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推進，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統治搖搖欲墜，全中國大陸的解放指日可待。早就覬覦西藏的帝國主義勢力，加緊了策劃“西藏獨立”的步伐，圖謀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納入西方勢力範圍。較晚插手的美國，則想把西藏作為在冷戰中遏制新中國的一個基地。

　　“驅漢事件”和“親善使團”

　　1949年6月下旬，西藏噶廈在印度駐拉薩代表處代表黎吉生的精心策劃下，發動了又一次“驅漢事件”。黎吉生詭秘地對西藏“外交局”局長柳霞？土登塔巴說：“拉薩有很多共產黨的人，留他們在這裡，將來就會充當內應，把共軍引進來”，並拿出了共產黨人的名單。①這一偽造的情報，使西藏上層驚恐不安。黎吉生還直接向達扎攝政進言：“目前正值中國政局大變時期，你們要立即把漢人驅逐出拉薩，如不這樣，勢必會裡應外合引進共產黨”。於是，噶廈經過緊急商討後，決定於7月8日由首席噶倫然巴？土登滾欽“召見”國民黨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代理處長陳錫璋①，限令辦事處及其下屬單位人員必須在兩周內離開拉薩，同時通知了國民黨政府在廣州的行政院。當時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及其下屬的小學、電台、氣象測候所等單位人員共有300餘人，在藏軍的威逼下，分批經亞東撤離出西藏。②這是一起明目張膽地策劃“西藏獨立”的嚴重步驟。此時已遷至廣州的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立即發表聲明：“西藏地方當局，此項措施，無論於理於法，實多未合”。行政院同時致函噶廈：對此事“深為駭惋”，“希即撤銷前議，迅速恢復中藏固有關係”③。

　　西藏當局斷絕了同中央政府的電報聯繫，卻同英國、印度保持著密切的郵電來往。國外從黎吉生的電報中獲知拉薩發生“驅漢事件”後，英國路透社於7 月27日稱：“英國從未承認中國所說的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並受中國統治的說法”。8月10日，美國合眾社也說：“西藏當局利用中國之困難，可能完全脫離中國名義上的宗主權”。西藏當局此舉也是對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公然挑戰。

　　早在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作戰前後、蔣介石逃離南京時，美國共和黨就大肆攻擊杜魯門總統“丟掉了中國”。美國當局出於內政的需要，一改以往明確表示西藏屬於中國的態度，開始關注“西藏獨立”問題。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司的露絲？培坎發表政策評述說：“一旦共產黨在中國獲得勝利，美國不應當繼續認為西藏是在中國當局權力範圍之內”。她主張立即派遣美國官員赴拉薩預先建立秘密聯繫。美國駐印度大使韓德遜贊同培坎的意見，催促這樣的代表團盡快派出。④經美國駐印度大使館與西藏噶廈官員夏格巴聯繫，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廣播評論員勞威爾？托馬斯（Lowell Tomas，又譯湯姆斯）父子於8月進入西藏。他們同攝政達扎以及噶廈高級官員進行密談，鼓動西藏建立有技術的游擊隊，接受技術訓練和軍事援助等。托馬斯父子在西藏活動了兩個月後返回美國，在機場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宣稱：“美國就要擔負起維護西藏獨立的責任”。托馬斯很快受到杜魯門總統的接見。後來他又向國務卿艾奇遜建議，要美國給西藏以更多的現代化武器，幫助他們抵抗進入西藏的中共軍事力量。西藏地方當局因為有美國人的來訪而受寵若驚，急切希望得到美國的支持和援助。11月19日，美國外交人員在新德裡會見了噶廈官員索康和有權勢的邦達倉家族的一位代表。索康告訴這些人說，美國是“最強大和最有力量的國家”，並且是西藏的唯一希望。①這樣，美國就逐漸取代了英國，成為西藏分裂勢力的主要支持者。 

　　為加快擴軍備戰、改善藏軍裝備的步伐，西藏地方當局同印度政府聯繫，由印度派人來西藏探討軍援和擴軍問題。9月，印度派其駐錫金政治專員達亞爾帶著尼赫魯致達賴喇嘛和攝政達扎的信函到達拉薩，與噶廈進行了具體磋商，確定了西藏噶廈向印度購買軍火的種類和數量，計迫擊炮40門、炮彈2萬發、步槍和衝鋒槍子彈兩百萬發。9月16日，西藏官員會議討論通過了經噶廈和基巧堪布提出的具體擴軍措施。主要內容是：擴建藏軍1萬人；成立軍餉局，統一調撥各地積蓄的糧食；進一步加強與印度的關係；同印度簽訂新的條約等。在此前後，藏軍已由11個團陸續擴充到16個團，主要兵力部署在金沙江西岸和藏北一線。西藏地方當局妄圖以武力阻止西藏的解放。

