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拉薩陽光照耀，寧靜祥和。寺廟裏的宗教活動一切正常，許多僧人表示：“我們不希望任何破壞與動亂”。

　　《國際先驅導報》報道，經歷了一年前的那場騷亂之後，拉薩的民眾逐漸走出悲傷，恢復平靜的生活。然而，在海外，“藏獨”分子卻無視這一切，依然時刻在尋找時機製造事端。3月10日和14日正是近期他們“採取行動”的機會。

　　匆匆一別50年

　　3月10日，“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北部達蘭薩拉舉行活動，紀念所謂的“西藏自由抗暴”50週年。

　　而事實卻是，50年前的這一天，達賴喇嘛發動武裝叛亂失敗，出逃印度。此後，每到這一天，達賴喇嘛都會發表講話，煽動“流亡藏人”甚至是境內僧人聚眾鬧事。今年同樣如此。

　　法新社、美聯社等外電報道稱，3月10日前後，印度、尼泊爾，以及歐美等地的“流亡藏人”都不同程度地舉行了集會、示威遊行等活動，以紀念“達賴喇嘛為首的藏人被迫流亡整整50週年”。

　　據德國之聲電臺報道，在接受採訪時，部分“流亡藏人”表達了重歸故土的希望。只是，他們也許還沒有醒悟到，正是他們的“領袖”達賴喇嘛一再犯下的錯誤，使他們50年前的匆匆一別變得如此漫長。

　　1959年，在達賴的鼓動下，約有13000名藏人和達賴喇嘛一起流亡到印度。其後一兩年間，約6萬多藏人陸陸續續翻越喜馬拉雅山，到達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地，成為“流亡難民”。

　　剛抵達印度時，達賴喇嘛先在莫索爾安營居住，但由於當地氣溫較高，讓“流亡藏人”感覺水土不服。最終，印度總理尼赫魯選擇了氣候與拉薩接近的達蘭薩拉“出租”給“流亡藏人”使用。這些“流亡藏人”哪能想到，他們在達蘭薩拉一住就是50年。

　　達蘭薩拉位於喜馬偕爾邦的西北山區，分上下兩部分。下達蘭薩拉海拔1250米，基本是當地印度人居住。海拔約1800米的上達蘭薩拉被稱為麥克勞德，意為“ 小拉薩”，人數只有8000多人，規模只相當一個鄉鎮，為藏人聚居區，也是達賴喇嘛的寓所以及所謂“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所謂的“西藏流亡政府”倣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了政治體制與行政架構，依靠 “西藏內閣(噶廈)”、“西藏人民議會”以及“最高法院”對全球海外“流亡藏人”實行控制與管理。 

　　從南亞走向歐美

　　與50年前相比，“流亡藏人”的分佈已經發生了極大變化，不再局限在南亞，而是走向了歐美各國。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亞所所長胡仕勝介紹，目前海外“流亡藏人”數量約為17萬人，除去定居印度的近11萬人，及生活在尼泊爾的3萬多人，其他“流亡藏人”分佈在31個國家與地區。

　　歷史資料顯示，“流亡藏人”從印度和南亞地區流向西方始於上世紀60年代。胡仕勝介紹，1961年4月1日，在瑞士紅十字會的幫助下，39名藏人從尼泊爾前往瑞士，這是第一批去西方國家定居的藏人。

　　如今，瑞士已發展成為歐洲最大的藏人社區。據熟悉內情的人估計，瑞士起碼有3000到4000名“流亡藏人”，大多生活在瑞士的德語區。英國則是歐洲的第二大藏人聚居區，達賴設在倫敦的辦公室2008年稱，那裏有650名左右的藏人。除此之外，歐洲的比利時、荷蘭、法國、義大利以及北歐都相繼接受了少量藏人。

　　在歐洲之外，美國和加拿大則逐漸接納了數量更多的藏人。20世紀70年代，加拿大開始從印度和尼泊爾接收首批228名藏人。1990 年，美國國會則通過法案，決定向印度和尼泊爾的“流亡藏人”簽發1000份移民簽證。“西藏流亡政府”駐紐約辦公室2008年稱，約有9000人定居美國，短期簽證的更多。

