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偵組偵辦「宇昌案」懷疑前行政院政務委員、前經建會主委胡勝正違反「公務員旋轉門條款」，將胡勝正發交台北地檢署偵辦；同樣是針對公務員卸任公職生涯的調查，檢方指名要求查辦胡勝正的同時，相對的，對於蔡英文的「交代」卻不夠清楚。

特偵組認定，胡勝正是於96年1月29日卸任公職，卻於97年11月3日經潔生投資公司改派接替陳振文擔任台懋生技投資公司董事長，距其離任政務委員期間未逾3年，因此認為胡勝正可能違反公務員服務法(旋轉門)的規定，將胡發交北檢偵辦。

不過，檢方在面對蔡英文時，卻先認定她並非生技新藥條例的推手，且認定他非自始即擔任宇昌的董事長等，蔡英文卸任後轉任宇昌擔任董事長，其實相關公文與簽呈都有蔡英文的副院長簽署，特偵組卻「認定」蔡英文沒有在公職任內即對「宇昌案」有所了解，並有心布局轉任民營企業獲利？

同樣的一本結案報告書，胡勝正被特偵組懷疑有違法之虞，被發交偵辦，而蔡英文則全身而退，另國發基金管理會前副執行秘書何俊輝前往蔡英文住所、辦公室對「投資計畫書」版本提供意見，也因此被移送監院，特偵組的偵查結果，社會自有公評。

※延伸閱讀》
‧特偵組宇昌案新聞稿（pdf檔）
‧宇昌案結案報告全文（pdf檔）
‧外界質疑問題說明對照表（pdf檔）

特偵組昨日公布宇昌案結案報告，未發現有人涉嫌犯罪；這是法律程序的結論，應予尊重，但此案留下的漫天疑雲卻非結案報告所能化解。

宇昌案的核心疑問在於：是不是「蔡副院長」批給了「蔡董事長」？特偵組的結案報告否定此說；但有目共睹的事實卻是，親手批定了TaiMed的「蔡副院長」，卸任後竟當了TaiMed所有相關公司的「蔡董事長」。於是，法律見解與社會視聽出現了矛盾。

本案雖然法律簽結，但國人要問的是：難道這是指出，在未來的政壇上，即可容許一位親批「宇昌案」的行政院副院長，毫無忌憚地在卸任後出任「宇昌公司」的董事長？在此，結案報告認為不涉犯罪的情事，卻與國人對政治道德及政風操守的期待出現了巨大的落差。

特偵組為蔡英文作出「切割」的手法，其主要的「證據」是：蔡英文係於九十六年八月間開始決定參與宇昌公司之投資，而《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之公布施行則係於九十六年七月四日，「其間尚有一定之間隔甚明」。也就是說，特偵組指蔡英文是在《新藥條例》公布實施一個月後始決定進入宇昌公司，因此就切割了「蔡副院長」與「蔡董事長」的聯結。這也許是嚴格的「法律見解」，卻也是可笑的「經驗法則」。

退一萬步言，即使「蔡副院長」在任內沒有為自己加入宇昌公司預作準備，但難道當蔡英文在決定出任董事長時，她竟不知這家宇昌公司就是她親手批定的那一家TaiMed？更竟然不知在道德倫理上應當迴避？正因如此，法律雖可結案，但在政治道德及政風操守上，國人當然可以對本案的人物節操有更高的要求，而蔡英文也必須為此一人格汙點承當起必然的社會質疑。

再者，在結案報告中，處處可見「辦皮不辦骨」的痕跡。例如，特偵組說，蔡家資金都是自有資金，款項也都如期如數匯入指定投資帳戶，並無「中飽私囊」或涉及不法的情形。但是，宇昌公司自始至終的操作重點，都不在侵吞公帑，而在運用權力的槓桿取得生技產業的卡位特權。這點，無論是特偵組未對準偵辦方向或自我限縮偵辦範圍，都難消釋社會大眾之疑。

再說，蔡家帳目無中飽私囊情事，也不能反證內閣官員決策或行事沒有違規濫權或徇私苟且。例如，二○○七年二月，何美玥在尚未取得國發基金主委身分前，即以政務委員身分發函請行政院同意國發基金投資TaiMed兩千萬美元；又在宇昌公司尚未正式成立，即催促國發基金撥款。政務官這種作法，就算不是故意包庇或圖利，能說沒有越權及擅權嗎？這些疑問，恐怕尚待監察院的調查報告給出答案。

其實，若不是後來遇上政黨輪替，國發基金若干撥款及時警覺叫停，未再繼續砸下重金；加上蔡英文意外出任民進黨主席，不得不辭去宇昌董事長之職，並促其家族出售宇昌股份獲利了結；今天特偵組偵辦此案，恐怕不可能用如此輕鬆的姿態以「查無不法」結案吧？

特偵組在去年十二月大選期間，「為期保全相關證據」，發動調查此案，顯示不受政治現實的拘束，值得肯定；但竟遲至今年七月始傳訊蔡英文及蘇貞昌等人，又對相關人等全無防止串供的強制處分，則顯然是眼看著必然「流案」，根本沒有劍及屨及的偵辦意志。如今，國人應當尊重特偵組作出簽結的職權，但當然也可對這一份「辦皮不辦骨」的結案報告表示質疑。

雖然已經簽結，但我們仍要主張：未來政壇上，絕不容許再發生「蔡副院長」批給「蔡董事長」的情事。即使特偵組認為「未發現有人涉嫌犯罪」，但在政治道德及政風操守上，國人應當不會鼓勵、贊成，及容許這樣的情事在以後繼續發生。

蔡英文應是唯一及最後一個出現這種行為的行政院副院長，下不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