　　1949年底至1950年初，噶廈在印度駐拉薩代表黎吉生的直接唆使策劃下，決定派出幾個“親善使團”，分赴美、英、印度、尼泊爾等國，以尋求對其“獨立”的支持和軍事援助。1949年12月2日，在向美國派出的使團攜帶的西藏“外交局”寫給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信中稱：“近來中國共產黨稱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並且已經占領了新疆、西寧以及西康等地。在此萬分危急的時刻，我們派出堪窮土登桑傑、定甲？多吉堅贊前往貴國，請求得到貴國政府的援助。”② 西藏向其他國家派出的使團，也攜帶有同樣措辭的信函。當西藏地方當局正在同這些國家接洽聯繫的時候，英國路透社對外披露了這一信息。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對西藏地方當局的非法行徑當即予以嚴厲斥責。中國外交部於1950年1月20日發表聲明指出：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拉薩當局沒有權利擅自派出任何“使團”，更沒有權利去表明它的所謂“獨立”；“中央人民政府將不能容忍拉薩當局這種背叛祖國的行為，而任何接待這種非法‘使團’的國家，將被認為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懷抱敵意。”①由於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加之美、英等國考慮自身利益，因而均表示不接納西藏的“使團”。這樣，就使西藏赴英、美、尼泊爾的“使團”未能成行，只有赴印的“使團”秘密前往了新德裡。

　　時任印度駐拉薩代表處電台台長的英國人福克斯②亦積極為西藏地方當局出謀獻策。福克斯於1950年1月17日致函藏軍總司令稱：為了不使共軍迅速前進，應當徹底破壞各條官道、大路、橋梁，還應在各個重要的陣地，能重創共軍之地，沒有橋梁的重要小河及山埡口處埋設地雷，查處煽惑公眾的共軍間諜等。藏軍總司令立即複函福克斯表示感謝。福克斯在對西藏地方政府官員的談話中，還詳細策劃了有關藏軍編制、兵力部署、訓練計劃、軍隊裝備、士兵給養、指揮安全等事宜，提出要噶廈派遣各級軍官去印度接受軍事訓練，然後派往昌都等地擔任指揮。③

　　帝國主義分子和西藏地方政府如此緊鑼密鼓地策劃“西藏獨立”活動，嚴重地威脅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和西藏的安全。飽受帝國主義侵略之苦的中國人民包括藏族人民在內，絕不能容忍國內外反動勢力分裂祖國的陰謀得逞。藏族愛國人士紛紛發表談話、聲明，對西藏當局勾結帝國主義的種種罪行表示極大的義憤，殷切盼望人民解放軍早日解放西藏。

　　中國共產黨授權新華社於9月2日發表《決不容許外國侵略者吞並中國的領土——西藏》的社論。社論在概述了百多年來西方列強對西藏的侵略過程之後指出：他們“妄想否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這是侵略者在白晝說夢話。任何人找遍中外公開出版的地圖和關於中國內政外交的文件也無法找出任何的‘根據 ’”。解放西藏“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堅定不移的方針。任何侵略者如果不認識這一點”，“就一定要在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鐵拳之前碰得頭破血流”。9月7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揭露帝國主義的陰謀，表明中國人民解放西藏的堅定立場，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分裂西藏的行徑。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的前夕，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針對“驅漢事件”發表社論和署名文章後，參加過長征的藏族幹部桑吉悅希（天寶）於1949年9月8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揭露西藏地方當局製造“驅漢事件”的陰謀，指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任何反動派陰謀出賣西藏，都將遭到西藏人民的反對而徹底失敗。羈留青海的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①，於10月1日致電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稱：“西北已獲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氣，同聲鼓舞。今後人民之康樂可期，國家之複興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12月2日，遭受親英分子迫害而逃往內地的原西藏攝政熱振活佛的近侍堪布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寧向人民解放軍控訴帝國主義者破壞西藏內部團結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著名藏傳佛教大師喜饒嘉措在西安發表談話，譴責帝國主義策劃拉薩當局進行所謂“獨立”的陰謀。1950年2月，西康省藏族知名人士甘孜白利寺格達活佛、康北玉隆地區大頭人夏克刀登和康南巨商邦達多吉派出的代表到達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致敬，傾訴藏族同胞迫切要求解放的熱望，表示將像當年支援紅軍北上抗日那樣支援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

　　中共中央關於解放西藏的決策

　　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根據國際國內和西藏形勢，高瞻遠矚地考慮了解放西藏的時機和策略問題。

