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孫驍驥

　　Chindia(中印度)的說法已存在一段時間了，但國內似乎並沒多少人提起過。想來是件憾事。幾年前，《商業周刊》撰稿人皮特·恩加迪奧(Pete Engardio)在一本書裏探討中國和印度的共同崛起，這本書的書名就叫《Chindia》。它來源於中國(China)和印度(India)這兩個英文單詞的糅合。但“中印度”一詞並不代表著中國和印度將在經濟上聯手崛起，相反，我透過這個詞觀察到的，是中國和印度間存在的巨大差距。這種差距，意味著在不遠的未來印度經濟對中國的超越。

　　在中印間做出浮泛的比較，人們大概會得出以下的相同與不同之處：兩國都是第三世界國家，都有很高的經濟增長率，都有龐大的勞動力市場……諸如此類皆可算作相同之處;而不同之處則在於政府的結構以及社會文化等等。這或許是不少人的見解。然而，只要對於當代印度的政治經濟情況稍作探究，不難發現這兩個發展中國家的差異遠遠大於相同之處，它決定了兩國在未來的經濟走向會有天淵之別。這種差距，是經濟發展模式的差距。

　　恩加迪奧在書中提及，中印兩國之間有著極為不同的“商業文化”。在中國，生意人十分強調所謂“關系”，一個中國商人經營規模所能達到的高度，基本取決於他培植的“關系”所能達到的高度。而在印度，培養政商兩界人際關系的重要性固然不可忽視，但對於那些富有創見的技術研發者和企業管理者來說，他們獲得成功的可能性比他們中國的同行更大。在印度，“關系”並不是商業上成功的唯一因素，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很次要的因素，相反，創新能力、研發能力、現代企業管理理念才是印度商業文化中的主流。

　　商業文化上的差異，背後其實隱含著經濟增長模式的差異。眾所周知，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政府推動，其中，政府控制的國有企業和銀行占有絕對優勢。在政府的強勢幹預下，資本與勞動力的流動量非常大，能夠通過行政手段被迅速“聚集”起來。因此，國有經濟顯得很“強勢”，這也讓中國經濟呈現出了表象上的“繁榮”。而印度的經濟增長並不依靠國有企業和政府助推，因此表面上或許並不光鮮亮麗。相反，中小私營企業是印度經濟的主流，而在這些私營企業中，很顯著的一部分在從事軟件研發、創新科技以及服務行業。這些企業不可能像中國的企業那樣，依靠與政府的關系拿到低額貸款或者依靠政府力量擠掉競爭對手，它們的生存和發展，只可能建立在高質量的產品服務以及低廉的價格競爭力上。

　　有人如此總結印度企業在商業上成功的因素：low-cost，high-IQ。即低成本加高智商。我認為這個說法十分貼切。勞動力成本低，這原本是中印共同的優勢。但中國僅僅在低勞動力成本上原地踏步，印度企業卻在利用其低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同時，想方設法讓這個價格優勢擠進了全球的“創新產業鏈”。他們通過培養大量專業的研發人才，把單純的價格優勢轉換成了研發和技術上的智力優勢，而不是像他們的中國近鄰那樣，僅滿足於制造業的“人海戰術”，徹頭徹尾的低成本加低智商。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印度的“IQ”相當高。

　　當然，中國的企業表面上也講“創新”，可惜大部分是表演給領導看的政績工程。印度人講創新，並不是為了做給任何人看，而是為了現實的原因：企業需要生存、壯大。實際上，直至上世紀90年代以前，印度政府對經濟的管制是比較嚴苛的，資本、技術的流通均受到嚴格的法規限制，因而傳統的經營領域盈利比較困難。為追求利潤，不少印度企業漸漸開始從事成本更為低廉的軟件開發行業。隨著印度政府90年代以來對工商業的徹底“松綁”，印度的軟件開發和創新產業這些年來更是呈現出井噴式的發展。大量印度頂尖的IT人才去到美國矽穀工作，而很多印度本地的IT企業更是承包了美國大公司的軟件工程業務。印度軟件工程師出色的業務水平和低價格優勢，讓美國的不少軟件工程師面臨失業窘境。2003年的時候，美國政府甚至迫於輿論壓力強制取消了一項與印度之間價值上千萬美元的IT外包合同。

　　這便是差距。當人們還在談論中國沿海裝配車間的民工令大量美國的制造業工人下崗時，印度的創新科技卻實實在在造成了矽穀軟件工程師們對自己飯碗的擔憂。據說，十年前班加羅爾的軟件工程師數量就已經超過了美國矽穀，並且質量也一點不輸給對方。在這些人當中，有不少其實是在美國的計算機公司工作過的IT業界精英，而且，他們很多是畢業於印度國內的大學。這再一次和中國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中國的學生一旦在美國留學、工作，不論是軟件工程還是其他專業，頭等大事是拿綠卡，辦移民。回國?那是最不理想的選擇。

　　然而，印度的商業人才相當一部分選擇回到印度開展事業，並不是因為他們愛國主義教育做得好，而是因為，這些人在印度也看見了成功的機會。此外，由印度高校輸送出的人才一旦取得成就，他們又將在經濟上和智力上反哺他們畢業的印度院校——通過校友捐贈機制。例如，培養了眾多軟件人才的印度工程學院(IIT)，雖然它是由尼赫魯時代的印度政府創辦，但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學校早就不依靠政府撥款，而是和歐美的學府一樣，主要依靠校友捐贈。在印度，像是IIT這樣優秀的高校還有不少。獨立的辦學理念和現代捐贈機制在這裏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大學培養的優秀人才反哺地方經濟和學校教育，而更好的經濟景氣與教學經費意味著培養出更多優秀的人才。

　　至此，總結一句，印度的成功源於其符合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經濟增長模式。政府對經濟的幹預減到最小，私人企業的創造性得以充分發揮，由是產生了鼓勵創新的商業文化。更至關重要的是，高質量的大學教育為這一切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高質量的人才。

　　數據顯示，到2020年，印度人口將超過14億，其中有47%的人年齡在15至59歲，超過現在35%左右的比例。換句話說，八年後的印度，處於工作年齡人的會比現在更多，勞動力資源更豐富。並且，這當中不乏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在跨國公司工作的經驗，深諳現代商業規則的優秀人才。反觀中國，八年之後，我並不期待其經濟增長模式會發生質的變化。此外，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進一步加劇，使得工作適齡人口大幅減少，過去引以為傲的勞動力優勢不複存在，而優秀人才的不斷流失，會讓本數量上就短缺的國內勞動力在素質上更加惡化。一言以蔽，印度的經濟正處於厚積薄發的壯年，而中國經濟已是未老先衰、暮氣橫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