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研究王莽的學者，不能不首先問三個問題：一，究竟王莽是個什麼人，即王莽的生平及評價為何；二，新朝的建立為何，其有什麼政治措施；三，新朝何以快速地失敗，其失敗原因為何。此三個問題若能被解答，王莽一節的歷史即可被講得清楚。可惜的是，歷代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各有不同的意見，僅就王莽是一亂臣賊子，還是一社會改革家，此方面已有不同的爭論，不同之看法出現，終令王莽的歷史難以客觀的被講通。

本文於此亦無意圖完全回答此三問題，本文只是嘗試從三方面以說清新莽一代之歷史。此做法雖不能算是詳盡細緻之描述，但也必距史實不遠；再者，這種做法對初了解王莽歷史者有益，故本文用之。本文主要從（１）王莽篡漢成功之原因／背景（２）新朝之改革措施（３）新朝失敗之因及經過三方面以扼要刻劃出新朝歷史之大概。不過，在進入第一方面前，我們宜了解王莽之生平。

王莽是漢元帝皇后王政君之姪，其父兄於其幼年已去世，其孝敬母親及嫂子，且讀詩書，聲名漸播。此時王氏四兄弟（即王鳳、王音、王商、王根）因王政君為皇后的關係，相繼為大司馬輔政。王莽因對伯父王鳳極為恭敬，終使王鳳臨終時囑咐王政君照顧王莽。王莽在王政君之提攜下，先任黃門郎，繼而任射聲校尉，漢成帝綏和元年，王莽更升至大司馬輔政，至此漢室大權盡入王莽之手。哀帝死，平帝立，王葬被封「安漢公」，同時，其女兒亦成了皇后，王莽權力更大，終在公元五年，王莽毒死平帝而立孺子嬰，自任「假皇帝」，公元八年受禪於孺子嬰，篡漢自立，改國號新。王莽在任期間，曾進行一連串改革，惜最終失敗，民變四起，王莽終死於民變軍之手，新朝僅十六年而亡（公元九－廿三年）。

以上是王莽生平之簡介，不難發現，其得勢篡位之步驟和後來之楊堅十分相似，先取得朝中人士之信任，繼而安立自己之女兒為皇后，再廢帝而立幼主，再而受禪篡位以自立。只是楊堅乃承其父楊忠之隨國公爵位以得勢，王莽則承王政君之提攜而起；又宣帝早死，楊堅不用出廢帝另立之一步；王莽則需之。此乃二耆之異，但就其大體言之，則極為近似，此層斷無可疑。

生平已述，以下即可進入第一部份，即王莽篡漢成功之原因／背景，要分析之，我們可從數方面理解。
 
首先，王莽之所以能篡漢乃在於其能任西漢之大司馬，而其能任大司馬，則源於西漢末王氏之得勢。西漢自成帝以來，朝政為外戚王氏所把持，王氏四兄弟先後因其和太后王政君的關係，繼而任大司馬輔政，王莽得此祖蔭（即王氏之在政治得勢），又因王鳳而得王政君之信任，終能獨攬大權，繼而篡漢自立。此為第一原因。

其三，是民生日困。西漢末年，土地盡入地主之手，土地兼併劇烈，大量自耕農淪為佃農，甚或賣身為奴以謀生計，貧富懸殊嚴重，民生困苦。王莽乘機損私產以救濟貧民，使人民更感王莽之好，此亦有助王之事成而西漢之衰亡。

其四，王莽憧得取得宗室及士人之歡心，故能成功。王莽任大司馬及安漢公期間，曾大封宗室及功臣遺裔，以籠絡人心；又士人當時最欲讀書，繼而入朝為官，王莽擴充京師太學，增加五經博士名額，於郡國縣邑廣置學校等，這些措施皆能吸納當時士人之支持，士人、宗室既站在王莽一邊，西漢自不能不被篡。

