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古松山開發流程

　　　　　　　〈一〉荷西時代

在西班牙佔領北部台北盆地時期，由於多次海水傾入台北盆地，造成「湖泊」，因此遠古的「淡北地區」包括現在的新竹以北的地區（台北市、台北縣、基隆市等地），台灣正史稱「北台灣」，竹塹以北的地區為淡水廳之北方，稱做「淡北」，1895年台灣各地在清領台時期，還沒有出現正式的「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之名稱，清朝領台只有台灣府下轄諸羅縣、台灣縣、鳳山縣，這是清初康熙時代之台灣情形，清光緒元年出現台北府，下轄宜蘭縣、淡水縣、新竹縣、基隆廳，但是在清代以前沒有高雄、台中、新竹、嘉義等地名，可以說台灣在清代一切治理政策還沒有上軌道，清代高雄叫打狗、基隆稱鷄籠、苗栗稱貓貍，由這些稱呼可以得到證實，因此古早的台北地區幾乎都是沼澤濕地，蠻荒無人煙的荒地，可以想見台北地區只有地勢較高的地區有平埔族原住民居住，當時台北盆地基隆河附近有不少番社，早年在荷蘭人的地圖中基隆河叫「里族河」，河岸兩側有士林地區的毛里翁社、大浪泵社、麻里唧吼社、里族社、塔悠社，尤其是里族平埔族原住民最多，根據日治時代大正十年（民國十年）國情調查，大約還有十戶原住民，住在現今南京東路五段新聚里一帶，這些台北盆地北邊地帶，在清初稱芝蘭一堡（現士林）、芝蘭二堡（現北投）、芝蘭三堡（現淡水），一直到錫口地區都是屬於凱達格蘭馬賽人的居住區，西班牙治理台北地區是以天主教傳教為主，早期西元一六二六年由菲律賓過來，首先佔領鷄籠和平島，這些神父認為到東亞來傳教，是合乎上帝的旨意，以致教意要求過嚴，在試探性的傳教，由鷄籠出發經過基隆河，早年沒有陸路，當年的基隆河（稱里族河）可以來到滬尾，西班牙人在西元1626年從鷄籠到淡水一帶傳教，也經過里族、搭悠、貓里唧吼三個原住民番社，現在饒河街頂街由慈祐宮右側牌樓入口到松山市場是開發最早的原住民社區，這裡早年信仰天主教，可以了解西班牙人曾在錫口傳教，而下街松山市場到搭悠路出口處信仰基督教，從頂街到下街來看，可以看出荷蘭與西班牙在宗教上信仰的不同。因為荷蘭早期是西班牙的統治地區，西班牙在十四世紀是世界上海權霸主，他的無敵艦隊所向無敵，在西元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在西班牙資助下想到印度，因此航海終於發現西印度群島，隨後又發現美洲新大陸，雖然沒有到達印度和遍地黃金的中國但是對世界人類新的視野貢獻很大，另外葡萄牙人地亞士在西元1486年發現好望角，最重要的是葡萄牙人麥哲倫環遊世界在西元1521年到達菲律賓被土人所殺害，雖然麥哲倫死亡，但是同行的西班牙人，也因此佔領菲律賓，從事殖民統治，所以菲人早期說西班牙語信奉天主教。但是早在十二世紀在歐洲西北方的荷蘭還是荒涼沼澤濕地，靠海的地區人煙稀少，不適於人居住，到十三世紀這裡的居民開始築海堤，延伸海埔新生地，向海洋挑戰，人的力量戰勝大海是荷蘭人偉大的成就，又經過兩三百年的努力，成為乳牛養殖生產農業地區，此時荷蘭因為信奉馬丁路德的新教「基督教」，與統治者西班牙人信奉舊教天主教不同，因而產生信仰差異發生戰爭，多年獨立運動的荷蘭，終於在西元1648年西班牙承認荷蘭獨立建國，因此這一場戰爭也是宗教問題，由此可以了解荷蘭人是信仰基督教，我們由饒河街下街來看，可能開發較晚，大約在西元1646年以後，荷蘭人趕走西班牙人以後才到饒河街錫口下街傳教，可以了解基督教進入錫口比較晚，另外從錫口頂街文獻記載西班牙人的神父傳教是成功的，松山錫口平埔原住民跟西班牙人相處的很好，因為這個原故松山錫口有信奉天主的記載，但是西班牙神父在淡水對岸傳教，與平埔族廈嘮哵社發生戰鬥，平埔族原住民死傷很多，後來他們從八里渡河遷居到目前的淡水忠義宮（行天宮分宮），我們可以了解西班牙在北台灣十六年，以傳教為主是失敗的，可是在錫口松山地區西班牙傳教是成功的，另外在滬尾淡水地段幾乎看不到有天主教的遺跡與文獻記錄。雖然日本學者中村孝治撰“十七世紀西班人在台灣的佈教”一文有很詳細的記載，明朝崇禎五年西元1632年在淡水設立「學林」，教育當地居民，但是沒有達成任何傳教的果。

