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意義上，老子的《道德經》宛如英國古典學者傑利·透納（Jerry Toner）的名作《如何豢養一隻奴隸》。傑利·透納精巧地創造了古羅馬貴族、奴隸主馬庫斯·希多尼斯·傅可斯 （Marcus Sidonius Falx）這一虛構人物，通過這位虛構人物之口揭示了古羅馬貴族購買、豢養、訓練奴隸的秘訣。比如，一定要有獎懲制度，給予福利可提升奴隸的士氣；明確的責任制，加入競爭因素，防止奴隸偷懶；奴隸是資產，可以適度鞭策，但別打死他們；讓奴隸結婚，奴隸的家人就是你的人質等等。此類天書，只能秘不示人；一旦洩露天機，則天下大亂也。

習近平要用「中國夢」這種超級毒品麻醉人民，《道德經》在中國就只能出版一本，只能由他一個人在密室中閱讀和領會——但是，如果沒有學者對之加以註釋和講解，小學文化水準的習近平自己能讀得懂嗎？

哈佛的明星聲譽，來自它長期位居美國頂尖學府，同時也是不折不扣的長春藤名校。「燙金」的學歷不光可以讓人謀得一份好工作，很多人相信經由哈佛校園洗禮薰陶，尤其有助培育領袖氣質。它是教育機構，但富貴崇隆的面貌，已然被賦予了更多意義。儘管有過因族裔而來的歧視風波，走進哈佛予人的觀感，總也好過走進中聯辦。

2009年，這間自許是以「神聖的目的插手人間事務」的大學，做出了一項創舉，校方把當代知名哲學家桑德爾教授的「正義」課堂實況，剪輯成影片對外公開播出，立即引起熱烈討論，「桑流」的風采一路席捲到亞洲，連Youtube上也以不同翻譯文字瘋傳，甚至被稱為哈佛最紅的一堂課。同時，課堂內容也轉檔成了文字，即曾在台灣被廣泛引用的《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桑德爾的教課之所以獲得廣泛回響，一來當然有其「哈佛因素」，校方決定把這門課向全球公開，等於讓所有人都有機會一窺這座明星學術殿堂的堂奧，透過影片中古典的教學禮堂，多少滿足了「原來這就是哈佛」的好奇心。當然，真正為人震撼的，還是桑德爾向全世界示範了什麼是哈佛式的思考力訓練，他以古來即存的「正義」為主題，由此將理性帶進公領域，引導學生交互辯證，然後為自己的正義觀說出道理。

例如，自教學影片公開至今，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桑德爾曾舉出一個令人陷入道德兩難的困境，也就是：「你作為一名電車駕駛員，電車在高速行駛下，你忽然發現煞車壞了，前方正好有五名施工工人，你若撞上去，施工工人會沒命，忽然發現前方有個分岔，在分岔另一段僅有一個工人施工，你會怎麼做？」也許多數人會選擇犧牲一人，來救另外五個人，不過，若換個立場，「今天你不是駕駛員，而是一名站在天橋上的路人。看著電車駛過來，這次軌道並沒有分岔，但你身旁有一個大胖子，若把胖子推下天橋會擋住電車，可以救了五個人，你會怎麼作？」於是，恐怕多數人又認為不該把胖子推下去。

由於高雄市長韓國瑜訪港澳，並進入中共機構中聯辦。台灣掀起一波「反共潮」。對於中共官方的急統政策，筆者認為受害最深的是仍然抱持「一中各表」的國民黨。因為，習近平的講話已經明確表白統一的國家意志。筆者主觀且善意的認為，韓國瑜和一般台灣民眾缺乏敵情教育，對於共產黨的認知太過一廂情願。進入中聯辦是何等大事？當然，高雄市長無法賣台。但是，韓市長卻向國際間釋放一個訊號，就是台灣地方首長呼應了習近平的「對台宣示」。

媒體人楊憲宏先生在電視講，根據他掌握的資料，中共軍方鷹派對於台灣的最終處置是：「留島不留人」。台灣2300萬人內遷，或許是新疆、西藏或是內蒙與東北......台灣島變成中共的軍事基地，用來抗衡美國的第一島鏈。

筆者認為，這並不是危言聳聽。我們從歷史的角度看一看。當年清朝打下鄭氏政權後，就是先要漢人內遷。對於治理台灣，大清天朝才沒興趣，根本不想來治理你這化外之地。當年的台灣當然和今天的台灣不可同日而語。清朝當年只是不要讓台灣成為不定時炸彈，三天兩頭出一個人要反清。