其五，乃五德終始說盛行。如上述，漢末士人多受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說及讓國論影響（源於董子的混合思想體系），認為漢德已衰，王莽乘機偽造符瑞，又用自然現象附會政治（此即以今文家之擅長－災異示警加害西漢之政權，西漢用今文家，即董子一派學者，本欲鞏固政權，此刻卻得如此下場，此又是歷史上一次unexpected consequence) ，利用「漢德已衰，新聖將興」之說，以新聖人自居，為自己製造篡漢時機，五德終始之盛，無疑也是王莽成功篡位之因。

當然，以上列出之原因又可作進一步之分析。第一、三及五屬於客觀環境因素，用俗語言之，即屬時勢造就英雄的部份。第二及四則明顯是王莽主觀的創造，屬英雄造時勢之部份。不過，此說又不能過於拘泥，畢竟有環境，仍需要當事人去利用才能使這環境有利於己；有創造，也需要環境之配合才可使創造有利於己，王莽篡漢，究是時勢造就之？還是其創造時勢有利於己？此實是兩面也可說得之問題，讀者實在不必刻意爭拗。

王莽篡位的原因大致如此，而隨著王莽篡漢，新朝終於建立，國都則仍是西漢之舊都長安，此時已改稱常安。又如上所述，前一代解決不了的歷史挑戰，其將成為下一代必須面對之歷史挑戰，西漢既未對政治及經濟等問題加以處理，因而被王莽利用以傾覆，王莽篡位後，其自需對這些問題逐一予以回應，其各個回應，即是新朝的各項改革政策，以下即進入第二部份，對新朝改革措施之內容的論述。

新朝自王莽於初始元年（即公元八年）得國以後，於建國元年（即公元九年）開始，即進行了一連串大規模的改革，大要言之，可從政治、經濟、社會、學術四方面分析。

首先，在政治方面，其重要措施有四。第一是仿照周代的封建制度，改諸侯王號為「公」，又把四夷君長降為侯（此也和外交有關，不盡純是政治方面之事）。第二是依《禹貢》分天下為九州，設六服，每服一千八百諸侯，合成萬國。第三是恢復巡狩之制，並依時舉行郊祀等古禮。第四是依照《周禮》，更定官制之名稱，恢復百官古時之名稱，如大司馬更名為羲和、郡守為大尹、縣令為宰等。

其次，在經濟方面，其重要措施有六。第一是廢除土地私有制，而將全國土地收歸國有，施行土地公有制。全國土地一律稱為王田。八家佔田超過一井，需把其餘的田地分予其他家庭，土地不得自由買賣。第二是於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及成都設五均官，以平抑物價，防止商人囤積居奇以謀取暴利。第三，把鹽、鐵、酒、山林川澤、錢布銅冶及五均賒貸（統稱六筦）收歸國營，防止豪強持此而謀利。第四是改革幣制，廢除西漢所使用的五銖錢，而另立金、銀、 龜、貝、錢、布六種，共二十八品貨幣；又嚴禁人民進行私人鑄錢。第五，免息貸款與人民辦理祭祀喪葬，又以低息貸款給人民，經營生產。

其三，在社會民生方面，其重要措施有二。第一是改奴婢為私屬，不得買賣，且限制每家奴婢數額。第二是徵收荒地稅，無業者每年納布一匹，或強迫服役，鼓勵勞動。

其四，學術方面，王莽重用古文家劉歆，從古文經的詮釋中建立新朝政權合法性的思想根據（西漢武帝以董仲舒建立統一的國家意識型態，其實即是用今文經的詮釋證立西漢政權之合法性，王莽既推翻西漢，其自不用今文，故改用古文證立新莽的政權合法性）。另外，他又把古文經納於學宮，打破西漢以來只有今文經才可入學官之慣例。他分別立了周官、春秋左氏傳、毛詩、逸禮、古文尚書五個古文經學的博士於學官。