    松山錫口地區在台北盆地平埔原住民人口來看，以南明唐王隆武二年（西元1646年）松山「里族」（現松山三民路延壽國宅地區）平埔原住民人口最多，其次是貓里唧吼番社，我們看出荷西時代，松山錫口平埔原住民人口是北台灣之冠，當時錫口三個番社皆在基隆河沿岸居住，他們在目前濱江街建立搭悠社，在現在延壽國宅地區建有里族社，在今天的饒河街建貓里唧吼社，我們現在看到的四獸山，在當時滿山遍野都是樟樹，現在的瑠公國中與永春高中山下的松山高職，兩地都是水塘，成群集隊的鹿群常到這來喝水，山下都是一些竹林，從現今松山火車站（在荷西時代）往前一大片長滿蘆草的荒原，這一帶到山邊可以見到早期原住民在這裏打獵追逐鹿群，當時還沒有道路，貓里唧猴番社當時還是很多平埔原住民聚集的地方。

〈二〉清朝時期錫口的情形

大約在清代乾隆十年沿淡水河一帶已經很多泉州府靠海的同安、南安、晋江、惠安四縣移民進駐，但是泉州府安溪縣的人在原郷是比較接近內陸山地，通常生活方式以農耕為主，跟客家人比較相似，而泉州靠海四縣的人，他們幾乎都是在海上討生活的漁民居多，安溪人移居台灣比較四縣人要晩，當到達台北盆地，淡水河的精華區已經很多漢人在開墾居住，因此安溪人大概在乾隆十五年由淡水河直上進入新店溪，在左岸那個時候是一大片荒原竹林，因此有一部份就上岸留在這裡開墾，這些安溪的先民開始在這裡從事耕種，這個的地區也就是現在三張犂一帶，在荷西時代這裡是四獸山的山邊是平埔族的打獵區，到清乾隆十五年以後，很多安溪人由三張犂促漸向北移入，進入錫口（以前稱貓里唧吼番社），也就是現在饒河街，當然也有很多安溪人也深入到景美溪（以前稱「梘尾」），安溪人許宗琴乾隆二十年到此開墾，安溪人最後在深坑石碇安居下，同時他們也把附近種植「文山包種茶」，經由深坑到萬順寮上蟾蜍山，由現在的六張犂公墓下行到清水巖祖師廟，接三張犂北行到五分埔，進入錫口，這條路線在清代時人稱「茶路古道」，當然這條路也是安溪人經常來往的道路，更一步可以知道它是安溪人遷居錫口地區主要路線，目前的信義區、大安區一部份（清代是十三莊中坡莊、三張犂莊、車層莊、五分埔莊、興雅莊這一大片地帶幾乎都是安溪人移入古松山錫口地區，這裡所指的是清代乾隆年間的安溪先民移入錫口情形，當然在清嘉慶時代同安人也進入這個地區，人數不太多，筆者曾在三張犂吳興街台北醫學大學右側信安街附近從事田野調查，發現還保存不少古厝，但是不太完整，很多住宅的屋主是姓「陳」，也都是由福建安溪移民過來的，早期先民的後代子孫，顯然可以了解這個地帶由市民大道劃分南邊安溪人最多，陳姓在安溪人來說，在古松山錫口他們是大家族，對古松山歷史影响深遠，例如，陳春光、陳開元在清末日治時期相當風光一時，人稱「彩舍」就是公子少爺有錢人的尊稱，早期有人稱這些人叫「三隻卡」，普通人都是兩隻腳，唯有多一隻是「日本」，「三卡」這些人投靠日本人，因此比一般人多一隻腳，稱「三卡」，日本人當時被台灣人稱「四卡」腳，陳姓的子姪輩在日本時期有擔任街長、區長等重要職位，以上是筆者民國九十年做過在信義區靠四獸山象山附近的田野調查，再說深坑的名人陳秋菊當年也是抗日英雄，他與松山五分埔莊詹振先生都是安溪人，從歷史資料發現安溪人與客家人在各方面都很相似，對大陸原郷漢民族意識認同很強烈，因此清末抗日義民比較多，另外安溪人過去居住山區，獵戶較多，槍法很好，詹振在西元一八九五年攻佔松山火車起義，射殺二十多個日本鐵路工人，就是很好的證明。

