部民衆傾城恭迎，精事幡華幢蓋，太常親自具樂奏迎，置舍利於明堂之上，她自己則齋戒三日後焚香沐浴，身心皆淨，頭面盡虔，再請法藏和尚捧持佛骨，普爲善禱，舍賜金銀財寶無數。
唐中宗本來信佛，但在恢復地位後，他還是恢復了唐初的崇道抑佛的政策，只因爲不久韋後掌權，佛教依然得勢，至開元盛世一直不衰。唐肅宗時便有了第四次迎奉佛骨的活動。唐代宗大曆十三年（西元760年）所立《寶塔銘並序》碑記載：“我肅宗文明大聖大宣孝皇帝纘承丕緒，恢復盛業，德包有截，化或無垠，以澤及四海爲勳華。……上元初（西元760年）五月十日，敕僧法澄、中使宋合禮、府尹崔光遠啓發（舍利）迎赴內道場，聖躬臨筵，晝夜苦行，從正性之路，入甚之門。以其年七月一日展如初……詔賜瑟瑟像一鋪，事金銀之具……玉簡及瑟瑟數珠一索，金袈裟一副，沈檀等香三百兩以賻之。”
《舊唐書·德宗紀》記載了唐代歷史上第五次詔迎佛骨的情況。唐德宗貞元六年（西元790年）正月，“岐州無憂王寺（即法門寺）有佛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乙亥，詔送還本寺。”《資治通鑒》亦有記載雲：“（貞元）六年春，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諸寺以示衆，傾都瞻禮，施財巨萬。二月乙亥，遣中使複葬故處。”
肅宗和德宗統治時期正處於安史之亂以及剛平亂不久，國家由盛轉衰，動蕩不安，財政困難，因此，這兩次迎奉佛骨的活動規模較以前都有所減小，持續時間短，所賜舍財物亦少，影響不大。
第六次迎奉佛骨因爲韓愈的激烈反對而廣爲人知。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春，唐憲宗想迎佛骨入宮中供養，一時轟動了長安城。韓愈以其一貫的反道、反佛的立場上了道措辭嚴厲的諫書，逆拂龍顔，憲宗大怒，差點要了他的命，後來幸虧宰相裴度等人求情才免一死，被貶爲潮州刺史，他還始終無悔。在往潮州路上，賦詩言志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爲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惜殘年。”（《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昌黎先生集卷十）依然把皇帝大張旗鼓地迎奉佛骨之“盛事”稱爲“弊事”。可謂立場堅定，鬥志頑強。。
韓愈是自命承緒儒學道統的人物，他和同時代的李翺等是宋明理學的先聲。他之所以激烈反佛、道，是想恢復自魏晉以來旁落的儒學一統的至尊地位。兩漢時期，經過董仲舒等儒生和當權者的努力，儒學曾被擡到大一統的重要位置。但魏晉以後的三百年間天下大亂，西漢以來建立的道德準則和倫理規範被逐漸打破，名教或禮教變得僵化而倍受攻擊。加之戰爭頻仍，人們朝不保夕，普遍産生了對生命的幻滅感，於是，玄學、佛教大盛。而隋唐以來，天下一統，經濟發展，國泰民安，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便開始尋求一種更多的講求秩序和制度的統治思想，即儒學。所以，有學者稱儒學適合治世，佛、道合適亂世，是不無道理的。
另外，中國佛教在隋唐達到鼎盛，唐代共有佛教寺院四萬多所，僧尼三十多萬人，寺院所占土地上千萬頃，蓄有奴隸十五萬多人，寺院經濟和僧侶地主勢力的膨脹，直接影響了封建國家的財政收入和世俗地主的經濟利益，這是終唐一代反佛鬥爭一直不斷的經濟原因。韓愈是後期反佛的主要代表，其上表和被貶是當時反佛鬥爭的一件大事。
韓愈在《論佛骨表》中痛斥佛教說：“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九）他又作《原道》、《原人》等集中批駁佛、道，態度鮮明，言辭激烈，一點不講情面，也難怪龍顔大怒。
但當時的種種反佛鬥爭並沒有能遏制佛教的發展態勢和當時人們的崇佛心理，這從韓愈反對的第六次迎奉佛骨盛況中可以看出。
《舊唐書·憲宗記》載：“（元和十四年春正月）迎鳳翔法門寺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刑部侍郎韓愈上疏極陳其弊。癸巳，貶愈爲潮州刺史。”而《資治通鑒》的記載更詳細些：“（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僧衆迎之。（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曆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不及。有謁戶充施者，有燃香燒頂供養者。”連韓愈也不得不承認，佛骨所到之處，人們“焚頂燒指，百十爲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唯恐後時”。
唐代最後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迎奉佛骨活動發生在懿宗時期。“鹹通十四年春（西元873年），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群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駕者。上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浮圖、寶帳、香輿、幡、幢、蓋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間，導以禁軍、兵杖、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亙數十裏。儀衛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爲彩樓及無遮會，竟爲奢靡。”（《資治通鑒》）《杜陽雜編》又載：鹹通十四年四月八日，佛骨入長安，懿宗親至安福寺，“親自頂禮，泣下沾衣”。上有所好，下必好之。皇帝一帶頭，大臣、百姓有的斷臂供佛，有的燒頭“爍頂”，富者還廣造彩樓，以水銀爲池，金玉爲樹。其奢華和狂熱不難想象。而這種奢華和狂熱還發生在不久之前唐武宗爲打擊極度膨脹的佛教寺院經濟勢力而下令大力滅佛之後，可見佛教的影響終唐一代都是很大的，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是深遠的。
同年，懿宗晏駕。年底，僖宗將佛骨送還法門寺，下令關閉地宮。唐朝不久以後便滅亡了，法門寺也慢慢衰落下去，直到1987年，人們在重建法門寺真身寶塔時，發現了淹沒地下千餘年的唐代地宮，四枚舍利再現於世。隨之出土的還有懿宗、僖宗供奉的大量金銀器、琉璃器、瓷器、絲織品、珠寶玉器、漆木器等二千多件及部分武後繡裙等物，法門寺又一次轟動了全國。
唐皇迎奉佛骨的目的，大多於公是保國平安，祈民富裕；于私是求福延壽。但有趣的是，除了第一、二次，其餘五次都是發生在統治者自覺統治危機之時，而多數皇帝迎奉佛骨後也未能善終。武則天二次迎佛骨當年即讓位于李顯並病死；中宗以發代身送還佛骨，同年便被妻女毒死；肅宗迎奉佛骨次年駕崩，憲宗迎奉當年誤吞金丹，死於非；懿宗亦於迎奉三個月後去世。其後三十年，唐朝便滅亡了。歷史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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