綜觀四方面之改革措施，又再看看上文所述西漢末年留下的問題，我們不難發現其每一措施皆是針對某一問題而發（除了政治上的刻意復古不然外）。以經濟方面言之，西漢末留下的問題是「如何消解貧富懸殊？」、「如何消除（至少是壓制）土地兼併？」，王莽即提出五均六筦、王田制以解決。又貨幣在古代常被人視為和貧富懸殊之形成有關（見錢穆《國史大綱》），故改革幣制一項，也可視為王莽對第一問題之回應。再就社會民生言之（此層其實也是由經濟一層所生，故上文言人口販賣為一西漢留下之經濟方面之問題，此說沒問題，只是更準確地說則應謂其為一社會民生問題），西漢留下之問題為「如何控制人口大量販賣？」，王莽則以改奴婢為私屬及限制奴婢人數回應之。其回應所得出的結果或不如王莽原本所想，但至少可以肯定王莽的新政決非無的放矢，而是針對歷史之挑戰而來，而何以他要針對歷史之挑戰提出各項政策？很簡單，他求其新建的朝代長洽而久安。

至於學術方面，有些人或不明學術上所謂今古文之爭，於此宜先略說一下。所謂今古文之分野及爭論，其事乃和秦火有關。秦自始皇焚書以後，《詩》、《書》等經書早已不存於民間，而只存於官府。及後又有項羽焚燒秦咸陽，火燒三月而不息，經書更是燒燬剩盡了。有謂項羽之火燒咸陽乃中國文化上一大酷劫，由此可見經書經項羽一焚後所遭受之散佚損毀是何等之大。西漢初興，漢高祖為長治計，先有叔孫通定朝儀，儒學稍興；惠帝時又廢挾書令，文帝更獎勵獻書，儒學漸盛。此時有一秦故博士，名伏生，能記誦儒經之原文，景帝遂遣晁錯跟伏生學《書經》，用口耳相傳之法，由伏生口授，晁錯用隸書筆錄寫成，得《書經》。後來此法又用在求《詩》、《易》、《禮》及《春秋》上，皆用隸書寫成，故稱「今文經」。武帝即位，一方面獨尊儒術，一方面則設五經博士，此時五經博士（共十四人）所習的經，一律用隸書寫成，今文經，因而成為當時士子為學入官的必習之書（漢武時《春秋》只有《公羊傳》立於學官，至漢宣則《穀梁傳》亦立於學官）。可是，隨著魯恭王拆毀孔子故居，在其牆壁獲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等書，情況又有不同。這些書籍多用大篆寫成，而非隸書，稱「古文經」。因今文經先立於學官，成為官方取仕之標準，古文經一直只是在野，而未成為在朝的正統經學。武帝一朝就曾為是否立古文經入學官而產生極大的爭論，所謂今古文之爭，即是此。惜乎最後武帝仍重今文經，故今文經可謂西漢一朝之思想學術依據。下迄王莽，其取漢祚而代之，其自不能再用今文經，於是遂用古文。此其實仍是今古文之爭之延續，必明今古文之爭之由來，方能明白王莽立古文於學官的意義，故於此略作一補充，望讀者能明白當中內容。

當然，讀者若細心觀察，必覺得此為一政治爭論，多於一學術爭論，錢穆在《國學概論》曾指出今古文之爭：「其實則爭利祿．．．．．．非真學術之爭也。」，由此當可見今古文之爭之意義為何了。

回到王莽的措施上，學術方面的措施雖不是直接針對五德終始說及讓國論，但卻是源於西漢今古文之爭而發，藉以提高古文經，制抑今文經，而又只有今文經生之思想會雜有陰陽家用災異示警、用自然現象講國之興衰的成分，如是，很顯明，繞一個圈仍是解答西漢末年之學術問題。

至於政治上，其措施似不是針對外戚問題，這也不難明白，因他正是用外戚之身分得國，不過，何以他要刻意復古呢？這也有跡可尋。在《論西漢（三）》中，筆者曾說士人習五經為官無法成為一出色的政治人才，五經能使士人察覺當時之社會經濟問題，卻無以作出合適的技術性處理，只懂一昧恢復儒書中的古制，或以儒書中的古制為藍本，調和折中以應付現實的困難處境。王莽歷經五經之薰陶，自不能擺脫此問題，只是其更極端，要把百官之名亦要依據《周禮》，連調和折中也不作罷了。不過，此實源自西漢選仕制度生出的流弊，非只是王莽個人平空而起。