    再看，從市民大道、市政府大厦以北，過去有好多家族居住在這裡，由清代他們居住的姓氏，有李家、蔡家、林家，首先李家是非常大的田地所有者，由市府捷運站南面一部分以及北面相當多土地都是李家所有，但是在市政府大厦北邊的土地在日本昭和十四年（西元1939年）日本人在此建陸軍倉庫，徵收李家土地，另外蔡家、林家也遭受日本人徵收土地，在清代時期林家的土地非常潦濶從東勢莊向南延伸到象山腳下，田地兩側種植竹子，高高地鳥都飛不進林家田莊。蔡家的田地就在當年日本人徵收的範圍之內，尤其蔡家的祠堂，絕對反對日本徵收，不肯簽字，這時日本已經接近西元1944年，應付太平洋美軍的猛烈攻擊，自顧不暇。而林家被徵收後，變成僅有保留一仟坪土地，而李家太和先生的土地在台北捷運市府站南面已經被徵收，但是蔡家認為祠堂的土地不同意，一直到日本投降，台灣光復後這塊土地堅持到西元1987年土地增值，蔡家已經賺進上億的新台幣。林家的後代林水勝先生也是古松山區的仕紳，民國七十二年松山慈祐宮正殿失火，負責承包慈祐宮正殿重新改建的工程是由林水勝先生擔任，同時松山霞海城隍廟遷建，林先生也是整建委員之一，另一位詹振先生在清代他們家的土地幾乎涵蓋個四獸山的山腳下，由於西元1895年抗日被日本人認定是土匪，而強制没收他所有的土地，台灣光復後，詹振先生的孫子詹三元先生，曾向民政區申請歸還詹家在日本時期没收的永春高中一帶的土地。

    從李家、林家、蔡家、詹家這四個家族，在清朝時代他們是大地主家族，李家五個後代子孫土地非常遼闊，靠近民生東路五段底以及新東街多數是姓李的子孫，土地已經延伸到到搭悠路底，松山居民的特色，常常可以發現同姓的居民，很多是住在同一地區，也同姓。這是在其他的地區很難發現。

    清代時期除目前饒河街「古錫口街」，是繁華熱鬧的街肆，另外現在的虎林街在清末已經存在，目前的松山市場在清末時期是跟虎林街是連在一起的，因此松山市場已經有百年以上的歷史。虎林街在當時可以延伸到當時的錫口山邊，街道很狹小，兩側是一些零零落落散居農舍，進入日治初期街道兩邊有一些郷村的草寮，當時虎林街是三張犂莊、中坡莊、五分埔莊進入錫口街必經之路，我們可以看到，虎林街（八德路口）右側松山農會（清代這裡是松山名人陳春光的家宅）早期清代的松山的名人幾乎是住在錫口街附近。

    另外在目前的「基隆路」，清代時期是一條小路，但是這條路可以通到象山山邊，當時林家的田地就在這裡，車層莊、興雅莊、東勢莊來錫口是經過這裡，清代還沒有陸路通往台北艋舺及大稻埕，必須先到錫口坐船去台北，因此清朝時代「古錫口」的街道，除現在的饒河街以外，「虎林街」、「基隆路」已經略具道路之雛形。

    今天唯一感覺遺憾之事，在西元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詹振在松山火車站起義，殺死日本鐵路工人，日軍為報復把清代古錫口建築全部毁掉，同時要把錫口台灣青年人全部殺掉。由於錫口基督長老教會陳能牧師向日本人「講情」，保證今後不再發生抗日事件，日人才放棄屠殺松山青年人，但是「清代錫口小蘇州」的古建築完全被毀，這也是松山史料很不幸的遭遇。

