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自光武中興及明章之治後，其國勢基本上已漸走下坡，故我們可謂東漢之盛世僅限於光武、明、章諸帝時期。下自和帝起，君主多壽夭，政治日趨腐敗，其中外戚及宦官之相爭更是東漢衰亡史中之一大節目，姑細說如下。

外戚及宦官何以相爭？其為什麼而爭？這兩個問題若要了解，還是要從外戚及宦官各自得勢的因由說起。外戚早於西漢初年已有得勢之象，高祖歿，諸呂專權，呂產、呂祿即是以外戚之身份左右朝政。下至武帝時，因其雄才大略而不欲外朝宰相阻礙的心態，遂加重內朝官之權力，先後用尚書及中書（史公司馬遷曾任中書令），內朝權重，間接即皇權高漲，一切全由皇帝決策。此在武帝在位時問題仍不大，可是，武帝卒，繼位之昭帝年少，問題生焉，皇權旁落至內朝之首手上，霍光於是以大司馬大將軍（內朝首領）之身份攝政，甚至干預君主之廢立（以淫亂之名廢昌邑王而立宣帝），王莽更是以外戚的身份篡漢自立，改國號為新。西漢自立國至滅亡，外戚基本上已能進入政洽權力的中心，而尤以西漢末年時最盛也。

新朝初建，外戚問題（和內朝權重的問題相連繫）沒被理會，至光武中興及明章之治時，光武雖有不用陰興輔明帝之政之舉，明帝亦有殺陰豐之事，可是，其只是就個別的事態上用心，卻未曾從根本的制度上想制衡的方法。光武更是加重及擴大尚書台的職務，而不知內朝權重實是外戚易於把權弄政之關鍵（此中理由可如此解釋：內朝乃直接依皇帝的意見辦事的，若君主年幼，君主根本無任何卓越的政治意見，在上者無意見，政事如何得處理？於是遂由內朝首領之意見為君主之意見，皇權於此旁落，外戚於此得勢，外戚問題於此和內朝權重問題連成一氣）。終至章帝時，防限一鬆，馬竇二氏相繼專權。章帝仍非夭壽者，外戚專權還沒引致大困難，但和帝以後，君主多短命（東漢自和帝以後共十個重帝沖齡即位，短命而死），新君年幼即位，母后臨朝，母后多不明政事之處理（古代女性甚少讀書），援引外戚以助之，外戚因而得以專權輔政，自此，問題即大了。

以上大致是外戚進入政治中心之大概，歸其源頭，實始於西漢。至於宦官（宦官初為皇帝之家奴，不涉政事，至西漢武帝時，有用司馬遷為中書令，但終西漢一代，宦官仍未有很大的政治權力，此況至東漢才有明顯的轉變）如何進入政治權力之中心，則和皇帝長大後欲復仇奪權有關。外戚在皇帝初即位時，屢對皇帝之意見加以打擊，其所依乃皇太后之臨朝。可是，隨著皇帝之長大成年，母后仍需歸政於皇帝（外戚亦日漸失其權力上之依靠），而外戚則因多與皇帝衝突，禁制皇帝的意見（此也是皇權被限之一表現），皇帝積久遂欲恃機反制外戚，於是有所謂復仇及奪權之計。復仇及奪權，仔細言之，即皇帝奪取外戚權力，且向外戚報復的一逢串運動。可是，問題是，剛成年的皇帝依據什麼權力以剷除外戚？此時，外朝早已為外戚所制（早自西漢武帝大司馬大將軍已凌駕外朝宰相），朝中根本無力可依以剷除外戚，皇帝唯一可用者，乃日常照顧自己起居之宦官，於是，順理成章，宦官遂成為皇帝復仇所依的唯一希望。

此情況有點像清康熙聯合少年勇士智擒鰲拜（康熙也是在無力中培養勢力以擊大敵），但更重要是，宦官、少年勇士皆和皇帝日益相處，為皇帝之知心心腹，其只會盡忠為皇帝效命，卻不敢背叛以自立，此原因下，皇帝認為宦官更是可靠，對他們予以大信任，以之剷除外戚，宦官在皇帝（即皇權）之支持下，得以進入政治權力之中心，而其入乃為了助長大了的皇帝奪外戚之權，外戚乃既得利益者，宦官則代表皇帝以奪其權益，戚宦於此遂相爭矣。

不過，讀者或會有一疑問：「內朝的設立不是為了提高皇權，或令皇權更得以充分運用嗎？何以至和帝以後，其反成為制削皇權的機構？」，此問題是一好問題，正見歷史之轉變處。賈誼論秦之亡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勢是會變異的，內朝是助成皇權還是制削皇權也是一樣，內朝之原初設置本為助成皇權，此乃無可疑者，可是，隨著時日之推移，外戚得勢，而君主年幼，內朝之權重變相即是外戚之權重，而外戚權重，其對年少君主漸多加禁制打擊，不予重視，內朝終變成削制皇權者，此乃勢異而令內朝之功能有轉變，此亦是歷史變遷之一跡，於此先說明（漢武帝及光武重用內朝而不知內朝日後反成為制皇權之機構，此又見一unexpected consequence）。