　　近年來，更多的藏人流向加拿大，因為在那裏他們更容易獲得難民身份，從而更容易入籍或享有與當地人同等的社會福利。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研究西藏的學者Seonaigh MacPherson曾在其論文中提到，2001年到2006年間，移居加拿大的“流亡藏人”人數增加了3倍，達到4275人。另據統計，澳大利亞、紐西蘭兩國的“流亡藏人”數量大約共有320多人。

　　受到“藏獨”教唆和威脅

　　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代研究所研究員劉洪記看來，真正支援“藏獨”的“流亡藏人”為數很少，但他們之所以經常製造事端，正是受到“西藏流亡政府”及達賴本人講話的鼓動以及“藏青會”等各種“藏獨”組織的教唆和威脅。

　　“歐美勢力也在推波助瀾。‘藏獨’活動一經曝光，鬧事分子更容易申請美國簽證。這樣一來，甚至有藏人將組織‘藏獨’分裂活動作為謀生的職業。”劉洪記說。

　　據悉，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西藏流亡政府”就不斷地在各地設立所謂的“駐外機構”，目前其“駐外機構”共有14個，分別派駐美國、英國、日本、印度、尼泊爾、法國、澳大利亞、瑞士、巴西、南非、俄羅斯、蒙古、匈牙利等國和台灣地區。

　　除了“西藏流亡政府”這樣所謂的“官方組織”以外，胡仕勝表示，達賴集團還有著龐大的“後援團”，而“西藏問題”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國際知名度”，與這些所謂的“非政府組織”強大的活動能力密切相關。 

　　在去年的“3·14”事件中成為焦點的“西藏青年大會”正是達賴集團中最大的“藏獨”組織。它於1970年10月7日在達賴的授意和支援下成立，先後在國外建立了81個分會，號稱有3萬多會員。此外，較大的“藏獨”組織還有“西藏婦女會”“自由西藏學生會”“前政治犯協會”“西藏全國民主黨”等。

　　胡仕勝指出，達賴集團的“後援團”還包括“國際西藏運動”“自由西藏運動”“西藏委員會”“西藏之友”等以直接支援達賴集團各種訴求為已任的380個專門組織，它們連同西方院校裏支援達賴集團的450多個學生組織，共同構成了一個龐大的達賴集團支援網路。

　　“如今這些組織顯然已經成為達賴集團在歐洲開展活動的急先鋒與骨幹，逐步演變為境外‘藏獨’活動的中堅力量。”胡仕勝說。

　　“流亡藏人”之所以能在國外不斷製造事端，與歐美勢力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援助密不可分。劉洪記指出：“直到現在，美國依然是‘流亡政府’最大的資助者。”

　　胡仕勝介紹，美國國會的美元援藏計劃，成為西方援助流亡集團的經濟後盾和“流亡藏人”的精神支柱之一。“國會在每年審議財政撥款法案中都以種種名義予以西藏流亡者實在的美元支援，每年給西藏流亡分子的直接撥款達200多萬美元。”

　　除了經濟上的援助以外，通過涉藏議案和議會活動，表示對達賴的支援，則是歐美國家慣用的伎倆。近日，歐洲議會和美國眾議院通過涉藏議案，正是歐美勢力以“西藏問題”要挾中國的集中體現。

　　歐美：洗掉了的“高原紅” 

　　走在比利時安特衛普的唐人街上，有時會看到身著色彩斑斕藏裙、梳著很多條辮子的婦人在漫步；在瑞士的蘇黎世，鬧市的人群中偶爾會閃現膚色黝黑的藏人面孔。不出意外的話，這些都是從鄰近藏人社區來逛街的“流亡藏人”。

　　事實上，除了“流亡藏人”的大本營印度，在歐洲、北美和澳洲也零星散佈著一些藏人社區。青藏高原藍藍的天和喜馬拉雅白白的雪，造就了心地純潔的藏民族；但這些“流亡藏人”，由於“西藏流亡政府”及其“後援組織”的“努力”，已經成為一群正在漂去喜馬拉雅印記的人。