台灣的地理位置至為關鍵，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台灣孤懸海外，七省以為門戶，控制了台灣海峽的一邊。日本維新後，急欲掌握兩條生命線，一是朝鮮，二是台灣。前者衍生出征韓論，後者則欲以台灣為基地，南進中南半島。牡丹社事件後，清朝派沈葆楨等人來台督辦軍政，當時清朝已經認識到不能消極對待台灣問題。中法戰爭後，就正式置台灣省，派劉銘傳擔任第一任台灣巡撫。這是當年清朝的作法。

同樣地，中共一旦拿下台灣後，如何有效治理台灣，這才是大問題。一國兩制最初就是鄧小平針對台灣所提的方案，港澳只是為欺騙台灣的樣板。不是因為台灣尚未回歸，港澳民眾的處境可能更淒慘。

辛灝年先生說，中共一旦統一了台灣，對你們鎮壓將遠遠超過了對大陸民眾的鎮壓，因為你們曾經享受過民主自由。從我的觀點來看，中共真的統一了台灣，對於大陸民眾來說正好是一種羞辱。因為我要是中國人，我一定會問：憑什麼兩制啊？一樣是中國人，憑什麼台灣可以享受自由民主，我們反而不能？所以，中共要不就徹底民主化，要不就一定要摧毀台灣以平民憤！

《冷戰》（Cold War，又譯《沒有硝煙的愛情》）是本屆奧斯卡我最愛的入圍電影，它不獲一獎，我不為憾，覺得是它的驕傲。

「我們相識，重逢；我們失落彼此／我們又重新團聚，重新團聚。然而我們又失散……在這生命的旋渦中，生命的旋風吹得我們團團轉。」

——《冷戰》那些高度冷凝的黑白影像內裡是熾熱的痛苦，讓我想起這幾句《祖與占》（Jules et Jim）裡的經典唱詞。

波蘭音樂家維克托和民歌手祖拉，一見鐘情，相約逃亡西方世界，經歷無數離離合合，在大時代的傾軋中，驟然被畫上界線。這樣被分割的兩顆心的外延隱喻，就是冷戰時代被劃分得支離破碎的歐洲大地。

波蘭，位處歐洲的重心位置，歷劫也總是首當其衝。它的藝術家、詩人一貫是最有歐洲意識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米沃什就是最突出者，無數詩篇和文章對之哀悼與反思。波蘭新浪潮電影也如是，現在又有帕維烏·帕夫利科夫斯基，從上一部傑作《修女艾達》的苦澀內省，到這一部《冷戰》的顛沛流離碧落黃泉的愛的追尋，不變的，是一顆傷痕累累的歐洲之心的隱忍。

我完全能理解這對亡命鴛鴦最後的選擇，這是不得不如此的絕望，也是從容的對時代的直面，十字架前致死的藥丸變成了純潔的聖餐。於是兩人最後共坐的田野路旁小凳，讓人想到塔可夫斯基《鏡子》裡母親與父親初見時她所跨坐的圍欄。結局與開始，竟都因為一個鐵幕時代的背景而純粹，體現的，是最不自由的社會中最自由的精神。

自由，在詩人蘭波的字典裡，意味著「生活在別處」。電影的最後一句台詞也呼應了這，「我們過去那邊吧，那邊風景好些。」似乎是這些不安於命運的人的宣言：永遠生活在那邊。那邊是哪邊？不應該是左是右，是西是東。以前人常常愛說那邊風景更好，現在到處都是「那邊」，但這邊的監視制約從未稍停片刻。

選擇第三條道路，其實是挑戰冷戰時代的非黑即白。電影裡民歌團迫於政治壓力把民歌變成斯大林頌歌，與後來維克托讓法國女詩人把祖拉唱的民歌翻譯成法語現代詩，其動機是差不多的。祖拉明白這一點，她生存的殘酷早就教曉了她，因此她才會在巴黎毅然離去那一地浮華。

不過，話說回頭，其實，翻過那個春天的山嶺，翌年春節，胡太明及其祖父，這對情感篤真的祖孫，又在黃昏時分一起出了門。這次為的是去看元宵節花燈。不料，那晚，在一片擠著爭睹藝妓的混亂人群裡，老祖父不巧挨上了警察的棒棍，一個踉蹌，還是跌進了驚惶的時代。 

《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台灣小說風景》。（印刻提供）

＊作者為作家，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吳濁流文學獎、九歌年度小說獎、台灣文學金典獎等。著有《文青之死》、《其後それから》、《史前生活》、《霧中風景》等書。本文選自新著《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台灣小說風景》（印刻文學），授權轉載。（原標題：春天的山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