回到東漢戚宦相爭之論述上，戚宦相爭，其結果多是宦官取得成功，外戚被斥逐殆盡，皇帝正式掌握實權。此中原因，和中國自秦漢以來即建立了絕對的君主集權政體有關。君主之權力是絕對的，無人可對之違逆，此乃秦始皇以來即如是，外戚現在既和皇權（即君權）作對，又失去權力依據（因母后歸政），在中國傳統政治中，自不會有好下場，而宦官既有皇帝信任，又有皇權為其專權之依據，彼竭我盈，宦官及皇帝自易勝利了。

在析述黨錮之禍前，我們宜先了解一下當時之政治形勢，以便了解黨錮之禍。如上述，外戚因母后之臨朝而先得專權之機會，及至皇帝年長，利用宦官以殺外戚，戚宦因而相爭，宦官因有皇權支持，勝算多在其手中。可是，我們應問：外戚在和宦官鬥爭的過程中會否坐以待斃？當然不會。但其既沒有絕對的皇權支持，其究竟依據什麼能和絕對皇權對抗？於此，太學生即進入歷史舞台了。

早於先秦戰國時期，孟子及荀子即高揚士（中國傳統中士臣多統稱，大體士為在野，臣為在朝，但粗略言之，則士臣實為一體，皆是具有道德修養的君子，為臣者必為一士，一士亦有資格及條件為一臣，因此之故，孟荀高揚士，以及其有關臣的言論，皆可用在臣及士身上，於此先作呈清）的地位，士者，知識份子也，依孟、荀所言，士有責任對國君直言極諫，必要時士更可廢君另立。士權高於君權，此乃先秦儒家一直以來之思想（後來宋儒有以師道凌駕君道之說法，亦源於先秦儒）。及至秦始皇一統，君權高漲，至漢武時，儒者董仲舒只以天意窒君威（蕭公權語），於此卻未加闡述，此思想因而一直不傳。直到光武中興漢室，獨尊儒術，表彰名節，此時，太學生多以天下為己任，其欲以知識分子之身份改善社會國家，此想法一出，方令先秦儒之思想復燃。惜乎光武一面表彰氣節，一面沒有從法制上保障這群知識份子直言極諫的合法性。東漢初年，士人好直言極諫，好對人物作品評，好議論朝政得失，不畏強權（此時稱士人這一連串活動為「清議」），此風仍不帶來大問題，可是，至和帝以後，外戚及宦官相繼專政，問題便大了（太學生以打擊及批評社會上之惡勢力為務，外戚及宦官相繼專權，其自不斷為太學生批評可見，而宦官尤有皇權在背後支持，太學生卻無法制上之依據以保障，太學生一旦和宦官衝突，太學生必遭迫害及打壓而宦官必終得勢，一國之正義勢力，即匡正勢力漸消，國運遂不繼，而知識分子之悲劇下埸也由此立，凡此即為問題之大處也）。

又太學生重氣節之同時，其數目又不斷增加，順帝時，太學生已有三萬多人；太學生之品評清議又每影響察舉人才之結果（因察舉制以道德孝廉為選仕標準）；朝中每有大事，亦多徵詢太學生之意見，太學生儼如朝中的政治顧問（詳參錢穆《國史大綱》）。在數目上既多，政治上又有其地位，加上儒家思想傳統的扶持，終使太學生形成一股強而有力的勢力，足和朝中惡勢力相對抗。

可是，有人或問：「太學生勢力大而外戚欲以之抗宦官，這不表示太學生就會同意和外戚聯合，何以太學生會和外戚聯成一氣？」沒錯，只要太學生不同意，外戚是不可能和太學生聯合的。事實上，當外戚弄權時，太學生更不惜狠批外戚，其自不同意外戚的做事方式可見。可是，及至宦官得勢，其黨羽遍佈州郡，恃得皇帝之信任，對人民大加剝削（如佔奪民田等），此時，外戚相比之下，為惡之事較少（因其漸失勢），宦官成為頭等之惡勢力，太學生本於其自身平天下、改革社會之理想，於是將矛頭由外戚轉指向宦官。外戚剛好於是時要求和太學生聯合，太學生雖不滿外戚之行為，也持和外戚不同之理想（外戚之目的在保其政治實權，太學生則欲除去社會中之惡勢力），但卒和之聯手以抗宦官，其理由正在此。

此其實亦是外戚不坐以待斃之一法。不過，兩虎相鬥，必有一傷，在中國傳統政治中，皇權獨尊，外戚和皇帝對抗，失敗是必然的，他又聯上這麼多人一起作戰，結果牽連受傷者更多，黨錮之禍，其實就是兩次外戚援引士人以抗皇權失敗之事，且述二事於下：