〈三〉古錫口軼事傳說

清代錫口街（今饒河街）的地理，前人稱社口（錫口）鯉魚穴，草店尾慈福宮是鯉魚頭部，街尾（下街）分成兩岔路道，一通達台北盆地（日據時期所開築的台北到基隆的陸路，現稱八德路），另一通達舊里族及往搭悠社區的道路現稱〈榙悠路〉，此兩條岔路很像鯉魚的尾巴，傳說鯉魚穴沒有被破壞以前，錫口在清嘉慶到同治這一段時期非常繁華，萬商雲集，有錢的富貴人家相當多，以同安杜姓大族為例；「九萬二七千」就是指他們而言的，他們原意是說，杜姓有九戶人家財產超過壹萬，有二十七戶人家超過壹仟元，以清代上仟元的財產，如同現在仟萬元以上的家產，壹萬的財產，如同現今上億萬元的家產，過去杜姓家族是掌握錫口一帶經濟大權，但是到清末鯉魚穴被破壞，「錫口」一落千丈，不少杜姓家族遷居大稻埕，傳說目前「台北大橋下」之杜厝街就是他們的居所，不過，有關風水之說是否屬實，吾人也無法追查，我想原因是清末光緒十七年劉銘傳巡撫開築的鐵路完工，一切運輸交通不必經過錫口渡船碼頭走水路往來台北到基隆，再說基隆河水位日趨泥沙淤積，整個基隆河已經失去船運功能，加上鐵路可以直達台北，錫口經濟價值漸漸走向衰微，淪為鄉村小鎮。

    由錫口街地形來看，整個街長長直直好似豚腸直通到底，地理如此，「松山人」的心直口快、敢做敢言，民情和譪有情有禮，「松山人」的脾氣，有如北方人的土語“直腸子”。

    昔日慈祐宮天上聖母據說很靈顯，為十三街庄的信仰中心，每到媽祖節日慶典，錫口媽祖廟就非常熱鬧，人潮一波又一波，常有家人走失的情形發生，就在三月二十六日這一天，有一位淡水鎮的小朋友由父母帶著來到錫口媽祖宮拜拜，人太多太擁擠，因為父母為看陣頭，人們稱「賣布歹仔」這位小孩在錫口街頭走失，一直找不到，後來被松山區鄭氏家族收養，但是鄭家對「賣布歹仔」非常好，視為親生的孩子，並取名叫「鄭水木」，但是阿木思念父母心切，引起找尋父母的念頭，每到三月二十六日錫口媽祖廟拜拜時，沿街敲鑼打鼓一步一步沿著錫口街打聽，前後二十多年，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親人終於找到，此時鄭水木已經步入中年，後來查證在現在饒河街中街福德宮旁，當年的確有鄭水木其人。

    林湖樹先生是我們松山鄉紳，家產萬貫，早年也是松山慈祐宮副主任委員，萬順商行負責人，光復初期林副主委出錢整修慈祐宮，並且跟鄭水源區長共同管理慈祐宮，早期錫口時期中元節普渡以分福、祿、壽、全四里，做成普渡「四大柱」，是做二朝，松山街（饒河街）也由四大柱稱做「四個里」，街頭街尾合在一起而「全」，稱「富全里」，中間的街分成福、祿、壽三段，東方的媽祖宮（即「錫口慈祐宮」）是「頂」叫「上全」，西方的土地公廟（即福德宮）在下稱「下全」，這種名稱在清末日治初期還在稱呼。到日治末期光復後才改稱「上、下街」，如果從草店尾範圍算起街的區域，包括：頂松里、豐祿里、頂錫里（現在是松山國小對面巷內）、富全里（合和堂餅店），中街部分，貴全里、上壽里、新住里共七里，「上、下街」早期上街錫口慈祐宮到福德宮很熱鬧開發最早。

    民國五十年林朝根先生是頂錫里里長，王錦福先生是豐祿里里長，黃皆添先生是有福里里長，李石國先生曾擔任富全里里長（大約在民國六、七十年之間）共兩屆里長，另外李先生也曾任貴全里里長。

    松山的「藝閣」活動是錫口地方特有風俗，「藝閣」又稱為「迎藝」，這種活動把小朋友打扮各種人物坐在高高的抬子上面遊街迎藝通常在每年農曆上元節正月十五日元宵節舉辦，全錫口街分頂街、下街輪流競賽，雙方爭奇鬥艷，各顯神通，有時最盛行的時候有七十多藝閣，非常熱鬧，街上人山人海，錫口通常在夜間舉辦。附近都會到錫口街來觀賞，直到日本昭和四年（民國十八年）日本天皇裕仁大典物產展覽會後日本人嚴禁中國文化，不准「迎藝」活動，日本政府準備侵略中國，要斷絕台灣人對中國文化的「根」，昭和登基以後所有中國文化全禁止，，從裕仁登基，發動太平洋戰爭，全世界都在戰亂中台灣本島很安全，可是裕仁時代台灣人要當兵打戰，女性也被迫假自願當慰安婦，青年到南洋當炮灰，實行皇民化要台人青年當神風敢死隊，因為日本人的青年戰死在沙場上太多，因此要台灣人去戰場打戰，所以昭和時代台灣人也很悲慘，一切大正時代的昇平景氣完全消失。

