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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0 12:53:00瀏覽42｜回應0｜推薦0 | |
| 黃梨洲於《明夷待訪錄》曾言：「有明之無善政，自高皇帝廢相始」，此可謂對明代政制之缺陷作了極恰當的批評。事實上，明自太祖以後，中國政制即出現了不一樣的變化，打破了秦漢以降的傳統，而此破傳統的行為正是廢宰相。 太祖繼位後，初時仍有宰相的設置，胡惟庸乃當時宰相。然而，及後發現其有異心，欲取太祖而代之，太祖遂將其及相關人等一律處死，此事牽連甚廣，史稱「胡惟庸案」。此案的出現，固是反映著傳統相權和皇權的對立關係，但更重要是這案令太祖開始不再相信宰相。 這是否和太祖過度猜疑忌臣的心態有關？某程度上可言是，可是，就歷朝歷史論之，縱使君主真的對臣下猜疑忌諱，因宰相事務之繁，君主一人之無力完全處理，其忌諱始終無力化成對宰相的廢除，而只可構成對相權的抑制，漢武帝即為一例。 但觀乎明太祖，胡惟庸案後，他即將政直接歸六部，以後任何奏摺不需再經宰相，直由六部予皇帝，而皇帝許可即直接發還六部執行。皇帝幾乎成為國家最高決策人，而又無人可分擔其職務，這是需要何等有魄力的皇帝方可做到。黃仁宇謂明太祖是魄力大得驚人的皇帝，實非虛言。 不過，明太祖魄力大是一事，其子孫是否具如此魄力又是另一事，況且，由皇帝為最高決策而無相加以制衡，專制的機會也大大提高，唐代三省尚有開明的一面，至明可謂完全失其特色，極端的君主專制、獨裁由可能成為真實。由此，亦可見部份史學家言中國有君主專制之不虛。 這可再用數語言之。近人曾說中國的歷史非一君主專制的歷史，但如同筆者於之前的簡要所分析，中國歷代政制就本質上是專制的。所謂本質，是指皇帝有可能專制，此和事實有無專制是不同的，後者是另一事。有史家試圖舉出唐三省之制皇權、漢武之尊董子公孫弘為中國君主無專制之例證，顯是混淆了兩層之別，其論證亦自有不當。中國歷朝政制，就中央制度論，只能如牟宗三所言，是「開明專制」，它的落實可以開明，本質卻有令皇帝專制的可能。 如是者，專制於古中國是可能的，只是由於儒家思想的濃厚，造成歷來皆對知識分子、忠臣、學者等有一尊敬，即使是身居全國最高位的皇帝，也不願對這群人作無理的打壓，否則將造成天下人的不服。這是出於政治考慮，也是學術意識形態對皇權的無形限制。但無論如何，可謂是制度自身無力管制君主，使其有可能專制；但儒學及民間輿論卻無形地限制了皇帝，使專制之制度落實時有開明的痕跡，「開明專制」即從此說。 回到明太祖，之所以說他令專制由可能成為真實，是他一方面完全徹銷了歷代對君主的限制－宰相制，而徹銷又從胡的謀反而來，儒者及人民無抗拒之由，此為其高妙處。一方面他又對《孟子》進行刪減，除去革命一等節，削弱儒學及民間輿論對君權的無形制衡，高唱忠君之論。而其對大臣廷杖，使士人無心政治，在朝官員名聲朝不保夕，自不和皇帝作對。這一切全是一步步掃清對君主之制約，君主無所制，獨裁專制自極能由可能成真實。 既獨裁專制可成真實，中國自然是有君主專制，但這只就明清兩代言，卻不得謂整部國史全是君主專制獨裁的歷史，因如此說乃完全置國史之開明性質於不顧，此已有違史實。 明太祖政下六部，又置都察院，掌監察；大理寺，負責最後的案件判決，為最高司法機關，而六部各有一長官，遇有大事亦會互相議論。這是太祖廢相後的情況。然而，太祖亦感政事之繁雜，遂生設一官以助己之意。但這裡該要注意，此官的權必不可高至能和皇權對抗，而要其無此權，品秩上此官亦不能過高，這必是明太祖的考慮，否則其實可另立宰相，無必要多此一舉。 就是根據這想法，太祖立文淵、東閣、文華殿、武英殿等內閣大學士，大學士最初只是代皇帝書寫記事，儼如秘書，卻無議政的機會，品位亦低，及至明成祖始，大學士方可和皇帝議政，而後來，皇帝由於多不理政事，或魄力有限，大學士更負責提供政治建議（稱為票議），供皇帝參考，只需皇帝批紅。當時皇帝又多採其說，一時內閣猶如皇帝的代表，此亦是內閣大學士權力的高峰。內閣大學士又生出首輔制，為內閣之首，神宗張居正便是任內閣首輔，有著如同宰相的權力、氣派，即為一例。 於此，或有人已發現明內閣之得勢是有著問題的。首先，批紅權操於皇帝而大學士只是其秘書，一旦批紅權旁落，大學士如何自處，此為其一。其次，內閣首輔雖有宰相權，卻無宰相名。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民無所措手足」，可見名於中國傳統中更重於實，但大學士卻無宰相名而做宰相事，品位又不高，不少品位比其高的官固不會受其差使，品位比其低的也未必同意內閣首輔，結果，行政上，內閣首輔面對著極大的困難。其三，首輔之權既如此之大，必為內閣大學士所欲所爭，有爭必有黨派勢力形成，這亦是內閣的問題。 根據以上問題的進路，自見明之衰政原因。就第一問題，皇帝後來始不上朝，神宗更二十年不朝，皇帝久居深宮，內朝又以宦官最接近皇帝，皇帝於是以宦官代己理政。本來太祖曾立宦官及后妃不得干政鐵牌，成祖時卻因宦官之助其得位，對宦官極寵信，宣宗更教宦官讀書識字，宦官遂可並有能力干政。宦官掌批紅權，內閣大學士之所謂依皇命行事實化成依宦官旨意行事，凡事看宦官之鼻息而不可逆之，宦禍日烈，朝政腐敗。張居正依於宦官馮保才能推行改革便是因此。 再就第二問題，有名無實的行政困境令內閣大學士及首輔不可靠自身之威望處理行政事務，遂只好求借力量於外。一般外力有二，一為皇帝，二為有威望的品位高的大臣。但因明行君主獨裁，臣又必依君，君又不朝而以宦官作喉舌，結果，大學士只好和宦官聯合，間有合皇室后妃，這亦可解釋明之宦禍之烈及明何以有衰政。 最後，就第三問題，首輔的爭奪亦要有人支持方可爭奪成功，宦官自為各大學士巴結對象。 由於大學士及首輔各為不同理由巴結宦官，而宦官之所以如此被巴結，全因其有批紅權，其權又源於太祖廢相，皇帝獨尊而來，黃梨洲一語之道破，實具深意，不明明代政制流變，實難知其意義。 宦禍日烈，大學士爭權奪利，皇帝不朝，及至思宗，雖有意改變，卻因大錯已成，其才不足，明步入滅亡。 綜合言之，太祖廢相及內閣的建立雖可代宰相而達君王獨裁，可是，大權極易旁落之危已成，加上後來宦官之得勢、皇帝的平庸等，終促使明陷入滅亡。不過，雖然如此，內閣的議政風格仍有略近唐之三省議事堂議政，收集思廣益之效，可見其仍有歷史之傳承處。但其得之不及失，則明見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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