再歸納一下，王莽之各項措施，或源自對西漢末問題之回應，或受著西漢末的問題影響，因而產生，其絕不是由來無自，平空而起則一也。

可是，其針對西漢末年之問題而提出是一事，其能否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又是另一事，新莽之速亡，證明新政無法處理西漢末之問題而無弊，以下即進入第三部份，新朝失敗之因及經過的論述。
 
新朝失敗之因眾多，但大約分類，可分成（１）政策本身的問題；（２）政策施行的問題；（３）王莽個人的問題；（４）其他客觀環境因素四種。又（１）和（２）皆是一政策無法對應／解決一問題之因，尤為重要。以下將續一論述。

再就（２）言之，王莽各項新政（指能針對實際情況的各種政策）在施行時未免推行過急，改革前未有周詳推行計劃，以致政令紛繁，朝令夕改，甚或前後矛盾，人民無所適從。又王莽未能重視用人，其僅留意於法制（此點近似後來的王安石），未能整飾吏治，故貪官污吏借行新政而舞弊營私，民生困苦。多次改革幣制， 貨幣種類繁多，導致通貨膨脹，物賤錢貴；又以嚴刑強制執行，人民反感 。其他措施如改奴婢為私屬、五均賒貸等，也嚴重損害豪強富戶的既得利益，引起既得利益者之反對。政策之施行不得其法，使原本針對各個問題之政策，其效果出現偏差，因而不利於新朝。

就（３）而言，王莽篡漢後，剛愎自用，凡事獨斷獨行，不納異議，臣下僅能敷衍，不敢明言新政之失，新政無法得被修正。又王莽見國內新法漸失敗，不惜對外用兵，藉以轉移國人的視線，對外用兵之失敗，亦加快新政之失敗，而事亦出於王莽本身。

就（４）而言， 王莽後期，中國東部及中部發生荒旱，民亂四起，新朝無法救治，遂告失敗。

又若再綜合新政內容及上述西漢末三問題作一分析，政治上各措施全無與之相關的對應（此亦暗示外戚問題將下落為下一朝代需面對之問題）；經濟上五均六筦、王田制、改革貨幣等，雖可對應問題，卻生出其他問題，如既得利益者反對、人多地少等；學術上似可對治，但帶來的益處不多。在失多得少之下，其自不能維持而失敗。

錢穆《國史大綱》總結新莽之失敗，原因有三：一，過於泥古；二，失之太驟；；三，未能用人，此亦宜也。大體新政之失原由在此，而隨著新政的失敗，新朝也告滅亡，新政失敗之因，不能不謂也是新朝失敗之因。

最後約略交待新朝滅亡的經過，新法使各方極度不滿，尤以改革幣制，令人民財產變相貶值，人民於是反抗，時有赤眉及綠林兵，皆農民軍也，劉秀及劉玄亦以漢宗室之後的名義起兵（劉秀為綠林軍成員），王莽派兵四十餘萬討之（時劉秀僅以二萬兵抵之，綠林兵全數共十餘萬），王、劉戰於昆陽，劉勝而王莽之軍隊敗北（昆陽之戰乃一中國史上以少勝強的戰爭），王莽不久被殺，新朝至此滅亡，共十六年。

歷來對王莽之評價皆是不一的，《漢書》視王莽為亂臣賊子，其也不把王莽列入本紀中。此可說是中國傳統歷史對王莽的印象。下至民國及近代，有人替王莽翻案，謂其是一社會改革家（見胡適《井田辨》、呂思勉前引書及柏陽《中國人史綱》），是一「國家社會主義」者（錢穆前引書），可是，錢穆等人同時認為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的政治」（前引書），黃仁宇也言：「他盡信中國古典，真的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中國大歷史》），王莽之弊自不可掩。筆者認為，對於王莽，不可過份推尊，也不可過份貶抑，錢穆之評或更近是。

新朝滅亡後，繼之而立的王朝是東漢，但如上所述，外戚及土地問題在新朝是未被解決的，此將成為東漢必須面對的問題，東漢史事之發展無不因之而起，讀者宜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