    錫口在清代有一句俗諺：「上街天主教，下街耶蘇教，中央陳烏炮」陳烏炮是中街的頭人，地方流氓，此人陳朝鳴他也是陳宅仁的近親其子陳春光當時與其堂兄陳朝鳴橫行鄉里，但是彩舍陳春光開始覺悟，向學讀書，學識有成，求得功名，但是陳朝鳴住在下街尾，喜結交權勢富豪招收歹徒無惡不作，凡來往錫口渡船碼頭，陳朝鳴強迫收取船費，當時鄉民不敢聲張，並且橫行更加肆無忌憚，開賭場、烟館、妓院賺取不法資金。另外他在碼頭邊樹一根木栓，任何船集都繫在他的木栓上，並收取保護費，如果舟子船伕不聽而停在他處，他叫歹徒把船上器物物品全部拿走，不繳規費者，甚至把船弄沉，把的惡行也無人敢出來指證，船伕也祇好自認倒霉而已。有一次，從他地來錫口的周姓船伕，把船停泊他處，也不了解這種陋規，登岸後在錫口妓院尋芳，當天亮後，到錫口碼頭發覺船上的木槳不見，船艙已經漏水，不能行舟，問當地的人，都不敢說，這位姓周的船家只好隨別人船家返家，把這件事告訴他的祖父，祖父是一位武術高手，聽他孫兒所說，，心中已經了然，第二天祖父駕著小舟來到錫口，在錫口媽祖宮前遇見陳朝鳴，他帶著嬉笑說：「阿鳴！阿鳴！我孫兒很不懂事，昨天他把船停在他處，回來時船上木槳不見、船底也破了，是不是你惡作劇，可否看在我老人家的臉上，修理一下好嗎？」陳朝鳴看他一眼，回去拿了一把長刀，跑到老人面前要砍他，老人往後退，笑嘻嘻地說：「有本領，武功好！我走！」回到船上駛離錫口碼頭，此事過後，錫口也平靜無事。一般鄉民以為老人嚇跑，再也不敢來錫口，此事漸漸被遺忘，可是老人也不是一個省油的燈，搜集陳朝鳴的為非作歹的劣跡，秘密地告上「台北府衙」，罪狀昭然，無可推諉，而且老人與官府關係特別，因為老人是武舉人出身，本來陳朝鳴乃陳宅仁鄉紳的近親，地方上勢力很大，本來可以事先防備，但是老人密告，台北府接到狀子即刻火速，命令六個衙役來捕捉陳朝鳴，來到陳家要綁人，陳朝鳴一見衙役，不肯俯首認罪，以拳腳打得六個衙役東倒西歪，因為在家學過武功，老人一看，只有老將出馬，老人走進陳朝鳴面前，吆喝一聲：「阿鳴！你好利害！看我老頭子的。」抓住陳朝鳴輕輕用兩個指頭在他胸前一拉，陳仔跌出一丈遠，兇猛如虎的陳朝鳴痛得哇哇大叫，剛剛要爬起來，老人一個箭步快速向前用一個指頭點陳朝鳴後腦，陳仔完全不能動彈，被衙役解往台北府去。老人是周府長者，此時陳之黨徒跑到陳春光家，陳彩舍是錫口勢力很大的頭人，家中養數十位家丁打手，彩舍嘯聚打手數十人追趕衙役，但是周家老人神機妙算，周家五六十宗親家人在後護衛衙役，彩舍陳春光之打手沒有辦法劫囚犯，空自而回。彩舍知道武力無法救回堂兄，馬上令家人打轎到大峒去見陳維英老師，陳老師台北府名人，曾任學海書院及登瀛書院等教諭，文名著於閩台，此時已告老家居，然熱心公益，深受地方官府器重，陳家錫口宅仁家族以同宗此平常和陳老往來很勤，陳春光與陳老會面，訴說他的來意，請他往府衙為陳朝鳴之事疏通，但是詳情並未說明，因為陳老師是一位老好人，立即答應，準備第二天清早往台北府說情。