　　一般對漢人不理不睬

　　與生活在印度、尼泊爾等地的“流亡藏人”相比，這些移居北美和歐洲的“流亡藏人”，幾乎可以說生活在天堂。

　　在印度，法律規定“流亡藏人”不能擁有土地和財產，只能租借。除非修改法律，否則他們在印度是永遠的流浪者。而歐美地區的藏人不僅生活水準相對較高，也可以擁有自己的財產。難怪上世紀90年代美國宣佈向藏人派發移民簽證時，“西藏流亡政府”不得不通過抽籤決定哪些人可以申請該簽證。 

　　在北美和歐洲的藏人接受較高水準的教育，也在當地的工業和服務業中就業，有的甚至已經入籍。記者在歐洲的幾次藏人集會中看到，一些年輕一代的藏人已經洗掉了“高原紅”，膚色和普通的東方人無異。

　　當然，由於長期受到片面宣傳，這些藏人一般對漢人不理不睬，反倒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員們出於種種原因，積極與中國媒體記者打招呼。一般說來，這些人都能操流利的英語，精明強幹。比如，達賴的駐歐代表格桑堅讚，其英語、德語極其流利，據說達到母語的水準。達賴最近幾次訪問歐洲，格桑堅讚如同“師爺”，形影不離地在達賴身邊“提詞”。然而，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陷，藏語不精通了，更是抵觸漢語。

　　海外示威總是同一撥

　　海外藏人社區當然是“流亡政府”極力控制的對象，也是其在海外勢力的據點。去年10月，達蘭薩拉開始組織歐洲藏人社區舉行所謂“全歐藏人代表大會”，以進一步加強其影響力。不過，這些藏人生活在西方多元會社會，年輕一代又接受西式教育，其政治取向也傾向於多元化。

　　根據一些藏人的公開表態，可以判斷他們大致分為三派：一是強硬派，主張不惜一切手段實現西藏獨立，這也是“藏青會”得以生存的土壤；二是支援所謂的“中間道路”派，這是達賴極力拉攏的對象，目前在藏人社區中佔上風；第三是維持現狀派，這一派主張維持現狀，但對目前西藏存在不足的地方加以改進。

　　在歐洲，每年一到“3·10”等敏感日子，“流亡政府”往往要組織藏人到中國駐歐各國使領館前示威。不過有趣的是，這些示威往往並不是在同一天。原來，由於拉不到足夠的人數，他們往往把散居在幾國的藏人集中起來，輪流到各地使館示威。有荷蘭的朋友告訴記者他的發現：在中國駐荷蘭使館前示威的藏人，就是前一天在中國駐比利時使館前示威的那一撥。

　　“後援組織”預算第一

　　在西方，支援達賴及其“流亡政府”的非政府組織魚龍混雜，這些“後援組織”全球多達380多個，影響力較大的有“國際西藏運動”“自由西藏運動”“西藏委員會”等。

　　其實，不要以為這些組織有多高尚，它們不過是打著“人權”和“支援西藏獨立”的旗號，多爭點西方政府資助和私人捐款罷了。記者曾看到，“國際西藏運動”在向媒體分發的材料中如是表明自己的“功績”：2006年，該組織從美國爭得的“直接援助”為735萬美元。記者也曾見到“國際西藏運動”的一位女藏族負責人，面對鏡頭聲淚俱下，幾乎要昏倒，10分鐘後等媒體一離開竟開懷大笑，手舞足蹈，好像是示意剛才“表演”得不錯。

　　而記者在和一位擬邀請達賴訪問的“西藏中心”官員聊天時，發現她對西藏的一些常識性問題都不甚了了。她腦海裏想得更多的是“預算”：儘量把達賴請來，拉到更多的贊助。 

　　尼泊爾：被蠱惑的青少年 

　　 “我們很想爸爸媽媽……”次仁（化名）和其他幾個女孩大約16歲上下，兩年前從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受人慫恿，跟隨他人非法越境來到尼泊爾。

　　“他們說會把我們送到達蘭薩拉，在印度有免費教育，還可以到歐美留學。”次仁覺得很委屈，眼睛有點濕潤，“可是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我們到了那裏沒地方上學，也沒有工作。”