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於桓帝時，太學生三萬餘人，以郭泰、賈彪為首，和太尉陳蕃、司隸校尉李 膺聯合，主持清議，攻擊宦官。 當時宦官黨羽佈滿州郡，李膺盡力制裁，宦官不滿。公元一六五年，李膺更先殺宦官張讓之弟張朔（為官貪殘），後定罪處死張成的兒子（張成教唆兒子殺人）。宦官遂上書誣告李膺與太學生結黨營私，誹謗朝政，結果李膺等二百多人皆被捕下獄，陳蕃亦因上書進諫而被免職。一年後，因竇武力爭，他們才被赦歸鄉里，卻禁錮終身，不許作官。

兩次黨錮之禍，同時即是東漢戚宦相爭之高峰。觀其影響，很顯然的，政治上，人才（在朝為正直大臣，在野為有志改革社會的太學生）被斥逐殆盡，國家再無人才可用，朝中政治全為宦官所把持，政治腐敗。地方上，宦官黨羽遍天下，剝削百姓日甚，終引至「黃巾之亂」，間接促成州郡割據之局面。學術上，太學生抗爭之失敗，間接表示先秦以來儒家思想（對士臣看法之一面）之不可行，儒家精神（入世的，改革社會的）為現實打擊，知識份子遂於儒家外求出路，下開避談政治，明哲保身，放任無為，清談莊老之風（此亦為中國思想史特有之慣例，中國人思想素有進則儒家，退則道家之傾向，現既不可進了，士人遂求一退路，故選道家而棄儒家）。

不過，太學生雖做事偏激，其對國家政權是否只有毒害而無利益呢？又其如此為情緒所牽動是否也有其理由？

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曾謂東漢之敗亡是因政權本身中了道德的毒害，意味著太學生之重名節道德，因而和宦官衝突，以致政治腐敗是東漢敗亡的主因。可是，此說有弊。觀乎太學生當初之意圖，其根本沒刻意和宦官對著幹（即為反對宦官而反對），其一心所想望者，實為改革社會，改革政治（此乃承儒家思想而來者，也為對國家政權有益的地方），只是宦官以一惡勢力之形式存在，太學生迫於無奈才和之抗爭。抗爭之果是人才盡逐，政治轉衰，但此豈是太學生重氣節，重道德而造成？與其謂此是太學生之罪，何不謂此是宦官之勢過強，皇權之過度獨尊，道德氣節拗不過邪惡之果？焉可反過來謂是太學生追求道德之罪（此處若深探之，即知此是儒家思想本身和中國傳統中君權為重之思想之衝突處，若謂太學生不該如此，此乃一批評儒家思想本身之不可行）？再者，太學生之過份感情用事，實源於宦官之過度橫行，呂思勉稱當時宦官之「兄弟姻親，佈滿州郡，競為暴虐」(見《白話本國史》），太學生代表地方人民，受壓迫過甚，對宦官大加批評，此乃情有可緣，非無理生事也。內藤湖南只由士人的負面、消極表現立論，此雖有理，但似不能對士人不滿的原意加以同情。此亦是其說之弊處（黃仁宇《中國大歷史》有近內藤之說，上述批評語同可用於黃說）。

不過，這裡則又進入另一問題：太學生雖直言極諫以求惡勢力之剷除，但最終卻因皇權支持宦官而得出被禁錮，不得為官之下場，此豈不表示中國傳統政治中正義乃不被保障，士人若求道德氣節，依孔孟之說以救世，其下場反成悲慘者？此乃一大問題所在，也為近人所未有見者。就儒家言，士當無私為國，挽狂瀾於既倒，可是，在現實中，秦漢以來卻從未用上任何方法以保障士人之直言極諫，士人一旦議政，得罪掌權者（和皇權相連之勢力），不是失去性命，就是永遠不得為官，漢董仲舒雖有「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語，可是，此實無異為日後士人、太學生之輓歌。一方面制度上無保障（就消極面言，既沒有言論自由之提出，就積極面言，也沒有一途徑使太學生的聲音直接足以上達以有效影響／改善政局），一方面傳統儒聖及皇帝（如光武）則提倡士人要為國為天下，此實無異把知識份子送上死路。又知識份子同時代表國家賴以興盛之力量（朝中官員及太學生皆是知識份子），知識份子被皇權徹底打壓摧毀，國家即無復希望（事實上，黨錮不久東漢即衰亡，由此可見）。由於儒家對士的看法和現實政治制度（又稱法制）之不配合，致令中國出現不少知識份子之悲劇，又致令不少朝代因之而亡。黨錮之禍，其所表現的歷史意義，正在此。

明儒黃梨洲《明夷待訪錄》曾提議把學校立入政治機構，以制度上的措置保士子，此方是救正之法（此法即從積極面上使學生聲音有效上達，卻不是從消極處打算），惜其提出時已距黨錮之禍千百年矣。

說了這麼多，無非是說，黨錮之禍之歷史意義，在使人見出傳統儒家思想和中國傳統現實政治之衝突矛盾處，這矛盾處，就東漢言，是滅亡關鍵；就國史總體言，是知識份子殉道悲劇所產生之源。後人有推崇儒學者，於此等處，最當認取，不能掩埋也。

由於黨錮之禍令人才盡失，政治腐敗。內政不堪，外治自不能維持，終至東漢漸漸步入衰亡之路，不可復返。