    但是周老已經算得很準，陳老師與官府衙門來往非常密切，陳知府老爺少不得要看陳老的面子，饒過陳朝鳴，陳彩舍春光那裏知道，這位周老是住在公館地區之鄉紳，並且他的女兒是陳維英的夫人，周老派人連夜趕到大龍峒陳府告訴此事，請陳夫人明天設法延誤時刻，陳老師告訴下人天亮就叫我，準備往台北城見知府，第二天清晨，陳夫人命下女把陳老師臥室所有窗廉放下來，陽光一點都進不來，屋內如同深夜一樣，陳老還以為深夜時刻，等他睡醒後，發覺時間不早，急急忙忙命人打轎往台北府，但是轎夫遲遲找不到，故意拖延時間趕到知府衙門，已經超過午時三刻，見知府請陳老入座喝茶，正要說明來意，忽然見劊子手提著人頭由外進來，跪見知府說：「罪犯陳朝鳴已經正法，請大人驗明屍首。」，陳老師自責睡過頭誤了事，此事周老已經事前專囑知府提早結束審判，把陳朝鳴解到刑場執法，因此陳老師白跑一趟，不久陳朝鳴的人頭掛在錫口街福德宮廟牆上，告誡惡人的下場，鄉親得知看著惡霸已經除掉無不拍手稱慶，示眾數日後才埋葬，這一段僅是一件民間的「傳說」不一定跟陳宅仁家庭有關，但是陳朝鳴正法確是真的。

    五份埔土地貧瘠，一般人稱它叫「餓人埔」，當年是由五姓人家開墾而得名的，分別是「何」、「周」、「沈」、「杜」、「李」此五姓氏，也是佔錫口人口最多的人，過去有俗諺：「五份埔錢鹹，五份埔土粘」，另外也有一段傳說，在五份埔金英寮的地方，在西班牙佔領台北盆地的時代，有兩個西人來此地金英寮採炭礦，他們曾經掘出兩隻金雞母帶走，因此五份埔的地理風水被破壞，但是也有人說掘出的金螃蟹，說法不一，從此以後五份埔地區就無法耕種稻米。

    錫口涵蓋區域很廣，以前內湖洲美庄也是古松山錫口地區，內湖白石湖山區有一間廟，現在叫做「碧山巖」供奉「開漳聖王」在他廟後還有小廟一間，傳說咸豐年間漳泉拼鬥，也在錫口造成傷亡，內湖是漳州人區，錫口是泉州人區，戰役時死傷慘重，兩方皆有傷亡，基隆河也因為械鬥死亡的血將河水染成紅色。漳州人敗走時拼鬥在此山腰，在危機存亡之時，忽然開漳聖王大顯神威，山上巨石如雨而下，泉州人才逃走，因為神靈顯聖當地居民建小廟奉祀，通常信眾來到碧山巖先拜小廟再來拜前面的大廟。

    松山過去有一位很有名氣的大訟棍，詹錦生此人很會為別人打官司告狀，傳說新的鄭家望族鄭神寶先生把家宅建築成為宮殿式的大厝，在古代建築要跟你的身份配合，鄭家顯然越位，縣官要殺他，鄭家非常害怕聽人言，詹錦生是大官司的高手，於是用大轎並且帶重金來請教他，差人到錫口時，看見他正在抽大煙吞雲吐霧，一看新竹來人，不慌不忙，聽來人說明事由，告訴來人回去馬上紅銀硃將大厝改漆成聖廟，鄭家因而避免這場官司，安然無事。

    古松山錫口地區，早期松山五姓大族以杜姓最多，松山販賣「豬肚」，因為「杜」「肚」同音，因此在松山說「杜」「肚」說話要小心，因為「杜」與「肚」音同，所以在松山說「豬肚」要說「豬腎」假如說錯會遭到一陣毒打，後來杜姓大族在松山人口愈來愈多，後遷往大稻埕也相當多，但是杜姓還仍然掌控錫口慈祐宮土地管理權，同時遷往大稻埕的杜姓人口，建一條街名為「杜厝街」，但是大稻埕的「同安人」不了解此一「杜」「肚」的忌諱，常常說「豬肚」常常引起無謂的爭執。

    中崙庄（中崙李）李姓在中崙是一個大族，以前在松山下街或中崙地區「賣李仔」不可以如此說，李族李文元舉人，文章出眾，因此「賣李仔」要說「賣大李」，此種忘諱在漢人社會歷代都有。

    過去松山區涵蓋之地非常遼闊，例如靠近清水巖祖師廟蟾蜍山山腳下一帶，也都是「武功周」之安溪人的區域，「武功周」本為家族源於福建省安溪縣之移民，松山也是在一個系統之內，但是「武功」是家族的堂號，並非武功高強，「武功」為姓「蘇家」人氏的堂號，唐代末年隨「王審知」來到福建，到可「安公」福居「蘇卓源」，從此改姓「周」，故改稱「武功周」，因此此名「周」姓，實際名之源頭的血緣為「蘇姓」，所以「武功周」的「周」不可以跟蘇姓人結婚，原由於先祖同一系統。