　　“她們真的很可憐”

　　“她們真的很可憐，到了我這裡不肯走，說‘求求你，給我們個工作’。我實在不忍心，就先把她們收了下來。”來自內地的李老闆說起第一次見到這些藏族女孩時的情景，噓唏不已，“但是，去年‘藏獨’鬧事時我也很擔心，因為那些人放出風聲說要砸中國人開的店，而我和這些女孩說起來也是素昧平生……”

　　“他們叫我們去大使館跟前鬧，還說去了給發錢，但我們應付著就沒去。”次仁說，“老闆是我們的恩人，給我們工作和食宿，我們不會去的，也不會做對不起她的事。”

　　去年3月10日起，來自印度達蘭薩拉的“藏青會”“藏婦會”“自由西藏學生運動”等“藏獨”組織骨幹潛入尼泊爾，鼓動“流亡藏人”甚至逼迫藏族青少年上百次衝擊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

　　次仁們算是幸運的。記者在現場看到，被煽動衝在前面和尼泊爾警方對峙、衝突的多是青少年，而那些“藏獨”骨幹則在現場附近拿著手機指揮、清點人頭。

　　其實，這些參加“藏獨”活動的青少年，多數也和次仁面臨同樣的問題：沒有合法身份，沒有工作。“藏獨”組織有大量西方贊助，加入進去或參與其活動就能獲得資金支援，因此那些被誘拐出境的藏族孩子，很容易就被籠絡和利用。

　　僅1/3獲得公民身份

　　“說他們是難民？可是他們還開著帕傑羅（越野車）。”一位住在藏人聚居區的尼泊爾人對記者說。

　　據“西藏流亡政府”調查，在尼泊爾和印度的藏人平均收入都略高於這兩個國家的居民平均收入，但真正能有錢買得起好車的，還是那些能大量獲得“藏獨”活動經費的人。這些經費有的通過捐款、撥款給寺廟、學校和尼泊爾當地非政府組織，再轉到“藏獨”組織；有的則通過高價購買“藏獨”組織操縱的公司、賓館等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等形式輸入。 

　　目前，在尼泊爾的藏人3萬多名，其中約1萬已獲得尼泊爾公民身份，另有1萬左右獲得聯合國難民署的“難民”身份，還有大約1萬沒有任何合法居留身份。但自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尼泊爾就不再允許給後來的非法入境藏民發放身份證和難民證。

　　加德滿都是非法越境者的主要中間站，也是主要聚居地，藏人主要居住在斯瓦揚布寺、博達佛塔等地。凡有大的“藏獨”活動，都在這兩處策劃展開。還有3000０多名藏人住在著名的國際旅遊城市博克拉，位於加德滿都西部140公里左右。另有少部分藏人散居在邊遠的山區縣，如木斯塘、古隆和索魯孔布等地。

　　普通在尼藏人的主要生計是貿易。他們通過貿易公司與國內的親朋故舊做進出口生意，如從國內進口藏民生活所需，並向國內輸送佛像、銀器和玉石等工藝品。

　　擾民引發憤怒

　　“你要買項鍊、佛珠嗎？”夜幕將至，兩名婦女在博克拉著名的費瓦湖邊偷偷地靠近遊客，兜售口袋裏的手工藝品，“我們是西藏來的。我們賣的比那些店舖便宜，而且都是從西藏來的貨。”

　　記者碰到過的這一幕，現在已成了當地商會的攻訐對象。尼泊爾雖然經濟不發達，但工商業行會規矩明白無缺。博克拉的手工藝品經營業者，一談到這些流動藏人攤販就忿忿然。

　　在尼“流亡藏人”除了生意上的“不公平競爭”，還在“藏獨”活動時對當地人生意造成影響。去年在加德滿都博達地區，一些小型的“藏獨”活動就是因為擾民、影響旅遊區生意而被當地尼泊爾居民驅散的。

　　印度：他們的身份叫“難民” 

