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閒來讀冊(一)：《余英時-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撰文/魏世賢 

前言

 民國75年就讀國立中山大學碩士班，受業於魏萼教授，魏教授在蔣經國主政時曾負責兩岸經貿事務，在大陸「改革開放」時期，更見過鄧小平、楊尚昆和江澤民，並提議兩岸應採行「不三不四」政策(台灣放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三不政策，大陸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等四個堅持)。

   魏萼教授雖然任教「經濟發展」課程，授課內容從來不講一般經濟發展理論，而是涵蓋文化、思想及當代經濟思潮，在這機緣下我接觸到余英時教授的思想體系。

   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是一位「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的史學家。」

   最近獲悉魏萼及余英時教授分別於2019年12月及2021年8月逝世，那段在西子灣建構文化認同的日子又回到眼前，彷彿一波波起伏的浪潮，衝擊著久蟄的思緒。

   自民國94年跟隨大智慧潘添盛老師學習內在修行，腦海中時時出現昔日閱讀余英時著作《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的內容，發現與潘老師的傳法要義似有相通之妙，整理其內容與大家分享。

西方價值之源始於上帝

   宇宙有其規律、法則及秩序，雖然我們感官所能觸及的現象世界具有種種缺陷。柏拉圖的「理想國」即認為，價值之源的世界應是永恆不變，完美無缺的真實存在。希臘人試圖靠「理性」來追溯價值之源頭。如果「最初價值之源」是那麼的完美，那又是誰創造的呢？西方的態度自始便要「打破沙鍋問到底」。

   然而人的「理性」並不能探究出「誰創造這個最初價值之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上帝正好為西方人提供了他們所需要的存有的根據。宇宙萬物是怎樣出現的？存有是什麼？一切人間的價值是從何而來的？有了上帝之後，這些問題至此都獲得了解答。

   西方靠有限的知識無法窮究宇宙之妙，終而接受創造價值之源的上帝，這和理性之間是否存在矛盾？把人世的勤奮創業理解為上帝的「召喚」，運用「理性」去發現宇宙的秩序與法則，這是近代許多大科學家所接受的一條基本信念，從牛頓到愛因斯坦都是如此。愛因斯坦把「上帝」理解為「理性在自然界的體現」，因此他終生拒絕接受量子力學中的「不確定原則」。在政治、社會領域內，自由、人權、容忍、公平等價值也不能脫離「上帝」與「理性」的觀念。

   西方自宗教革命與科學革命以來，「上帝」和「理性」這兩個最高的價值觀念都通過新的理解而發展出新的方向，上帝是萬有的創造者，也是所有價值的源頭，人用「理性」的態度探究上帝創造的「律則」，並遵循之。西方人一方面用上帝創造的「律則」，來反照人間世界的種種缺陷與罪惡，另一方面又用它來鞭策人向上努力，而這也是西方走向「現代化」的一個極重要的精神泉源。

中國道之大原出於天

   和西方相同，中國人並不以為人間的秩序和價值起源於人間，它們仍有超越人間的來源，這個源頭稱之為「天」。然而中國人對於「創造價值源頭」只作肯定而不去窮究到底，這便是莊子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的態度。孔子說得更明白：「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中國人雖然認為宇宙的所有秩序、法則皆來自於「天」，但是並不創立「天教」，而認為「天」所創立的「道」即在「人倫日用」之中，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禪宗普願和尚說：「平常心是道。」禪宗偈語：「擔水砍柴無非妙道」，皆是傳達「人倫日用」不能須臾離「道」，便是合乎「天理」。

   中國儒家相信「道之大原出於天」。那該如何知曉「天意」呢？孟子說過：「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這是走內在超越的路，和西方外在超越恰成一鮮明對照。孔子的「為仁由己」已經指出了這個內在超越的方向，但孟子特提「心」字，更為具體。後來禪宗的「明心見性」、「靈山只在我心頭」也是同一取徑。

   內在超越必然是每一個人自己的事，所以沒有組織化教會可依，沒有系統的教條可循，甚至象徵性的儀式也不是很重要。重點顯然都放在每一個人的「內心自覺」，所以個人的修養或修持成為關鍵所在。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名以禮，有恥且格。」可知儒家是要追求一種更高的「公平」和更合理的「秩序」，這一更高的「公平」和「秩序」仍然是從自覺的個人推擴出來的。「大學」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這裏止、定、靜、安等都是指個人的內在修持。

向自家身上討道理

   在中古基督教的傳統中，人必須通過代表上帝的教會和牧師才能獲救，人有罪過時也要向牧師懺悔自白。所以西方人的精神解救主要是借助於專業牧師的外力，不靠自我的修持。宗教改革以後的新教強調個人直接與上帝溝通，這自然是基督教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步驟。

   孔子說：「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標舉「格物」、「致知」也以修身為始點。中國人基本上相信人心中具有一種價值自覺的能力。(無論我們稱它為「仁」，為「良知」或任何其他名目，所指皆同。)

   人如果立志要「成人」或「為人」，不甘與禽獸處於同一境界，則必須用種種修養功夫來激發這一價值自覺的能力。而修養又只有靠自我的努力才能獲得，不是經典或師友的指點所能代替的，後者祇有緣助的功用。「向自家身上討道理」就是人人皆可通過「反身而誠」的方式自我提升。

   就人與自然的關係而言，西方真正興趣是在用「科技」來征服和宰制自然，但是「外在超越」不但征服了世界，而且也宰制了人，這便是我們現在常常聽到的所謂「疏離」或「異化」(alienation)。中國人是相信「天地之大德日生」、「生生不已」。人雖是萬物之「靈」，卻在天地萬物之內，所以能「贊天地之化育」。慈照禪師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莊子因己之「樂」即可推出魚之「樂」，程明道「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的詩句也表現了「內在超越」的同樣觀念。

結語

   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少的思想家都高喊打倒「孔家店」，並宣揚西方的「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賽先生」(Science，科學）。當時主流思潮是全盤性地反傳統，而追求西方各種價值。百年後的今天，世界各民族都面對著氣候變遷、瘟疫、心靈問題等種種共同的危機，凸顯西方「外在超越」之思維有其極限，而中國「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內在超越」路徑確有其價值。

   面對著種種共同的危機，也許全人類將來真會創造出一種融合各文化而成的共同價值系統，至時中國的「大同」夢想未必永遠沒有實現的一天。

   感謝魏萼教授引領我踏入余英時院士的歷史文化思潮之旅，但願兩位師者在天之靈能夠安息；感謝大智慧潘添盛老師帶領我走入「明心見性」的實踐之路，期待強調「萬法唯心」的「內在超越」價值系統能夠普傳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