  「錫口」古地區，「周百萬」也是錫口地帶之巨富，福建安溪人，「百萬」姓周名廷部，原居於古錫口中崙庄，他的兒子周金龍為其獨子，從小驕身慣養，揮金如土，經常灑錢為樂，觀人爭搶錢財，互相推擠，醜態畢露，有一次在農夫的稻田裡灑銀元，很多人為搶得頭破血流，把農夫種的稻田，全部被採死，農人自認倒楣，但是周金龍也賠錢，農夫也接受銀元，不再追究，金龍經常愛尋花問柳，煙花柳巷是常客，人稱他代名周「化」龍，「化」為「花」之同音，「周化龍」表示花錢如流水，不加節制。

    關於傳說「關刀穴」住在「中崙」的李家，李太和先生是李家的先祖來自安溪縣的移民，最初受雇為長工，由於勤儉致富，至清嘉慶年間，已經成為「錫口」地區之鉅富，此源於傳為地理風水（geomancy）在「關刀穴」上之護佑，李家出舉人李文元中舉於清咸豐年間，李氏的後人遍及現在松山區，聽說，把產業土地分給五個兒子，其地如：松山國小地面；健康路與民生國小三個地段，興建頂厝、中厝及尾厝，鄭水源區長之夫人鄭李足也是李家後裔之人，由於李家致富後經過好多代以後，李氏後人愈來愈多，土地愈分愈小，聽說李氏宗祠還在-----，又另有一說法；「關刀穴」上有一「游」姓家族，「游」音同「油」關刀有油故關刀非常之鋒利好用，但是「游」姓搬家後，「關刀」沒油生銹，從此李家開始沒落，此乃傳言，也非實際原因。

    「古松山」地區非常大，現今大安區也是在本區範圍之內，「林榮泰」是本區富商，他的住所在「南蛇拜斗穴」上，在三張犁與車層庄交界處建三落大厝，昔日可言富甲一方，極盡風光，在現在三張犁吳興街地段田地達二十餘甲，所建的「林榮泰」古厝，後因為林家乃安溪人之故所以改稱「林安泰」古厝，現已經遷移到濱江街5號新生公園旁，是北台灣著名之古厝。

    在今日忠孝東路四段國父紀念館對面靠近聯合報後面，這一帶清末屬於興雅庄，過去這裡是一大片農田，農地主人姓郭，他的土角厝公媽廳在供桌前長出華麗耀眼的水仙花，觀看的街坊四鄰，異口同聲：好兆頭，龍出來喝水，也吸引各地人來觀賞奇景，但是給郭家生活帶來困擾，田地也被踩平，因此郭家很生氣，用鋤頭把貌似龍鳳的土堆填了三次，才把水仙花弄掉冒出來地堆填平，但是自從風水好兆頭被弄掉後，郭家也開始衰敗。

    日治時代初期，乙末年1895年清政府割台，一些鄉紳文士爭相日人表示親善，企盼能得日本人的垂愛獲得顯位，有人出任區長、街長、庄長、里長、保正等公職，這些人當時人稱「三隻腳」意謂有靠山，台灣人稱日本人叫「四隻腳」，但是錫口地區有一位祖先陳世藩，乃同治時代貢生，學問很好，清道光年間隻身一人來台，娶平埔族為妻，有人稱他「番仔好水」，陳氏專研易經，但由於不善應酬與詞令，故終生不仕，但學養人品深受地方敬重，世藩之子陳春輝是以「番童」入泮，進入學堂鄉試資格稱「生員」，時人稱「番仔秀才」，而不稱化姓名，他另外一個名號「番仔田」，世居錫口地區，一門三秀才，父世藩本人及弟「陳樹」、春輝其師楊克彰，師徒二人皆具硬骨氣，高風亮節忠義之士，乙末割台後痛恨日人，關懷母國終生不剪髮辮，不著日本和服、西裝，常年長袍馬掛，一雙布鞋，一頂碗帽，十足清朝遺臣模樣，光緒帝駕崩時，他在大清淪陷的台灣用忠臣孽子之喪禮服喪戴孝，家門門柱全用黑色紙聯貼上，刻畫忠臣之禮，此種盡忠報國很像宋朝文天祥之舉，在當時一些人看來此種「愚忠」，覺得不可思慮，但是陳秀才義不帝秦忠臣不事二主的忠於民族，不願意做異族之走狗，是正氣浩然之士，比當時投靠日本人的「三隻腳」要受到人們的尊重。但是「日本」很討厭他，罵「春輝」「清國奴」，然而「番仔田」不為所動，一本初衷，晚年大力提倡漢學，夕揚漢民族文化，整日與戲子票戲，並且在家籌組「亂彈戲班」，在戲中發洩忠貞之士，遺民的亡國之恨，陳家一門三傑均為忠厚仁義之士，熱心公益，扶孤濟貧，故其後人皆有美好之成就，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錫口地區平埔原住民很多，尤其里族人口在明朝末年統計是台北盆地最多的平埔原住民，他們固有風俗習慣，比較特殊，里族有一位叫陳火生，大夥稱他叫「番仔火生」，他們婦女在民國十年前還不梳髻披頭散髮，經常吃檳榔，刺烏鴉嘴（在嘴上刺青），在裕仁天皇（昭和四年）日皇物產博覽會以後，在松山街戲曲方面上街「福祿社」，下街的「永樂軒」還有西樂團也是台北地區非常著名。