　　印度達蘭薩拉，一所藏民的房子前。

　　一名藏人將自己的孩子高高舉過頭頂，大叫：“嘿！看你能不能到拉薩！”這名藏人解釋說，“到拉薩”是很多藏人的口頭禪，如果說哪一個小孩“能夠到拉薩”，那就意味著這個孩子將有大福氣。

　　拉薩，“流亡藏人”心中的聖城。即使在異國生活多年，他們仍然保持著家鄉的傳統口頭禪。記者在達蘭薩拉接觸到的多數“流亡藏人”，都難掩自己的思鄉之情。 

　　“難民”身份

　　“爸爸媽媽都在家裏，我出國這麼多年都不能回國去看看他們，只能偶爾打一打電話，真想回去看看家人。”說這話的藏族青年畢業於蘭州西北民族學院，1999年來到達蘭薩拉。他告訴記者，有少數老資格的“流亡藏人”看不起新來的藏人，覺得他們粗魯、缺乏教養，受漢人影響太深。

　　另一名藏人則告訴記者，他從國內四川藏區來到達蘭薩拉已經10多年了，但始終沒有結婚成家，因為“我的心還是在家鄉”。

　　到目前為止，在印度的“流亡藏人”近11萬。據了解，他們生活得並不如意。1959年跟著達賴到印度的很多西藏人，都因為不適應印度的氣候等原因很快死去，倖存下來的人也被印度政府徵發到偏遠的山區修路。當時普遍的營養不良和傳染病，奪取了很多在修路藏人的生命。而這些藏人在印度出生的子女，現在依然屬於“難民”，這樣的身份意味著他們在生活中需要面對許多的困難。

　　一名在這裡出生的年輕藏人告訴記者，由於這裡的就業機會很少，很多年輕人都離開這裡，到其他國家尋找發展機會，而留在這裡生活的藏人則會從傳統藏族文化中尋找生活的意義。每到傍晚，老老少少的藏人圍坐在寺院，僧侶發出嗡嗡的頌經聲，佛教寺院裏十分安靜，裏面開有各種佛學學習班。

　　發“西藏財”

　　一走進達蘭薩拉，人們就可以在崎嶇不平的窄巷裏看到身穿傳統藏袍的老婦和髮式新潮的年輕人擦肩而過。而街邊的小攤上，到處可見印有“藏獨”旗幟或者“藏獨”字樣的T恤衫。

　　因為在達蘭薩拉能近距離接觸藏族文化，這裡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遊客。他們當中有短期度假的印度家庭，有西方國家的佛教徒，也有尋找生活意義的人，甚至還有好萊塢明星。作為國際旅遊熱點地區的達蘭薩拉，狹小街道兩旁佈滿了網吧、酒吧、夜總會、餐館。單單旅遊，每年就為這個小鎮的居民帶來可觀的收入。

　　一家旅遊紀念品商店的印度老闆表示：“每天光顧我商店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很多來自發達國家的遊客出手大方，因此我也算發了‘西藏財’。”

　　低調的“難民中心”

　　達蘭薩拉有一座帶有綠色鐵窗的建築，相對於周圍五光十色的旅遊紀念品商店、網吧和酒店，它顯得格外低調。這裡是“西藏流亡政府”設立的“難民接待中心”，專門接待那些剛剛從國內來到達蘭薩拉的藏人。

　　一名從國內來到達蘭薩拉的藏人透露，他花了5000多元人民幣，才託人帶他走小路穿越喜馬拉雅山進入尼泊爾，再輾轉來到這裡。這名藏人說，他聽說有的藏人在徒步翻越喜馬拉雅山時，由於腳趾被凍壞甚至需要把腳趾切掉。

　　“ 流亡政府”和一些西方“非政府組織”對從國內來到達蘭薩拉的藏人，會做一些安置：6歲以下、沒有父母陪伴的小孩，將送到“流亡政府”的孤兒院中撫養；6歲到17歲的孩子，會送到“流亡政府”設立的兒童村，並按不同年齡分至兒童村學校中不同的年級讀書；18歲以上的青年，也會送到“流亡政府”設立的“成人學校”裏學習；老年人則有“流亡政府”的老人院接收。而所有的費用，都由“流亡政府”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