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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駐台代表齋藤正樹公開發表「台灣地位未定論」，這當然不是他事後所謂的「個人見解」能夠緩解的；外交部的「表示遺憾及嚴正抗議」也是色厲內荏，若命其離境換人亦在情理之中。
台灣從來就不曾有地位問題。日本於一八九五年以馬關條約強行割據台灣，但後來對日抗戰，國民政府宣布廢止對日一切條約；而後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簽署降書，都一再確定台灣的歸還。因此，所謂「台灣光復」無論就法律或歷史而言，皆毫無任何疑義。
不過，當我們為了「台灣地位未定論」而譴責日本時，不能不知道戰後的日本，在本質上只是美國的從屬，真正的主宰則是美國；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原是美國一度想炮製的東西，後已知難而退，日本所扮演的只不過是美國的反舌鳥而已。
美國對台，溯自十九世紀起即念茲在茲，從未或忘，儘管它的許多圖謀並未成真，但初衷不變，總是隨著情勢的發展而做著調整。戰後台灣光復，但緊接著國民政府在大陸失敗、韓戰爆發，美國的企圖遂又有了機會；杜魯門在派遣第七艦隊的文告中，即曾楬櫫台灣地位未定的說法。美軍駐日司令部更曾表示過要透過台灣地位未定這種說法，藉著對日和約，而將台灣置於美國或聯合國託管下；因而，美國為了炮製「台灣地位未定論」，以蘇俄不承認國府為藉口，將兩岸排除在外，導演了一場「舊金山和約」。由於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需要美國的支援，遂低調處理，但此後舊金山和約即屢屢成為「未定論」的張本。
因此，當人們在譴責日本官員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時，不能只是選擇性的拿日本當箭靶，而更應深入探討它的時代脈絡。歸納起來，我們可說：
一、就歷史脈絡而言：「台灣地位未定論」乃是美國介入中國內政，企圖以「超法律」實力為後盾的「舊金山和約」，凌駕「開羅宣言」等一系列法律文件的炮製手法；企圖透過「台灣地位未定論」，形成政治操作空間，故是一種帝國霸權主義的餘緒。例如，後來美日「二加二會議」將台灣納入「周邊有事」之範圍，即由此而延伸出來。
二、就時代意義而言：美國模糊化開羅宣言等一系列國際條約文件，炮製出「舊金山和約」，將台灣納為保護，固然使得台灣得以維持住與中國分離的「現狀」，但台灣內部也因而出現「台獨」與「獨台」這兩種發展。齋藤風波後，藍營還有立委表示「他其實是在幫台灣利益講話」，所反映的即是國民黨內不少人早已內化了的心態。
三、就意識形態而言：二戰之後，美國始終將台灣視為是它的「戰利品」，可以任意支配，美國自認擁有超法律的支配權，要把「戰利品」給誰皆可；美國將琉球群島連釣魚台列嶼一併「給」予日本即是例證。「台灣地位未定論」其實也是一方面牽制中國，另方面又對國民政府統治合法性故示模糊的某種操控；五○年代美國曾企圖在台導演軍事政變，以及宣揚「外來政權論」，都是「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延長。
因此，齋藤代表在兩岸開始良性互動、已漸有可能解決爭端的此刻，再提「台灣地位未定論」，恐怕不是「個人意見」所能解釋；難道想要倒撥時鐘，挑激兩岸之間的矛盾對立？
正基於此，政府當局不能只做一番表態即讓事情過去，而是應該對整個「台灣地位未定論」重做回顧及嚴正駁斥，並對國家立場提出願景。齋藤的發言只是插曲，那個縈繞台灣上空，始終企圖干涉內政及炮製仇恨對立，有如章魚般無所不在的幽靈，才是我們要警惕並防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