    傳說四獸山山上有一塊石碑，刻著“向西伏虎長存千口，吳璜不入淡地”，那個石碑是在虎山腳上，很早以前有一位風水師吳璜從大陸來滬尾（以前台灣根本沒有這個名字，直到康熙二十三年（西元1684年）才出現「台灣」，康熙帝建「台灣府」設三縣，台北、高雄、台中、新竹、屏東都是日本統治台灣以後才命名的，清伐以前台北市叫「淡水縣」），遠遠望見「錫口」方面，有一個好的「穴」，但是「大霧」籠罩下看不見，吳璜於是跪下來禱告，求上蒼給他能看見就好，並不需要看見穴geomancy的風水，禱告後，果然濃霧散開，清晰可見四獸山的形體向天獅、伏虎、象捲、豹頭，因此石碑為誌，四獸山的很好的穴，因此清代墓碑很多。

    錫口渡船岸邊的名產就是「皺竹」這種竹子也是台北地景八景之一，但是現在也找不到，兩岸的堤防建造也讓過去的生態消失，是很遺憾。

過去的平埔族原住民當初福建安溪移入的漢人是番漢雜居在錫口地區，但是發生衝突後，平埔族原住民，就遷移到漳樹灣（汐止）或遷入石碇山居，有一部份留下來被同化。

〈四〉古松山錫口重大紀事

(1) 明代崇禎五年西元1632年，西班牙在現今南港區「後山坡」今成德國中創立天主教修道院，當時有不少在地的平埔族原住民信仰天主教。

(2) 清康熙四十四年（西元1705年）郭錫瑠出生。

(3) 清康熙四十八年開墾台北盆地由陳賴章墾戶多人組成的團體負責從事開墾工作。

(4)            清乾隆元年（西元1736年）郭錫瑠遷入中崙莊（現今中山女地區）開墾。

(5)            清乾隆二年（西元1737年），林守義（衡真法師）自福建興化府湄洲嶼迎媽祖金身，經由滬尾（淡水）到達錫口傳教。

(6)            清乾隆五年（西元1740年）瑠公圳正式動工。

(7)            清乾隆十八年（西元1753年）錫口媽祖宮正式開工（慈祐宮）。

(8)            清乾隆二十二年（西元1757年）郁永和曾經來當時猫里錫口社區遊歷，此時番漢雜居在現今饒河街。

(9)            乾隆二十二年錫口媽祖宮（慈祐宮）完工。

(10)      清乾隆三十年（西元1765年）郭錫瑠去逝，平埔族遷居汐止漳樹灣。

(11) 嘉慶六年（西元1801年）錫口媽祖宮首次改修。

(12)      嘉慶二十年（西元1815年），清政府正式設錫口鋪驛站，饒河街當時已經是漢人聚落名「錫口街市」，番語「猫里」兩字已經去掉。

(13)      嘉慶二十五年（西元1820年）呂來興同安人揹著同安原鄉城隍爺（霞海城隍）來到錫口頂街定居，建「街廟」。

(14)      道光元年（西元1821年）文獻「台北道里記」正式記載錫口有街市，此時錫口非常繁華港都風情，有「小蘇州」之稱。

(15) 清道光六年（西元1826年）錫口媽祖宮第二次整修。

(16)      清道光二十四年（西元1844年）在現今六張犂山坡上建石泉巖清水祖師廟（屬古松山錫口三張犂莊）是清「茶路古道」必經之路。

(17)      清同治六年（西元1867年）詹正南中舉，居住在錫口五分埔人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