　　早在1949年2月4日，毛澤東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與來訪的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談話時就指出：中國“大陸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西藏問題也並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於魯莽，因為：(一)交通困難，大軍不便行動，給養供應麻煩也較多；(二)民族問題，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區，解決它更需要時間，須要穩步前進，不應操之過急。”②

　　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中共中央對解決西藏問題的考慮和籌劃也逐漸明晰具體。8月6日，毛澤東在給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的電報中指出：“班禪現到蘭州，你們攻蘭州時請十分注意保護並尊重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③9月26日，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做出三項莊嚴的保證，其中第一項就是保證解放包括西藏、台灣在內的全部領土，完成中國統一大業。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人民解放軍總部又向全軍發布命令：“迅速肅清國民黨反動軍隊的殘餘，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國土”。10月13日，毛澤東關於西南、西北作戰部署的電報中，正式明確“經營雲、貴、川、康及西藏的總兵力為二野全軍及十八兵團，共約六十萬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鄧（小平）劉（伯承）賀（龍）分任第一第二第三書記，賀為(西南)軍區司令員，鄧為政治委員，劉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任（後正式名稱為主席）。”①

　　11月23日，毛澤東、朱德回覆班禪10月1日的來電時明確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要求早日解放的願望。②

　　由於西北地區的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在10月底前全部解放，戰爭已經結束，而解放西南的戰役正在激烈地進行中，加上從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比較平坦，班禪行轅又在青海等原因，毛澤東考慮改由西北局為主擔負解放西藏的任務。11月23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指出：“西藏問題的解決應爭取於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現在情況看來，應責成西北局擔負主要的責任，西南局則擔任第二位的責任。因為西北結束戰爭較西南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據有些人說平坦好走，班禪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當然不只有西北一路，還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後，即應著手經營西藏。”③

　　1949年12月，毛澤東主席赴蘇聯訪問，在途經滿洲里時，給中共中央並西南局寫了一封信。此信的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問題要下決心了，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否則夜長夢多。 

　　彭德懷接到毛澤東11月23日的電報後，即派野戰軍政治部聯絡部部長範明④對西藏情況和入藏路線進行調查。一月之後，範明交出一份調查報告。① 彭德懷據此於12月30日報告中央並毛主席：據調查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難甚大，難以克服。由打箭爐分兩路：一路經理塘，科麥。一路經甘孜，昌都。兩路入藏，較青、新二路為易。如入藏任務歸西北，須在和田、於田、玉樹屯墾囤糧，修築道路，完成入藏準備需要兩年。且由南疆入後藏，及由大河壩入前藏，二路每年只有四個月（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可通行，其餘八個月，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動。另蘭州、西寧兩處，現有約三百人的藏民訓練班，如入藏歸西南軍區擔任，藏民訓練班將來可能爭取部分送二野隨軍入藏。②

　　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電報後，當即於1950年1月2日由莫斯科致電中共中央、彭德懷並轉鄧小平、劉伯承、賀龍，將進軍西藏的任務賦予西南局。電報內容如下：

　　“（一）德懷同志十二月三十日關於西藏情況及入藏路線的電報業已收到閱悉。此電請中央轉發劉、鄧、賀三同志研究。

　　（二）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並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既有很大困難，則向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

　　（三）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共四個月時間可以通行，其餘八個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則由西康入藏之時間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不向西藏進軍，則須推遲至一九五一年才能進軍。我意如果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應當爭取於今年五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於十月以前占領全藏。為此，建議：〈甲〉請劉、鄧、賀三同志於最近期內（例如一月中旬）會商一次，決定入藏的部隊及領導經營西藏的負責幹部等項問題，並立即開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領打箭爐，以此為基地籌劃入藏事宜；〈丙〉由現在（一月上旬）至五月中旬以前共三個半月內，被指定入藏的軍隊，應爭取由打箭爐分兩路，推進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區，修好汽車路或大車路，準備於五月中旬開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訓練幹部；〈戊〉聞西藏只有六千軍隊，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電報中提議的三個軍，而只需要一個充足的軍或四個師共約四萬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訓練，配備精良武器；〈己〉入藏軍隊可定為三年一換，以勵士氣。

　　（四）進軍及經營西藏是我黨光榮而艱苦的任務。西南剛才占領，西南局諸同志工作極忙，現又給以入藏任務，但因任務重要，且有時間性，故作如上建議。這些建議是否可行，請西南局籌劃電複為盼。”①

　　毛澤東及時轉換了進軍西藏的戰略部署，將進軍西藏的主要戰略方向由西北轉向西南，將西北局擔任進軍西藏的任務轉交給西南局。一場舉世矚目的歷史壯舉，由此拉開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